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與實踐,個人與萬千──憂鬱之島

  有關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發生今的事,沒有人可以下定論,也沒有人可以明確說明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當一切尚待疏理與消化,而人的意志與心力有限,陳梓桓所拍的《憂鬱之島》以最大的力度,以各種敲問作為可延續的實踐與行動,交織着一幅趨向真實的歷史版圖。「我們都需要說更好的故事。因為劣質的故事會製造劣質政治。」文化研究大師格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如是說。

  《憂鬱之島》的出現,由2020年6月的眾籌計劃開始。由《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地厚天高》、《亂世備忘》監製任硯聰,夥拍《十年》監製蔡廉明出品。在眾籌計劃的引言中,他們提到三個命題:回望過去、連結現在、想像未來。《憂》連結香港史的過去、現在、未來的同時,讓它們互相質問,翻開一個個線索與無從解答的問題,揭示如無際大海般一直伸延而洶湧的歷史景觀。

  如果短短幾分鐘的片頭作用是點出整個作品的敍事方向與氣氛,《憂》的片頭便已精準地以一片茫茫大海來勾起人與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同時總是難免讓我想到反送中運動之中「如水」(be water)的基調。灰矇矇的一片海,貫穿了幾代香港人的歷程與記憶。它可以是父母輩或祖父母輩為了逃離文化大革命、追隨自由想像而渡過的一個海;因城市以發展凌駕生活而愈填愈小的一個海;後來也可以是十二港人逃離中共政權清算的那個海;甚或是那時浮着一具具屍體的海。而《憂》之中海不都是自然而來,它有時候也在扮演。起初,它被拍攝、塑造成六七十年代、浮運過一群群逃避文革的偷渡者的海。一晃眼,它又回到當下,當年的偷渡者已成為了一位樸實老人,就在它之中暢泳,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

  香港人多年以來,跨代所累積的問題與疑惑,大概也如大海般混雜難解,而《憂》沒打算將一切簡單分明地描述。陳氏透過追蹤採訪拍攝三位曾經親歷香港大時代的真實人物,同時讓他們與當代抗爭者們重演歷史回憶及傷㾗,掀開文革、六七暴動、八九民運、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的歷史線。因此,作品的構成,由三組人物的對話、三組並行的歷史對照而成。他們包括:經歷文革偷渡潮的老夫婦與兩位年青演員岑軍諺,田小凝、曾於八九民運支援學生的學生代表林耀強與2019年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以及六七暴動的少年政治犯楊宇杰與2019被控暴動的少年譚鈞朗。

  他們的出現與重演,並不單是拼湊歷史版圖,更是在導演的中介下,互相質疑。現在質疑過去,虛構質疑真實。大體上,陳梓桓以多重的虛實並用,從中橋造一個包含萬千疑問的真實。在頭一章的歷史中,兩位九十後演員與真實偷渡來港的老夫婦一同重演歷史,扮演參與農村中宣揚毛澤東思想的集會。重演之中,演員跳出角色,轉換成訪問者,問到老夫婦,當時是不是這樣。老伯伯回答:冇噤激。後來幾段,陳也用了相同的手法處理。當時是不是這樣、你那時為甚麼會這樣、你是怎樣的感受諸如此類。回想與代入歷史的時候我們也向發生過的種種提問。這樣我想起曾經看過關錦鵬的作品《阮玲玉》。《阮》以劇情為主,紀實作為補充與支線。然而虛實並用的確有助求真。當虛擬場景建基於紮實的資料搜集,真實性會稍作加強。再者,如果將資料搜集的過程及內容與虛擬場景相互對照,真實性就能大大加強。話說回來,我們或多或少,都在表達求真的欲望。歷經了這三年,當無法從當權者,或任何官方的論述之中得到真相,我們fact check,我們求真。

  當失語的時候,不得不借用過去的語言,去講到現在的事。懷舊或回顧,不是為了更好的過去,而是透過回頭一瞥,我們為到自身在城市之中找到與地方、文化、社會的連結,同時一再確定、建立當下的政治想像(political aspirations)。就此,我們無法不一再直面香港複雜獨特的歷史構造,由一個帝國主義的殖民者,移交到一個與再殖民者無異的中國手上,以致香港人身份一直在兩者間掙扎與創造。在多組的兩代對話中,陳帶出了各種香港人身份之間難以疏理,牽涉中共政權、殖民歷史、地域、血緣、民主想像之間的角力。對於面目模糊的過去所帶來的情感與體驗,我們於此創造未來的政治議程。史密斯(Laurajane Smith)與金普(Gary Campbell)將之稱為向前的懷舊/回顧(progressive nostalgia),為的是誘發更新、更好的想像。

  因此,看着一組組人物對話,他們重演歷史的同時在不同的政治與文化身分中周旋,同時在創造意義。在反送中運動爆發後的時空,集體有着強烈的本土的意識,一位異議青年飾演一位愛國者,究竟內心是甚麼的感受。方仲賢在思考自己與林耀強的共通之處的時候,想起了甚麼畫面?代入角色的過程之中,所要跨越是甚麼艱難。三十多年前,楊宇杰斬釘截鐵的宣示自己是中國人。而三十多年後,當楊宇杰到墳場悼念六七暴動中的死者,同場有打擊「反中亂港」的抗爭者的同代人。在黃藍分裂之間,他只能默默低頭,百感交集。究竟反英、愛國,與共產黨的獨裁政權,有沒有可能壁壘分明。假如當時參與六七暴動是一個公義、反帝國霸權的選擇,三十年後又無奈地帶來了甚麼影響。身份究竟由甚麼構成,而它又引領我們作出了甚麼行動,簡接與甚麼面貌的權力共謀?

  以上三組人物,跨代、經歷不同的社會運動、甚至帶着不同的案底,甚至有着不同的政治理念。然而在陳的編織之下,他們都以共同體的面貌出現,以尚未能自決的民族命運可概括。就此我反複思考命運共同體的意義。2019年梁繼平提出「所謂的共同體,就是能夠想像他人之痛苦,並且甘願彼此分擔的群體」,然而我們很少提及痛苦之間的差異。當我們認知痛苦是無法共享,接受痛苦之間的差異,卻是做成不同民主行動的緣由。成為了基層律師的林耀強,在六四晚會之中,堅持喊支聯會口號所隱含的痛苦,與擦過身邊一位位揮動香港獨立的旗幟的抗爭者的痛苦,有交疊之處,同時也有着差異。我們終究慢慢在生成一個與不同人一起共居(cohabitation)的政治實體,而要面對之間每個大大小小的差異。

  其實,除了那三組人物,也有最後的第四組:反送中運動後的鍾耀華,與2019年,或2014年的鍾耀華。他的出現,以一人承擔了現在與過去的對話,也提示着歷史的構成,同時先有個人所為開展。鍾耀華飾演鍾耀華,再讀一次佔中案庭上的陳詞,讓他跨時空代入從前的歷史點。經歷多一場大型社會運動的鍾耀華,重讀當年的陳詞,又會多加了甚麼樣的感受與思考。整個作品,都像繼承着鍾的志願,承擔「走出法庭/議事庭/媒體/一切中介去親自理解世界,體悟世情」的責任。《憂鬱之島》的故事,一路走到最後,帶着我們認着一個個被補、遭檢控、在囚的一位位市民、抗爭者、議員,以提醒我們必須以實踐延續運動。正如鍾的陳詞所寫

2019年4月10日,鍾耀華用「求情」的時間,在法庭上最後陳述:

現在控告的,並不是D7,或者D1,2,3,4,5,6,8,9。

今日在這裡控告的,其實是所有用不同辦法參與過或者沒參與過雨傘運動的朋友,是控告所有對香港珍而重之的人。亦此,法官你需要知道的,並不是D7的背景及參與運動的原由,你要知道的,其實是每一個參與運動,願意花上他的時間、心力,他的過去與未來,把自己的生命投放在香港的市民,到底為何他們依然堅持在香港不放棄的原因——哪怕這只是熒熒曳光。

如果法官閣下你要知道這些,你是沒有辦法透過一份書面陳詞,幾封信件,又或者幾段慷慨激昂的說話可以得知。

我們得毀掉被條文、被權力、被體制所形塑的自己,我們要走進一個充滿未知、一個在歷史與當下糾纏不清、一個在個人努力與萬千偶然混雜複合的世界,去關心我們的世界,而非僅僅關心自己的位置。雨傘運動,或者許多運動,其實本身無非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要知道政治經濟裏的權力勾結合謀,找出着力點,鍥而不捨地敲打。在這過程裏無聖人可追隨、領導。在過程裏,我們會迷惘,曾經一路很努力建築的自我會坍塌,會趨近滅亡,但始終會重生。唯有如此相信。不論你是法官、律師、老師、牧師、記者、懲教處職員,議員、學生、助理、支持者反對者、各行各業,在這些身份之前,我們首先是一個人。如果這是一個人。這就是給所有仍然面對自己的人的說話。亦此,沒有甚麼需要陳情,我們,包括在做的各位,是有責任走出法庭/議事庭/媒體/一切中介去親自理解世界,體悟世情。這全都不是這個法庭可以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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