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按：伊朗導演亞里亞巴斯繼2018年異色佳作《邊境奇聞》後，新作回歸伊朗故事，再次揚威康城。電影改編自伊朗2000年初真實事件：連環殺人犯「蜘蛛殺手」賽義德自詡正義，以淨化之名連續殺害十六名女性性工作者。女記者拉希米穿梭黑暗的街頭，決意追查真相 電影反映了伊朗女性長期受壓迫、政府無能等社會狀況，過程中掀起大量爭議，甚至未能國內完成拍攝，被迫移師至約旦才能成就此「無家之作」。
問：2001年賽義德哈奈受審時，你還住在伊朗。是甚麼吸引你關注這個故事？
答：我2001年還住在伊朗，但已正準備移居歐洲求學。時任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具有改革思維，開放了政治和文化空間，所以普遍來說還懷有些希望。其後連環殺手賽義德受審，再發生911事件，雖然兩者沒有關連，但感覺比小說更奇幻，難以分辨現實世界與荷里活電影。其實起初出現殺人事件時，我並沒有太留意，因為連環殺人事件並不是伊朗獨有的。以伊朗這個國家來說，罪案是頗頻繁的。當民眾開始奉賽義德為英雄，認為他殺害馬什哈德的女性性工作者是為了履行宗教責任時，就引起我的關注了。他是一個殺害了很多女性的人，而人們還在爭論他是對還是錯。
問：這故事的哪個部分令你最震驚？
答：我看了Maziar Bahari的紀錄片《And Along Came a Spider》，該片在哈奈被絞死後於2002年面世，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的。我發現自己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同情兇手。本來以為會看到類似《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野牛比爾」的角色，但賽義德很有「魅力」，而且表現得很天真或無辜。因為他沒有接受過媒體訓練，所以他在鏡頭前說了一些對自己不利的說話，但他似乎很高興，而且對自己的罪行不感一絲波瀾。這不是在操控人心，甚至從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種坦誠。這不代表我喜歡或贊同他所做的任何事，但他的性格和故事比我想像中複雜。
問：電影中加入了虛構角色女記者拉希米，赴聖城馬什哈德追查案件⋯⋯
答：拉希米這個人物某程度上是存在的。Maziar Bahari的紀錄片中，有一位訪問過賽義德的女記者談及案件。她來自馬什哈德，沒有調查這宗連環殺人案。她報導了審判，並就賽義德的處決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這啟發了我。當中提到賽義德的遺言是「這不是當初的協議」，表明了案件中涉及與當局的某種交易。
問：你所編寫的這個故事隨時間有甚麼改變？
答：這個故事花了我十五年的工夫，初期的草稿比較忠於現實發生的事，但後來我開始問自己：我是為了甚麼寫這個故事？我並不單想重現事件，而是想表達更宏大的觀點。隨着時間推移，我容許自己偏離實際的故事，因為我覺得這不僅關於賽義德，而是關於仇女現象，所以拉希米和賽義德的角色變得同樣重要。從戲劇的角度看，他們的軌跡有所碰撞才是正確的。
問：故事早段便公開賽義德的兇手身份，打破了一般驚慄片的格局⋯⋯
答：一般連環殺手電影會有一個思維扭曲的殺手，加上一個冷靜又聰明的偵探或記者為觀眾拆解殺手的思維。像《沉默的羔羊》，隨着劇情發展，真兇漸漸現身。但對我來說，賽義德的故事高潮，一直是民眾將他奉為英雄的事實。這個故事不是關於連環殺手有多神秘，而是關於賽義德的生活有多平庸。顯示出他是多麼的平凡和簡單，對我來說，比「野牛比爾」那種神話式人物更有趣。
問：聖城馬什哈德在電影中也佔一席位，你與這個城市有甚麼關係？
答：我從來沒有在馬什哈德定居過，但我到訪過甚至住過那裡幾次。它是伊朗的第二大城市，擁有什葉派穆斯林最神聖的場所之一——伊瑪目禮薩聖陵，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這個富裕城市與阿富汗接壤，非常國際化，因為它是巨大的朝聖地，同時也在阿富汗到歐洲的毒品路線上。這工業大都市暗地裡有着黑暗交易，同時也是一個著名的宗教核心地。那裡的賣淫事業很猖狂，你根本不需要去某個特定的地區，這隨處可見，甚至靠近清真寺也是如此。我的感覺是，它被容許，因為它已經是經濟活動，是馬什哈德餐旅業的一部份，所以執法部門視而不見。
問：談談英文戲名中《Holy Spider》的「蜘蛛」。
答：這語帶雙關。伊朗媒體報導中，賽義德被稱為「蜘蛛殺手」，因為他引誘受害者進入他編織的「網」——他的公寓。這個比喻就是由此而來。但當我到訪馬什哈德時，位於城市中心的著名聖陵在我看起來就像一張網。賽義德可能經常去那裡，許多受害者都是在那附近被帶走的。他從那張網裡出擊，把獵物拖進黑暗，這個想法形成強烈的形象，因為在他心目中，這是一項神聖的工作。
問：馬什哈德的陰暗面在影片中表露無遺，骨子裡是一部黑色電影。
答：你不需要用力發掘就能看到伊朗社會的最底層。我喜歡黑色電影這個片種，我想利用它最為人熟悉的元素，創造一套波斯的黑色電影。美國在戰後出現的迷失的靈魂、破碎的夢想和黑暗的地方，都是大多數伊朗城市的日常景觀。我想找到一種來自馬什哈德本身的語言和符號，而不是來自堪富利保加的電影、波蘭斯基的《唐人街》（Chinatown），或大衛芬查的《殺謎藏》（Zodiac）。
問：為何伊朗當局認為這部電影是一個威脅？
答：不是說我們創作了一部尺度很大的電影，但它的確是為數不多以伊朗為背景、且傳達某種現實的電影。過去五十年，伊朗一直有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你看到的任何電影，都在呈現伊朗的平行「現實」，就像蘇聯時代的電影。幾乎所有電影都遵守一套白紙黑字和潛藏的規則，即使是批評伊朗政府的電影也不例外，像伊朗電影從未被打破的禁忌，包括裸體、性、吸毒和賣淫，但它們仍然是伊朗社會的重要部份。它們與我的故事有關，對營造故事氛圍亦很重要。
問：男主角梅迪巴傑斯坦尼在伊朗出名嗎？
答：扮演賽義德的梅迪巴傑斯坦尼是一位電影和舞台演員，他可是將演藝事業當成賭注來演出這部電影。對我來說，演員與角色在生活中有相同經歷是很重要的。梅迪來自馬什哈德，可以用與賽義德一樣的工人階級腔調說話。而且，他是一名出色的演員，敢於演出被伊朗視為禁忌的事。西方觀眾對他擔綱這角色所冒的風險未必有頭緒，這相當於荷里活影星飾演一名戀童癖者，演出戀童癖行為。他還試圖為一個令人反感的人注入人性，這是另一個風險所在。
答：女主角莎阿米伊巴希美離開伊朗移居巴黎，可以分享她的故事嗎？
問：從一開始，莎阿米伊巴希美就是我這部電影的戰友。如果說除了我和製片人之外，還有任何人可被稱為這部電影的作者，那就是她了。2000年間，她在伊朗是當紅的電視明星，但有一段被指是她的露骨影片在網路上流傳，這在當時還是非常保守的國家是一件新鮮事。有人開始在街頭出售這段影片，這終結了她的演藝生涯。她無法再在伊朗工作，並選擇離開。其後，她開始擔任這部電影的選角導演，但我們在最後關頭需重新為拉希米選角，亦認為讓莎阿米演出這個角色最適合不過。莎阿米將經歷「影片風波」後的挫折融入表演當中，她的加入改變了拉希米這個角色。
問：你應該從沒打算在伊朗開拍攝這部電影吧？
答：我嘗試過！我回到伊朗，向當局誠實地表明來意。我把劇本交給他們，並說如果他們允許我在伊朗拍攝，我願意在當局設的框架內妥協，因為捕捉馬什哈德的真實和氛圍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他們沒有答應，但也沒有說「不」，這是他們拒絕的方式。經過一年的等待，我唯有尋找其他地方來拍這部電影。
問：你曾經嘗試在土耳其拍攝，但最後還是在約旦開機。
答：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文化政策對此片製作是個威脅。伊朗政府發現我們在土耳其準備拍攝，並讓土耳其人趕走我們。其時，我們已在當地勘景一個月，發現土耳其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地區與馬什哈德有相同氛圍，但最終，我們只能在約旦首都安曼拍攝。對我來說，能夠重現馬什哈德社會最底層的面貌至關重要，而約旦擁有我們所尋找的一切。它是一個相對平常的地方，幾乎與中東任何地方都很相似。
問：在約旦取景，對外景方面的場景設計有影響嗎？
答：電影製作預算緊絀，而出於政治和安全理由，有不少道具無法帶出伊朗。我們唯有在安曼重建一個近似的馬什哈德。我們除掉地方的標誌和旗幟，增加一些海報和標牌，令場景具有伊朗感。這非常有效，因為約旦不少地方都有一種不起眼的工業氣息，這正是我們需要的。
問：聲效設計和配樂都為電影營造出一種氛圍，令戲內的馬什哈德別樹一格。
答：我希望配樂有現代感，同時緊扣馬什哈德底層的粗糙和工業化一面。如果說電影中有甚麼不變的聲音元素，那就是賽義德的電單車，而音樂就是從這個聲音中油然而生。我們的丹麥作曲家馬田迪哥夫（Martin Dirkov）堅決不用以中東為背景的美國影視作品中經常聽到民族音樂，所以我們的靈感來自九十年代的grunge及工業音樂。馬田迪哥夫把配樂帶往非西方風格的方向，他沒有創作特定的樂器或音調，而是追求一種伊朗grunge的本質。
問：你希望觀眾看完《聖誅》後有甚麼得着？
答：儘管仇女文化和去人性化是我們探討的主題，我不希望人們將《聖誅》視為「議題電影」。我本意為伊朗社會立一面鏡子，即使這面鏡可能邋遢或殘破，但它某程度上反映了在伊朗生活的感覺。這部電影既是政治宣言，也是對社會的詳盡觀察。雖然我不認為伊朗社會是一個病態的地方，但我確實相信，銀幕展現女性身體的方法，就已顯出伊朗對現實的表述如何成為一種病態。她們的臉被埋在布裡，被去人性化，變成不存在的人物。幾乎每個家庭都能看到不受管制的有線電視，經常播放Britney Spears穿着比堅尼跳舞的畫面，但伊朗婦女的性生活卻鮮有描述。
另外，思考這個故事十多年，我切實感到一種根本的不義，因為受害者的家屬很少被提起。不義的悲劇發生被殺害的婦女身上，她們變成了數字，人們不再關心她們，更遑論她們的家人。這些都是真實的人，以這方式反映出她們的厄運，可使仍存在世上的人銘記她們。
* 資訊來源：安樂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