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敘述與重演移工的身體?你哥影視社的三組創作關鍵詞

  (編按:本屆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 的焦點藝術家為台灣的「你哥影視社」,他們以重演的方式拍攝移工,這次將於跳格呈現部分作品,更將舉行工作坊,分享拍攝經驗。)

「你哥影視社」(下稱「你哥」)由三位不同專業的藝術家/創作者組成──藝術家蘇育賢、藝術史研究者廖修慧及建築師田倧源。三人以群體形式持續介入移工主題──但拒絕讓移工淪為僅被拍攝的議題對象,改以連串的田野調查、工作坊與移工們互動、學習與創作,構建了一套獨特的方法學。這種貼近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的方式,如何搖撼、甚或挑釁紀錄片的權力與倫理關係?回到本屆「跳格」的主題──「重演」,「你哥」的創作方法如何通過重演的身體經驗來覆寫真實的新聞事件、並演繹真實的複雜性?此文嘗試 以#紀錄片、 #群體及 #身體等幾組關鍵詞來回應這些命題。 

  

#紀錄片(#參與式藝術 #重演)

  現時對紀錄片的討論,常落入尼可斯(Bill Nichols)的七種分類。無疑,此劃分方式能奠下讓大眾較易理解的認知系統及基礎,但同時演變成過於簡化的危機,無法回應愈趨複雜的紀錄片形態。近年,紀錄片與當代藝術的關係千絲萬縷,不少展覽影像以紀錄片姿態示人(紀錄片轉向〔Documentary Turn〕),亦見數量日多的紀錄片作品嘗試進入當代藝術空間展示(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王兵便是顯例)。這樣的演化擴延紀錄片的邊界,並不斷重新「定義」與詮釋紀錄片 。學者博森(Erika Balsom)與佩萊格(Hila Peleg)在《跨領域紀錄片》(Documentary Across Disciplines)中便曾指出當代藝術如何撩動紀錄片的機制,並展開嶄新的美學潛能。但不能忽略的是,「當代藝術」的走向會否漸成紀錄片的必然而繞過對真實拍攝對象的關顧?當代藝術的體制會否吸納紀錄片原有的野生根莖與能動性?

  「你哥」的特殊創作方式恰好能回應如此脈絡,展示了紀錄片與當代藝術混雜的策略。「你哥」在不同訪問中提及,組成的起源來自讀書會,成員們早期閱讀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受台灣文學現實主義路徑的啟發,但並未停於現實主義的美學形式,而是另闢蹊徑,尋找介入與連結的途徑。他們從新聞媒介中獲悉移工在台灣的處境,作深入的田野調查,與移民工長期於工作坊中交流互動──創作與介入早於攝影機開啟前發生。

  這種以工作坊主導、並以重演來覆寫真實的方式涉及兩個關鍵面向。一是對於影像生產的詰問與重塑。「你哥」在訪問中不違言地質疑大眾媒體如何呈現移民工;新聞報導如何與社會共識、意識形態合謀矮化特定群族並非鮮見,當權力機關亦以拍攝電影的姿態來捕捉移民工,便不禁引發省思:固有的紀錄片拍攝方法是否也同樣參與影像生產的暴力?拍攝者又能如何協調與被拍攝者的必然張力與權力不對等的關係?重演(reenactment)在這連串叩問中,打開了異質的空間,鬆動紀錄片乃「真實再現」的執迷,以至創造出對紀錄片媒介躬身自省的能耐。「你哥」亦強調,他們作品中的重演沒有預設劇本。因此我們能在《NALAM》中看到「你哥」以幽默的方式重演印尼移民工Nalam被警察追捕的過程,以至場面調度穿幫了也毫不介意;《(阮國非)》則將新聞報導的聲音作畫外音,同步呈現了塑造重演現場的過程,最終越南移民工「阮國非」缺席,只有兩名「警察」根據新聞與口供來仿效開九槍射殺阮國非的場景,確鑿的證據成了開放的詰問。此兩個例子展示了「你哥」如何通過重演來拆解影像生產的政治性──紀錄片的真實性並非先驗,而是需要移民工的參與及演出來實踐;並且透過工作坊與重演中的反覆質疑、叩問、動搖,創造出無法安妥擺放的「真實」,且不斷行進、無法定性。

  「你哥」引領非專業演員(俗稱素人)的移民工重演他們置身的處境,這亦帶來另一面向:他們採用貼近參與式藝術的形式介入移民工群體,使拍攝過程與剪接後的影像不再是中心,反倒更強調「你哥」的成員與移民工們建立的關係與溝通,並製造出特殊空間,讓他們以根植的母語述說從自身經驗演化或類同的故事。是故,翻譯的現身也成了重要元素,既強調語言差異的必然,也思索不同文化處境能如何被轉譯,而「你哥」的成員又可如何理解。「你哥」通過共同(與共時)的行動成就的參與式藝術的創作方式,將原有影像生產改裝成文化行動,建立社群。即如跟參與式藝術密切相關的「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所提倡的:以社會關係為本體(ontology),而非僅視之為媒材(media),並藉此重構當代藝術體系中的美學政治與機制。「你哥」的做法也讓所謂片場的製作空間變成實驗場域,挑戰影像製作的美學形態與秩序。更重要的問題是,當移民工成為被拍攝對象,他們的勞動狀況、社會條件,以至鮮被認知的話語權等,如何通過紀錄片的獨特媒介來展現?當中涉及大量倫理問題,包括創作者如何介入、溝通與敘述而非代言。誠然,參與式藝術非靈丹妙藥,但能讓移工能共同參與其中,並且在強調鏡頭與創作者介入的重演當中(「你哥」的作品時常出現穿幫,甚或《工寮》片末刻意揭露重演的「片場」空間,讓觀者意識到它絕非意圖還原真實),開展對話與討論的可能,破除了大眾媒體所塑造的真實幻象。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當「你哥」的作品參與影展或於展覽空間展示時,如何讓原有搭建的複雜脈絡與創作手法,以至所生長的對話空間及移工的參與經驗仍能被完整地攤陳,而不讓文化體系吸納而成了扁平的影像作品,亦是問題所在。

  

#群體

  紀錄片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共同創造而成,因此難以傳統「作者論」框架來理解。當去除以導演為中心的拍攝模式,群體合作成了另一種策略與出路。由蘇育賢、廖修慧及田倧源組成的創作群體,能分享不同專業領域的經驗,並可分擔拍攝上不同的崗位與職責。拍攝移民工的過程中,被反覆拷問的,除了是移工的生活及勞動處境,還有影像生產過程中的權力關係及暴力。因此,群體的拍攝不單由你哥的三人主導。他們在不同訪問中亦曾提及,在長達數月的工作坊中,移工們的經驗分享成了共同創作的起點,甚至部份工作坊亦直接成了拍攝的一部份。你哥對於群體的想像亦非僅限於他們與移工的單一關係,更包括翻譯者為他們與移工的溝通搭建的文化轉譯。這種群體協作模式關顧移工的生活及工作處境,亦同時讓拍攝模式的權力關係得以轉化,嘗試解除拍攝中的層級關係,以自省的態度朝向理想的群體模式。

  

#身體

  最後談及身體。去年在跳格獲得破格形體影像大獎的《(阮國非)》,正好回應了如何以重演來擴展對身體及展演性(performativity)的想像。如上文所言,《(阮國非)》中扮演警察的兩位「演員」,就僅有的「證據」重演與越南移工阮國非的搏鬥,並最終射殺他。二人對不在場的阮國非作出身體的律動、回應與攻擊──身體不單是演繹證據與陳述的敘事工具,更如同角色扮演,讓身體替代身體,並在你哥製造的特定場境中成為他人。這種抽離原有主體、近於布萊希特提出的劇場間離效果,正是展演性的特質,它既能讓扮演者進入另一種身體經驗,同時通過展演來揭示與引發被遮蔽的、或無法言說的暗流(如欲望、暴力、記憶與情感等)。如學者皮爾臣(Michele Pierson)在〈前衛重演〉(Avant-Garde Re-Enactment: World Mirror Cinema, Decasia, and The Heart of the World)所言,重演是讓經驗、行為或事件在重覆的過程中轉化。《(阮國非)》的例子中,扮演警察的二人以反覆的身體動作,製造出荒誕滑稽的效果,更直接鮮明地攤陳顯現原來的暴力,促使我們詰問真實的確定性。更重要的是,《(阮國非)》中的主角阮國非一直隱而未見,卻只在兩位「警察」的扮演與律動間如幽靈般存在,其負載的身份政治與移工所面對的暴力與危機,能於不存在的身體(non-body)中展現,並重新建立主體。

  重演着重的人物角色扮演亦是你哥的工作坊着重的關鍵形式。重演涉及身體的感知及記憶的體現,當移民工參與並重新演繹與自身互通的「角色」,其身體經驗啟動了他們對現實處境的覺察與反思,鋪墊了孕育能動性的土壤。像《工寮》與《宿舍》的移民工們,他們共同體驗了成為另一些飄泊的勞動者,扮演中既虛亦實。有趣的是,移民工們原賴以為生的勞動身驅,亦在影像生產中投入了勞動關係(「你哥」以上班、下班來形容移民工到達現場參與工作坊及拍攝,移民工們以「老闆」稱呼「你哥」的成員),並再次扮演真實生活中的勞動者,現實與展演無法分割。 《工寮》與《宿舍》中尤如劇場的空間,亦與身體建立了異殊的關係。當移民工走進該魔幻場景時,亦同時進入及共同構建「你哥」所創造的處境,能以審視生活的複雜痕跡。如此着重身體感知與記憶的創作方法,與移民工的勞動經驗有關。身體與空間的關係深埋着勞動階層遭遇的覆疊結構,像身陷固定的空間中的勞動者之身體如何耗損,以至如《工寮》與《宿舍》中所展示、移工們聚合的狹窄微小宿舍等,形塑了歧異的身體經驗,並被注滿了意識形態的限制與暴烈。「你哥」以工作坊及重演的藝術策略來啟動身體的機制,引領移民工們重新理解他們具身(embodied)的經驗,亦同時讓勞動的身體被重新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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