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來自緬甸的華裔導演李永超，近來兩部紀錄片作品《惡人之煞》、《2020年的一場雨》破紀錄雙雙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來自緬甸國軍孤軍家庭，他的鏡頭一直對準緬甸國內種種社會實況如血汗琥珀開採、水患、毒品及地方武裝。
在《惡人之煞》中，他在戒毒所拍一個被炸斷腿的前軍人，試圖問到他的殺戮過去，最後卻陷入彷彿如《密陽》一樣的處境：前軍人堅持自己已經接受福音戒毒，有了信仰，上帝寬恕了他，所以他認為不須面對殺過的人，面對那些血腥過去。
「一開始認識他，看他的眼神，我會怕他，可能我問了甚麼問題，令他作出甚麼舉動。有朋友看完電影，問我他最後有沒有打你。因為在那唯一一場和他深度對話中，大家明顯情緒都上來了。作為退役軍人，雖然斷腳，但是他仍然十分強悍，從不輕易被他人壓制。」
日光下的殺生
《惡人之煞》的緣起，李永超說是他接受台灣公視的委托，回到緬甸拍片。他在片中的戒毒所前後拍了兩年，直到拍攝計劃開始三個月後，片中的主角前軍人住了進來。
「未拍他之前，我已經從其他人口中聽到很多荒謬故事，有人說他吸毒熟練到閉上眼睛也能夠打到毒針，有人說起以前怎樣向地方官員取得毒品。然後當前軍人來到，知道他是被人抓去當兵，隨即在他身上找到一種既視感。」
由上世紀六十年代起，緬甸北部的克欽獨立軍持續對抗中央政府，並操控不少鴉片生產地區。獨立軍更會走出勢力範圍，滲透各地鄉村，恐嚇勒索，從而獲得錢糧及兵源。李永超小時候曾經遇到獨立軍上門，被看中要抓去當兵，父母交錢緩住對方，翌日便馬上把李永超送到大城市密支那，由親戚照料。
在緬甸，暴力無處不在，人也似乎無處安心。《惡人之煞》拍下好幾幕戒毒所眾人殺豬、殺鳥來吃的畫面，那個退役軍人青年也在其中。他用矛精準地刺中豬隻的心臟，豬一陣嚎叫亂動，豬棚一陣騷動，隨後止息。
「我想拍攝暴力的實行，前面那些動物死亡的畫面，一開始也是沒有意料到的，後來覺得那些場面可以作為鋪墊，帶出我與退役軍人開於生命與暴力的討論，因為他一直強調，當軍人殺人是很正常，加上他前段殺豬也是手起刀落，便更加有說服力。緬甸在2010年後改行民主制度，直到軍事政變之前，社會有很大改變，獨立軍也不敢隨便抓人當兵，治安變好。戰爭仍然有，該打的還是會打，不過政變之後真的天翻地覆，有更多的地方武裝成立了。」
李永超知道戒毒所位處深山，晚間沒有電力，多數都一大清早從家中駕車上山，一整日拍片後才回家。然而有次他拍得晚了，入黑後下山，半路有兩個人從樹林跳出來攔車打劫。自此之後他每天只在日間拍片。
與退役軍人的角力
李永超一開始就覺得對方是個挺高傲的人。明明斷腿，仍不時勇於爬樹摘野果、殺豬殺鳥，他被抓去當兵前已經吸毒、酗酒，經常粗暴對待家人。早早輟學在礦場打工，也有不少輟學打工的女生，他承認曾經侵犯過她們。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李永超難以從他口中問到一些他在戰場殺人的過去。他有時會略帶炫耀向他人提起，即使已經信了上帝，他不認為自己殺人真的是彌天大錯。「和我另一部同時拍的《2020年那一場雨》相比，《惡人之煞》很費勁，因為不但我要思考自己怎樣面對殺人的軍人，也要努力走入對方的內心。然而他早期根本不搭理我，通常都是他在做事，我在旁紀錄。每天一清早上山拍片，晚上回看footage很多都沒用，心累。真的有種被他打敗的感覺，後來我回到台灣休息一陣子，也跟公視坦白說出創作上的難關。休息後我決定回去緬甸，和他重新較量。」
《惡人之煞》是李永超作品中少有以腳架固定鏡頭拍攝的。他說之前如《血琥珀》要深入敏感地帶，周邊環境不太安全，要隨時應付突發事件，所以手持鏡頭來得更方便。今次在戒毒所拍攝，沒有太多外在影響，就決定用腳架拍，希望可以讓自己也有一個思考的空間與距離。有時手持鏡頭拍片，會愈拍愈急躁。
最深入的那場較量，是有天李永超和他一起來到戒毒所相當寧靜的角落，無旁人打擾下，直接問起他的殺人往事。他終於開口說出一件往事，當時隊中一個新兵屢次不服從命令，他喝了酒，一恕之下用步槍射死新兵。冷靜過後他與隊員把新兵埋葬在樹林，卻在返回途中意外踩中地雷，炸斷了腿。他們愈談愈有火花，李永超解釋其實他的緬甸文不算流利，在運用簡單直接的用字下，令人看起來他在質問對方；然而他自己也同意，拍片一直以來的失利、憤怒有被帶進去。
「他一直把過錯推給信仰，上帝都原諒他了，為甚麼還要計較那些過去。但是我認為有些事情你做過，不是上帝說無罪就真的無罪，他自己怎樣看待？他有沒有反省、思考、和解，甚至會為他殺死的人祈禱？他有沒有真誠地面對自己，這是我想知道的事情。」
然而，李永超說，至少他現在來到戒毒所，信奉上帝，也許是一個好開始。退役軍人也提到，其實軍中法度森嚴，不許軍人吸毒，他身邊其他的戰友也善盡職責，並沒有像他一樣走偏變壞。「或者這與他的出身有關，他童年時住過孤兒院，後來才被家人接回來，所以他飽受歧視，可能因為這樣，他才一直維持強悍的形像，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
重重限制的緬甸創作
現時台灣緬甸兩邊走的李永超，坦言對在緬甸拍電影有一份責任感。
「其實緬甸就像一種文化礦藏或是沙漠的狀態，有很多故事等著我們發掘，然而人才與資源都少，加上緬甸陷入政變，拍電影的風險變得更大。民主時期，在仰光等大城市拿攝影機拍攝，別人只當你是遊客，現在人人都很敏感。如果繼續拍緬甸故事，我希望能拍出像賈樟柯《天註定》這樣的作品，刺探社會現實，個人的童年往事、小情小愛我想先放到一邊。」
也許外界對緬甸的印象變得刻板，不外乎毒品與戰爭等印象。但是李永超提到，仰光同時也在民主時期形成了一群獨立藝術家，大家感受到甚麼，就以此去拍攝你所在的地方。不過，無論感受有多深，有多廣，大家都同樣面對軍政府打壓創作自由。
李永超想緬甸能盡早恢復過來，即使這條路會很漫長。「環境即使有限制，我也想在能力範圍令創作變得自由，創作一定要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