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動畫及神話追尋二次大戰大屠殺的殘酷──訪問《消失的安妮日記》導演阿里科曼

導演阿里科曼(Ari Folman

以色列導演、編劇和電影配樂作曲家。1962年於海法出生。父母在波蘭相識結婚,婚後第二天即被送至奧斯威辛集中營。他以拍攝紀錄片起家,第二部作品《Sha’anan Si》與Ori Sivan在1991年拍攝,勇奪以色列奧斯卡Ophir Awards、耶路撒冷電影獎及多個國際電影節獎項。1996年,他與Ori Sivan二度合作,共同執導電影《Saint Clara》,獲捷克卡羅維瓦利國際電影節特別獎、海法國際電影節最佳電影,及於以色列奧斯卡頒獎禮Ophir Awards榮獲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六項大獎。

2001至2004年間,阿里科曼曾編寫數套出色的以色列電視劇,包括《Shabatot VeHagim》其中七集的劇本。他亦為另一部劇集《BeTipul》寫了三集劇本,後來HBO改編成大熱得獎劇集《望聞問切》(In Treatment)。

十九歲時,阿里科曼曾以國防軍步兵身份參與以色列黎巴嫩戰事,目睹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慘況。2008年,他自編自導動畫紀錄片《與魔共舞》(Waltz with Bashir),講述他嘗試透過心理治療及與一同服役的朋友和當時身在貝魯特的以色列人聊天來重拾記憶。《與魔共舞》大獲好評,不僅入圍康城影展主競賽、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及英國電影學院獎等,更勇奪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消失的安妮日記》是一部有關「大屠殺」的電影。你為甚麼決定以動畫作電影的形式?
基金會八年前找我負責這部電影,並強調希望是動畫電影,我深信主因便是希望藉成品接觸年紀較輕的觀眾。他們渴望以全新的方式講述「大屠殺」。因此,我們想到以吉蒂作主角來敘述故事。同時,我們也希望如實呈獻安妮最後七個月驚惶不安生活同時,聯繫遙遠的過去和現在。

那麼如何於電影呈現新的角度呢?
像我提及,電影非陳腔濫調地把安妮當作敘事重心,最大的創新是把吉蒂這個不存在的好友實現出來。她尋求安妮下落,試圖找出安妮在戰後發生甚麼事──她是怎樣死的?發生了甚麼事?過程中,她也察覺到現今歐洲的現況──擠滿了全世界因逃離戰火而流離失所的難民。

動畫的視覺效果由Lena Guberman負責。現時技術發達,你們有無限種方法去呈現這部動畫,你們是如何決定最終的風格呢?
動畫可貴之處是你能在虛幻中重塑多姿多彩的世界。吉蒂和安妮的人設是我們的首項決定,我們希望給予她們善良且温暖的人格。Lena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能畫出絢麗的作品。但我們決定打破固有的拍攝模式,大多數戰爭電影以彩色顯示現在,黑白呈現過去。我們反行其道。電影中,黑白代表着二十一世紀的阿姆斯特丹,正值嚴冬的城市褪去顏色。另一邊廂,我們以安妮的視角回望過去,過去反而色彩繽紛且生機蓬勃。這種反差成為電影的基調,以色彩提示觀眾時空的轉變。我們調色時也不希望過於刻版,因此們決定參照我過去的作品,調色上更為大膽、天馬行空:特別是在呈現安妮的幻想時。

你製作時運用了甚麼技術?
電影甫開場便以畫作去介紹安妮的生平,這部份我們使用了來自十五個國家逾159,000幅作品。這些畫作使得觀眾更容易入戲,如同置身其中,感受電影的活力和動感。為此,我們開發了一項全新技術,結合靜態背景與2D動畫人物。具體而言,我們為日記中的地下室創建微型模型。這使我們能由攝影機拍攝真實景像,然後把畫好的人物放到背景中。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從未有前人運用過類似技術。

吉蒂雖然十分著名,卻非真實人物。你是如何平衡塑造她的形象同時,忠於安妮對她的幻想?
安妮寫下許多對吉蒂的描述:背景、樣貌、性格等,當然還有她倆的對話。某程度上,吉蒂是安妮的另一個自我,但我把更外向的性格加諸於她身上:她是一名鬥士,不甘心活於父母的控制下,就像安妮一樣。吉蒂藏身的地方沒有其他人,沒有人會責罵她,因此她能夠自由地做任何安妮想做的事,這正是安妮創造吉蒂的原因。

電影中,吉蒂主動地為現今的難民發聲。你會把她視作現今抗議人權與氣候議題的青少年團體的一部份嗎?
她其實屬於我們的時代。雖然她是由安妮幻想的人物,但在電影中,她是過去與現在的橋樑。她在現代冒險時,遇見了一些與她一樣處身危險的年輕人,他們有些因逃離戰區而變成難民。這使她醒悟,安妮甚至連逃離戰區的機會也沒有,只能躲藏於幽暗的地下室。這段經歷促使吉蒂勇於站出來。同時,她意識到自己有能力為世界帶來改變。

觀眾和吉蒂在電影中一起面對大屠殺。這些敏感場景有否造成特別困難?你又怎樣解決呢?
整部電影最艱鉅的任務便是提及法蘭克一家被送到奧斯辛威集中營。我們應該怎樣向孩子們呈現這個殘酷的時刻。動畫有着無限可能,但我們同時要慎重編排。最後,我發現二戰納粹的屠殺和希臘神話的冥界有許多相似之處,恰好安妮十分着迷於希臘神話。納粹有火車、交通工具、集中營與會主宰屠殺的人,而在希臘神話中火車變成了渡輪、土地變成了河流,神話中同樣有由冥皇黑帝斯(Hades)主宰死亡的人。與納粹一樣,希臘神話中有狗負責着看守。我認為我們能夠透過蒙太奇使觀眾了解法蘭克一家在集中營經歷的事,以及通過希臘神話的圖像和古文字來介紹這段經歷。我們並不希望這一幕過於逼真和沉重。

你在設計「大屠殺」一段時有遇上任何紅線嗎?
首先,我們不想像主流電影般,以真實的方式呈現安妮和姐姐瑪歌(Margot)的結局。無論是動畫或正常長篇電影,都不太適合用於展示所發生的事,因為我相信我們之中沒有人真正了解發生過的事。我們永遠無法感同身受,我在「大屠殺」倖存者家庭長大,聽着一名孩子能聽過最可怕的故事。但是我們無法在腦海中產生這些事件的畫面,我認為這項任務對我們而言過於困難。因此,我創造了寓言來聯繫這個故事,使用動畫和繪畫來創造想像的世界。

你以截然不同的角度詮釋《安妮日記》這部年輕觀眾耳熟能詳的作品,你能談談背後的理念嗎?
事實上,我們保留了日記中絕大部份內容。電影中過去的場景正是日記的故事,而日記中也有所預言「大屠殺」後的情況。但電影選擇以女孩間的對話而非安妮的獨白去詮釋故事,這正是本片與別不同之處。觀眾看着假想的朋友變成真實,在現實中討論着安妮所留下的獨白。歸根究底,其實我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說同樣的故事。

你在電影中帶出了來自非洲的女難民Awa。是甚麼促使這選擇?
Awa是一位來自馬利共和國的難民。我曾研究過非洲難民流亡至歐洲的路線和方法。由於故事發生在阿姆斯特丹,她的出現變得十分合理。此外,這個故事跨越了三個世代,安妮創造了吉蒂並把日記傳給她,而吉蒂又把書交給Awa。即便如此,我們絲毫沒有把「大屠殺」與過去五年的難民潮比較的意思,兩者不論如何也無法相提並論。我們只是希望指出在地球上,每五名孩子便有一名受到戰爭威脅。我們希望幫助觀眾理解,孩子被無辜捲入一場他無能為力的戰爭意味着甚麼。從孩子的角度看,安妮與Awa的故事的確有相似之處。

今時今日,愈來愈多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嘗試改變世界。你如何看待這個現象與電影的關係?
在我的祖國以色列,我能看到各年齡層的人都會站出來推動社會變革。然而,歷經炎熱的夏季和冬季的大雨,只有年輕人能夠堅持每個周末都到前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家門前抗議。最終他們贏了,腐敗的政府被新政府取代。世界正在轉變,變得更加種族主義、暴力、反猶太主義。某些時候,人們會形成一種心態,使他們退縮回自己的舒適圈。就像近年,以色列的政治立場一直右傾。疫情前,以年輕人為主的以色列人民為此發起抗議。這是一次窩心且有力的行動,因為它向世界展示了希望。


《消失的安妮日記》故事大綱

大家對安妮法蘭克及其著作《安妮日記》不會陌生。不過,本片主角不只是那位在二戰期間困於斗室躲避納粹軍的少女,還有她日記中的假想朋友吉蒂。故事始於當下的阿姆斯特丹,吉蒂不意識到時間已過七十五年,深信安妮仍然在世。在好友、秘密經營難民收容所的彼得協助下,吉蒂決意憑着手上的《安妮日記》,展開追尋安妮蹤跡之旅。

* 內容由安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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