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轉運站》:大團圓結局下,除去温情的幻象

  警探秀珍與伴侶帶着羽星在海邊戲水;素英的儲物櫃和七人車上,掛着「一家五口」的合照;東洙和海進也加入團聚之中,唯有尚賢不知所蹤。一場轉運之後,伴着導演慣用的鋼琴配樂,電影迎來了一個近乎圓滿的結局,感動之餘,也帶來撫慰和釋然。然而,在這大團圓結局之下,社會對女性的苛刻、對感性的吝嗇都被掩蓋,只留給觀眾一場温情的幻覺。

  《孩子轉運站》中,落魄的洗衣店老闆尚賢和教會兼職的孤兒東洙拍檔販賣嬰兒暫存箱中的棄嬰,殺害兒子生父的妓女素英遺棄兒子羽星後又折返教會,意外發現尚賢和東洙的勾當,於是三人開始尋找合適的買家。途中,孤兒海進加入旅程,一行五人儼然一個小家庭,彼此照顧,為羽星篩選可以視其為己出的養父母。《孩》的劇情充滿是枝裕和式的設計:被社會邊緣化的小人物、對家庭和血緣的再定義、細膩的情感流露、清澈的配樂。整體而言,《孩》有不少《小偷家族》的影子,在導演手到擒來的家庭敘事上加入了諸如黑社會、公路等商業元素。

  然而,當它載譽康城之後,不少評論表示,《孩子轉運站》的突破寥寥,考慮到導演意圖進入韓國市場,實為一部中規中矩、缺乏勇氣之作。在筆者看來,承襲是枝導演熟悉的倫理敘事框架無可厚非,但電影在細節和結局上的處理卻不盡如人意,總給人以缺了一筆之感。敘事上,警探秀珍的暗線稍顯倉促;意象上,對母性的想像略顯粗疏;議題上,針對棄嬰與販嬰的倫理問題,社會對感性的貶抑現象,導演均是點到為止。而最後一場愛人與親人重聚的大團圓結局,把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一筆勾銷,更把主角以及他們的殘酷經歷浪漫化了。

  是枝導演的敘事總是克制又留有餘地,在影片前半部份,裴斗娜飾演的組長秀珍一心渴望以現行犯逮捕尚賢、東洙和素英,甚至不惜設局誘導犯罪(釣魚)。她不齒素英的棄養行為,在與隊員的對話中無不展現對女性的苛刻和對感性的疏離。另一方面,留給秀珍與伴侶的筆墨亦有些單薄,導致秀珍的形象難免扁平。儘管影片並無交代前因,但警探的職業如同一個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試煉場,伸張正義、樹立權威、道德判斷,均是高於感性的任務。現實中,非黑即白的準則絕非權力擁有者的專屬,先入為主的大眾並不鮮見。當秀珍得知,素英唱着搖籃曲為羽星換尿片時,她眼裡閃動的訝異或許透露了她對素英看法的轉變,但轉變之大以至於她最終接受素英的請求扶養羽星三年,則顯得突兀和煽情了。

  文藝片和商業片的元素在《孩子轉運站》中兼而有之。電影出場人物眾多,情節複雜,也使影片中家庭的意象被壓縮,露出了對母性的粗疏想像。食物,是導演擅長使用的家庭意象:《橫山家之味》中的粟米天婦羅,《比海還深》中的可爾必思冰,《小偷家族》中的炸薯餅,甚至是《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中的過期食物,都是家人連結的投射。而《孩》中,或許是由於導演對韓國文化的距離感,無法讓食物帶着熱氣出現在家庭餐桌上,僅以魚糕和杯麵的型態出現在警察的車中。影片呈現的母性亦少了些層次,一方面集中在唱搖籃曲、換尿片、拍嗝等悉心照顧上,另一方面體現在不得已棄養的深思熟慮上。值得留意的是,導演對母親的詮釋有一種天性的意味,似乎生為女人,母性是與生俱來的。清晨,在孤兒院裡,素英抱着羽星站在窗邊,鏡頭特寫了羽星指縫間撫着母親的髮絲,似有種母子間天然的感應;有意領養羽星的母親提議自行哺乳的時候,素英只是失落地摸着自己的胸口。然而,母性的概念是否是社會建構的呢?母親應該履行的義務又是否是社會加諸於女性的、不可選擇的枷鎖呢?電影有限的篇幅裡,這些討論都未能打開。

  如果說《孩子轉運站》在情感上並未較《小偷家族》有明顯突破,《孩》的議題卻觸及了更深的問題。在探討何謂家人的同時,影片嘗試詰問了社會福利系統:是先有嬰兒暫存箱還是先有遺棄孩子的父母?再進一步,法律和倫理亦被動搖:如果遺棄引致了人口販賣,販嬰是否存在善的可能?甚至,世界範圍內被激烈討論的女性墮胎權也有涉及:如果女性對自己的身體有完全的自主,那麼她應該為墮胎或生育負起多大責任呢?始終隱身的父親又如何呢?或換言之,我們的社會福利系統應該為女性提供多少支援,以保有她們對身體的自主權?《孩》的框架的確適合探索社會議題,不為給出答案,而是激起更多元的思考。然而電影耐心鋪排的情節被自首、逮捕、寄養、重逢的大團圓結局倉促收束。也許如尚賢一般隱匿於江湖才是現實,一廂情願的温馨結局反而讓電影頭重腳輕,失了餘韻。

  在棄嬰的包袱裡留下「我會來接你的」的信箋只是讓母親好受些,把殘酷經歷和複雜議題浪漫化的結尾,也不過是讓觀眾好受些吧。

07/07/2022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