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積疊的《憂鬱之島》:直視香港的「異議」與「認同」

  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其抗爭行動在中國政府壓制,接着港版「國安法」經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各種逮捕、審判、監控舉措不斷發生。在不知何時會因言入罪的時代,香港公民社會力量遭受全面壓制,但我們仍可看到許多影像工作者透過不同方式努力,梳理在抗爭沉寂之後的香港社會又是樣貌。

  香港導演陳梓桓2022年末以《憂鬱之島》入圍五十九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在12月16日正式登上台灣電影院線。做為台灣的觀眾,我個人深感此片對台灣當前的政治認同討論,或有啟發參照之效。

  片中主要紀錄的三位人物,於年輕時期個別經歷左派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門之不同事件,導演並以他們記憶中的事件片段予以「重演」,另邀2019反送中運動的青年參與者,成為其中的演員。青年各自的理念與當前處境,也在拍攝過程中被呈現,就在「刻意」的組合下,不同世代的自然對話、或透過有心的剪接並置,而產生超出個別歷史事件的意義。

  據導演在公開活動及訪談解釋,《憂鬱之島》在2017拍攝企劃之初,是為回應雨傘運動後的政治低潮,後來才爆發2019反送中運動、調整拍攝策略。就最終作品結果而論,在前提目的不同的情況下,確實明顯可見包括「反送中運動」在內的個別的政治、運動路線成敗選擇,只是烙印在個別受訪者生命的一頁篇章,而「甚麼是香港」這個問題,才是本片的終極探問。

  

從個人生命史描述「共同體」

  導演陳梓桓在2016年前一部作品《亂世備忘》,片中旁白也多是他以個人心境重構當時各種現場,另外在開頭處並使用他父親為他錄攝的家庭生活影帶,做為他陳述個人生命經驗與政治體制的再詮釋,而導演的故事成為片中的一角。如何以小見大,《憂鬱之島》在佈局上則顯得更為雕琢。

  《憂鬱之島》的人物故事以文化大革命時期,自中國偷渡游泳「逃港」陳克治開始,向觀眾揭示流離遷徙其實是香港自身的基因。飾演陳克治夫婦的青年岑軍諺、田小凝,也自述家族及個人如何在香港落腳,昔日追求自由的身影與今日爭取自由,內在精神的並無二致。

  曾於1989年六四期間赴北京的學聯主席林耀強,與飾演者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兩位做為運動的某種代表者,也肩着不同責任壓力。在學聯六十周年晚會上,社會中堅與年輕後進齊聚,宴席間多位出席者已被後製加上將因何罪入獄。現為執業律師的林耀強在當中侃侃而談、期勉晚輩,也有因酒意落寞,或激昂高歌,短短數分鐘間即呈現個人當前的政治精神狀態與處境。

  當2020年的六四紀念晚會上在,林耀強在廣場一角帶頭高喊支聯會口號,其中仍有「建設民主中國」,爾後周遭群眾朗道「香港獨立,唯一出路」,林聽聞的回應是:「很厲害」。香港不同政治光譜判斷與認同差異,在此逐步揭示。

  這也能解釋歷史時序較早的「六七暴動」參與者楊宇傑,為何在三段大事件中最後登場,即因背後的「認同」差異對比最為鮮明。另名石中英的楊宇傑,在學生時期印製左派文藝刊物,而被英政府所逮捕入獄,多年後成為成功商人。社工學生譚鈞朗在「重演」楊宇傑被英國政府審訊時,按台詞說道:「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有甚麼問題?」然而在下戲時,劇組用同樣的句式提問「為甚麼你要反對中國」,譚末尾一句「我是香港人」,背後所隱含的豈止千言萬語。

  

如何看待信奉共產、反對當權的記憶?

  楊宇傑被選為本片被紀錄的主角之一,在香港輿論圈引發不同評價,評論者程翔認為楊宇傑「完全沒有反思、繼續靠攏專制政策」,是對三代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的最大汙辱。評論者顏純鈎更指陳:

六七暴動與反送中運動可不可以相提並論?當然不可以,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歷史事件。六七暴動是中共發動的,港澳工委直接指揮的,是中共「運動群眾」的結果,參與的是少數香港左派群眾,大多數香港人身受其害。反送中運動是數百萬香港市民自發的政治運動,反抗的是中共的專制統治,爭取的是基本法賦予香港人法定的權利。

  關於是否洗白六七暴動的爭論,以台灣人的角度似不便評論,只以當前的運動思潮來看,楊宇傑的出現確實顯得格格不入。然而楊宇傑的那些支持中國政權的言論與立場,如果以個人微觀的視角看待,他的「認同」卻也同樣真實存在。

  他與譚鈞朗同在劇中囚室時的對話,有人會質疑怎麼讓他來對當前抗爭者說教,但我做為遠方影像觀看者,卻覺得這正是充份呈現了楊宇傑的個人主觀,而本片在不同人物的主觀言說之間,試圖產生趨近於辯證後的理解。正是因為楊宇傑「靠攏專制政策」,才讓我們得以直視「認同」的巨大鴻溝,而他在囚室中的際遇離散的感懷,其實也超越運動、認同路線之別,並非完全一無可取。

  討論國民黨政權來台後的白色恐怖歷史,劇情片《流麻溝十五號》前些時日於台灣上映,因製作方對劇情人物設定做了一定程度的模糊、轉化,也有批評指出,這讓當時台灣共產黨等左翼人士的抗爭背景及犧牲事例幾乎消失。

  對於同樣複雜的歷史,導演陳梓桓沒有選擇捨棄六七暴動,而是用大量對比的方式呈現。楊宇傑與年輕學生譚鈞朗是對比、與信奉社會主義的「長毛」梁國雄是對比,與同樣身處文革浪潮、至今仍願意走上街頭的陳克治,也是對比。

  

成為共同體之前直視認同差異

  在局勢最為動盪的當前,楊宇傑得以坐擁豪宅、選擇保身。但又有多少身在不同時代、懷抱各自認同的人,曾參與對抗政權、後來因個人際遇,或轉身捍衛政權,或就此遠離運動,不再過問?憶起片頭「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激情聲響,畫面卻是帶向一棟棟大樓,夜景燈火點點,生活如常,沒有任何行動的人們,其實都身在這座島的共同體之中。

  本片運用大量的音畫錯置,讓不同時空交相作用,得以推進敍事,觀者若想要在這部片理解這些影響香港歷史進展的事件細節,會是相對困難的。反之,如果繞開史實科普、敵我政治宣傳、而將視野聚焦在人的身上,便得以看見微小的個人與政權的關係,《憂鬱之島》描述不同時空的「異議」者,但真正的核心關懷,是在香港不同時代的群體認同如何碰撞或交流。

  去年入圍並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時代革命》,透過眾人之力聚合的影像,讓觀看者得以理解反送中運動的脈絡與進程,另一方面也被召喚起反抗不公義的情緒。相較之下,《憂鬱之島》帶着一股冷靜與詩意,卻也蘊含着向前的力量。陳克治在香港落腳生活之後,年逾七旬的他至今仍不分晴雨地、維持躍入海港游泳的習慣,這些畫面並在片中被多次呈現,或可說是在導演鏡頭下、香港精神的象徵之一,與片末那一張張無聲凝望的臉孔,都應被記取在心,才得以遙想明日。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