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近日《年少日記》上畫，引發了一輪學童自殺的討論，而很不巧，影片準備排片上影之際，社會上接連出現學童自殺個案。事實上，香港學童自殺問題非一日之寒，現在影片把問題巨大地呈現在銀幕上，確是有機會讓整個社會去察看到底我們的教育發生了甚麼事。
我非社會學專家，這部份留待相關人士去提問和解說，我反倒希望提出近年文化理論及哲學思想的一些討論熱點，以此審視有關的問題。
其中一個相關的關鍵詞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所謂生命政治，亦即一套管理何者該生、如何生活及如何生活才有價值的技術，由管理生理或身體的各式醫療科技，到管理價值和意義的教育和學術機關，都可納入此項討論。
《年少日記》意圖觸碰與教育相關的部份。電影開首於主角任教的中學裡一宗預先張揚的疑似自殺事件，中間閃回主角童年時一對兄弟面臨的家庭教育及小學教育的種種管理。雖然此等管理下生出來的精英及廢物的兩極差距遠得有點不可思議，但無論如何也反映着香港教育體制的狀況：把學童劃分成資優及廢品。
社會學大師鮑曼「廢棄生命」這術語，正好能描述影片中年少兄弟中弱的那一邊：他無法達到父親及學校要求的水準，一直拼命努力，卻避不開成為現代社會定義下的廢物的命運。廢棄並非生來如此廢，而是由一系列生命政治的技術管理生產出來。
廢棄生命的終局之一：死亡。生命政治定義出何謂好的生命之同時，也生出壞的生命、不值得活的生命，亦即死亡的生命。我們在疫情期間，應該切膚地感受到與生命政治息息相關的死亡：有些人該活，有些人該隔離，有些人被排除在外。
《年少日記》中的死亡的生命是特異的，它既被排除在外，但同時又是包含在內。社會定義不卓越的生命為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但卻永遠留有空間讓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重新回來，只要該生命服膺於生命政治的管理，就可以回到社會常軌。片中的幼童正是在此兩端中搖擺。然而，片中的生命最後決定終止被管理，結束生命。
到底生命被誰管理？為何而管理？電影沒有明言，或許是以為不辯自明，又或許以為眾所周知。但不言明卻使影片囿於家庭劇之中，未能有效說明驅使着這城市中的生命如此走向的，到底是何種力量。
最終，生命雖死，我們卻不應停止思考，又或該說，死者而已，但倖存者如何活下去，是不能迴避的問題。那就到達我第二個想要提到的關鍵詞：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死亡政治正正就是要我們尋問，死亡如何清空出空間，不認生命政治，試以推翻它定義下的好生命與壞生命之間的界線。
影片中的死亡確有此功能，但是由於它的鋪展未有闡明我們城市的生命政治之原理，以致我們太快結論於是家暴問題，以及老師未有聆聽學生，以致電影終局會得出老師呼籲學生前來找他交談，以及沒有細節只有配樂的默默無聲的師生對話場面，彷彿一切可以在溝通中解決，彷彿一切只要老師多行一步就能扭轉，而忽視了更巨大的管理生命的力量。
現實諷刺的是，誰又會想像得到，教育局又真的希望老師去關懷學生多一點，又真的定立了要老師在十一月去關懷學生，搞個精神閣，又或者做吓咩愛心手勢。當然，任誰都知道這不過是做做樣，無助實質地解決問題。而當我們帶着此情此景回看電影，就會感到，呼籲師生多作交流，也是有其虛妄在吧──更未提到，其實交流，是需要條件的，不是說有就會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