《白日之下》：補償社會缺失，重新追尋真相

　　近期香港電影最有話題的作品，除了早前討論到的《年少日記》之外，首數的肯定是《白日之下》。影片以香港護老院的新聞為藍本，講述紙媒的偵查記者深入院舍發掘護舍虐老及性侵問題。電影甫上映後，引來新聞界的討論，不論是抨擊影對記者偵查的再現仔細程度不足，亦或讚譽其重申新聞之重要及新聞工作者的倫理問題，編導及製作團隊均視為良性討論。

　　新聞的專業留待新聞界相關專業人士討論吧，我還是回到老本行討論電影。不少人拿《白日之下》與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編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來作比較，這比較無可厚非，皆因兩片都是以新聞工作者為敘事焦點，運用新聞揭發社會問題為故事骨幹。但事實上，兩片在敘事上還是有根本差異：《焦點追擊》是以編採組為敘事的核心行動者，因而可以把其歸類為「新聞編輯室戲劇」（newsroom drama），《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編輯室的成份，但是余香凝飾演的偵探記者曉琪獨自行動，偵查案件，看來更像是個偵探。

　　這類「記者作為偵探」的敘事手法並非新鮮，在歐美的犯罪小說中有大量類似作品，因而，觀眾會發現，比起描寫編採，《白日之下》更傾向呈現偵案過程。這實是類型及設定使然。記者與偵探會如此二化為一，皆因其特性相近：他們都對解謎感興趣──不論是罪案，還是社會鮮為人知的秘聞。

　　大體而言，這類「記者—偵探」故事可分成兩類，一類是記者作為有缺憾的主角，一類是記者作為無名無姓無面目的專業記者團隊中的一員。《白日之下》的曉琪無疑是前者，她如何急就章要報導新聞，如何情急之下出錢「買料」，這些都已經有人指出。如此角色能成為敘事驅動力，能引社會如此巨大的反應，一如歐美1990年代「記者—偵探」故事之大盛，實有其社會基礎及條件：大眾對媒體的信任日漸消逝，這在香港就更不用說了。如此，本地觀眾反而能透過以記者為本的犯罪電影，補償現實社會的缺失，並藉以重探如何批判地理解新聞與追尋真相之間的關係。

　　追尋真相的人不一定是完美無瑕的英雄，又或，英雄化新聞工作者往往是不少同類創作的問題。如此，《白日之下》的角色設定和──或更重要的──結局恰好可以讓觀眾批判地對了解新聞與追尋真相之間的關係：曉琪終於把新聞報導出來，相關院舍終於被「釘牌」。然而，迎來的不是院友的掌聲，反而是他們質疑的目光︰他們本來有家可歸，現在徬徨無助，真相是幫助了他們？還是侵害了他們？而報導者，又需要為最終結局負責嗎？

　　最後姜大衛飾演的既瘋亦不癲的院友為曉琪「加冕」（戴上帽，肯定她的作為）這動作，或者是劇組不忍對曉琪太過殘忍的折衷舉動，但上述問題才是影片引導我們思考的方向，而之所以得以如此，正是因為影片沒有把新聞工作者寫成英雄──他們就是要在在日復日的工作中面對此等倫理難題及道德責難。

　　至於院友最終何去何從？電影沒有點明，但我們可以自行腦補加插一個結尾：舊院舍的看護升等為新院舍的院長在新地方接收所有院友，而大老闆依舊是同一人在背後數銀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