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置歷史時空,怎樣重構香港故事?──關於《憂鬱之島》的人物補充及思考

  《憂鬱之島》在《時代革命》獲獎後的一年,入圍了第五十九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兩者所有同,又有所不同。《時代革命》是全然的紀錄片,主力紀錄2019年香港人由炎夏至寒冬的抗爭過程;而《憂鬱之島》是虛實交錯的紀錄片,由偷渡潮、六七暴動、六四事件與反送中運動等多段與香港息息相關的歷史事件並置、交織而成,一直追問「甚麼是香港」,嘗試在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香港故事。

  然而,《憂鬱之島》在海外、金馬影展試映之後,不少六七時期身涉其中的人,憂慮將六七暴動「少年」楊宇杰和反送中運動被捕少年譚鈞朗兩人所處不同性質的歷史時空並置而談,是替六七暴動、甚至文革的洗白之為。那麼,六七暴動是怎樣一回事?而反送中運動又是怎樣一回事?兩者可以並置而談嗎?

  

楊宇杰,何許人也?

  楊宇杰有另外一個為人熟知的名字/筆名──石中英。他就讀金文泰中學,十三歲當上《青年樂園》的派報員。[1] 《青年樂園》於1956年4月創刊,1967年11月停刊,是一份左派刊物。據學者陳偉中考究,《青年樂園》在辦報初期,一直在走灰色路線,以便可以打入非左派學校;1964年後,該報日益重視意識型態宣傳,批美、褒共的內容反覆出現,而在六七暴動開始後,《青年樂園》緊貼當時左派方針,直接露出紅色底子,直舉「反英抗暴」旗幟。[2] 楊宇杰當時派發的,就是這樣一份報紙。於是,十六歲的他在1967年8月底以「藏有煽動性標語」罪名被判入獄,直至1968年9月才被釋放。

  楊宇杰出獄後,仍然活躍於左派報業,如擔任《新晚報》的編輯,以「石中英」為筆名,發表了不少政治文章。及至八十年代,他開設了華南旅行社,積極舉辦內地交流團,推動「中國旅遊熱」(紀錄片拍攝他擁有一套淺水灣豪宅,如此就不難理解了)。與此同時,他一直致力舉辦平反六七暴動的活動,如成立火石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火樹飛花》、《中英街一號》等作品。其中,《火樹飛花》由屈穎妍所著,當中採訪、紀錄了一些參與六七暴動青年的心路歷程以及往後經歷。

  

六七暴動,如何理解?

  同為參與者、曾經是左派文人的李怡在《九十年代》雜誌裡描述六七暴動是「將大陸的文革氣氛帶到香港,鼓動了香港一批人,包括我年輕的時候在內,都會受到這一種鼓動」。[3] 然而,站在九十年代回望這場運動,李怡說:「『反英抗暴』是不是一場錯誤的鬥爭呢?我其實早已經有了結論。但看到當時參加鬥爭的積極份子,不少人在左派陣營當中地位節節上升,而他們一副自以為是、毫不慚愧的模樣,仍是那種民族主義嬰兒病的思維模式,既不對當年的行為作反省,又在九七之後成為了新的當權派,他們會為香港帶來些甚麼呢?」[4]

  羅孚是前左派高層,後被中共判為間諜,軟禁十年。他曾投入這場火紅的運動,在學校附近放置假炸彈,甚至是運動推動者,為當時六七暴動鬥委會的成員之一。他在1993年3月的《當代》月刊發表一篇〈為「香港式文革」致歉〉文章:「我當年參加了這一場『反英抗暴』的鬥爭,當時以為這是一番正義的事業、革命的事業,我所做的一些極左脫離實際的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我借這個機會,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也不原諒自己。」[5]

  

Nobody與十月開花

  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說,2019年有幾個必須銘記的日子,如612、721、831、101、1111和1118。譚鈞朗(按:《憂鬱之島》其中一位主角)就是在10月1日被捕的。那天的文宣是這樣的:「十一國殤,六區集會,遍地開花」,抗爭地點不再以港島為主,而是分散到屯門、沙田、荃灣、黃大仙、深水埗、灣仔這六個地方,如水集會,游擊開花。

  與2014年的雨傘運動不同,2019年的抗爭更加強調沒有「大台」(沒有特定主導運動的領袖和組織機構),每一個人都是nobody,自發上街,面目模糊而目標一致。譚鈞朗也是nobody,大學修讀社工系,心懷社會,本着自己的信念,參與10月1日黃大仙區的遍地開花活動,而最後被壓於盾牌之下,等待上庭。與眾多前路茫茫的社運被捕者一樣。

  五十年後,李怡同樣經歷了2019年抗爭運動,他這樣說:「2019年是香港自殖民地歷史以來覺醒的一年」,「這場運動裡,我覺得他們沒有領袖,大家都是自主產生,體現了整個自主性。當然是不會成功,事實上亦沒有成功。但那個自主的精神是存在的,跟以往所有都不一樣,跟以往那些改朝換代的想法完全不同。」[6]

  

個體與時代面向

  「在這些不同年代的人之間,是不是完全沒有共情的可能呢?」[7] 這是導演陳梓桓接受訪問時曾提出的問題,也是《憂鬱之島》將不同時代的抗爭者並置、交織的原意,所以在紀錄片中,觀眾能看到不少2019年年輕抗爭者扮演偷渡者、六四民運人士的片段。

  筆者同意、也相信跨代抗爭者之間,定有共情之處,如六十、七十年代攀山涉海的偷渡者,與2019年7月1日衝入立法會的抗爭者,對自由有着相似的想像和嚮往。正因為如此,在這光影紀錄下的個體不僅只是個體,還是一個時代面向。譚鈞朗並非能代表所有2019年的社運抗爭者,但在他身上,觀眾可以看到nobody抗爭者自發參與的赤子之心、抗爭浪潮退卻後等待上庭的漫長與迷茫。

  而楊宇杰呢?他並非nobody,派發煽動性標語時已是左派陣形內的一員,出獄後在左派團體地位節節上升,但求有一天中國政府能承認他當年的「豐功偉績」,為自己平反。他代表的是六七暴動中不能自省的參與者。

  即使同樣是派發宣傳政治理念的單張,兩人背後的性質和結果完全不一,這樣的並置讓人瞬間抽離。紀錄片中安排兩人並排而談是為了尋找理念不一、隔代之間共情的可能,很想知道,鏡頭下坐在冰冷地板上的楊宇杰,聽到對方的抗爭初衷時,內心會否有一絲動容?

  

香港故事如何說下去?

  不難看出,導演想說的是一個香港故事。很記得紀錄片中的一段,三個年輕人在電台裡討論,坐在中間的年輕人說:「你這一個故事,既非屬於中方的版本,亦非屬於英方的版本,是一個從香港人角度去說的故事。」鏡頭一閃而過,紀錄片中沒有刻意交代他是2019年當選屯門區議員的張可森,後來因參與民主派初選而入獄的四十七人之一。

  《憂鬱之島》就是那個站在香港人角度述說的身世故事,採用當代年輕人作演員,回置到各個歷史現場,理解香港的前世今生,甚至與不同歷史時空對話。它嘗試告訴觀眾,當年冒險偷渡者所背離的,與2019年反送中運動所抗衡的,也許是同一事物;1989年天安門學生或到北京聲援的前學聯成員的吶喊,與2019年力竭聲嘶的口號,也許在控訴着同一種不公義。

  然而,紀錄片似乎沒有讓觀眾意識到,六四的林耀強和六七的楊宇杰終究是不同的。作為個體來看,前者在經歷歷史的洪流之後,變得孤獨而沉寂;後者卻是從眾而喧囂的。再將個人放置於香港故事來看,年輕的林耀強到北京聲援,是他對政權尚懷有希望,與當時香港上街遊行的市民一樣,而他和他們的希望全在午夜凌晨的槍聲中幻滅,留下的只有清醒和痛苦,成了日後每年憂鬱的燭光;後者則是慢慢順應着洪流,拍拍屁股,安然上岸(然而,同為六七參與者的李怡同時兼有年輕時的熱情、認清事實後的幻滅與痛苦,但仍然謙卑而緊貼時代聲音,於晚年撰寫失敗者回憶錄)。

  也許,期待在另一個鏡頭之下,如同六七的李怡、六四的林耀強、一九的譚鈞朗等全在海水之中憤然掙扎的人,有機會能坐在一起,共述這段世紀的憂鬱。

  

其他參考資料

香江望神州:〈《憂鬱之島》與六七暴動 講者:程翔、羅恩惠、鍾劍華〉,YouTube,https://reurl.cc/qZVmyq


[1] 楊宇杰生平可見於「3俠」網站(https://3afoundation.com.hk/showpage.asp?page=intro_3)、石中英圖書館(https://raymondyounglibrary.com/),相信這兩個網站(特別是後者)是他個人創造、整理的。

[2] 陳偉中,《「六七暴動」前後香港的左派文藝刊物 : 以《海光文藝》、《文藝世紀》、《青年樂園》為中心的研究》,博士論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

[3] 李怡,〈從六七看九七 : 左派暴動的反省〉,《九十年代》(總316期),1996。

[4] 同上。

[5] 羅孚,〈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當代》(第24期),1993。

[6] 〈李怡:時事評論家〉,《〈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台北:春山出版,2022)。

[7] 〈陳梓桓《憂鬱之島》映照的香港故事:大海浮沉,找一座孤島的命運〉,見於https://www.twreporter.org/a/2022-taipei-golden-horse-film-festival-blue-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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