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經歷反送中抗爭後，香港出現了新一波政治電影的浪潮，除了大量運動紀錄片外，也有劇情長片如《少年》和《花果飄零》，短片如《夜更》、《天暗亦明》、《執屋》等，實驗短片《暴動之後，光復之前》，散文電影《日常》，還有陳梓恒混合虛實、以「重演」（reenactment）把過去與現在重疊起來的《憂鬱之島》。
《憂鬱之島》與一般抗爭政治片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取材抗爭來虛構故事，也不是深入現實以鏡頭紀錄真實。它不強調現場感，處處流露出一種「事後」的距離。這不是說片中沒有抗爭現場的紀錄片段，不過現場並非它的首要焦點，反倒是對事件「事後」的反思，才是《憂鬱之島》的核心所在。
而對於這次抗爭的反思，導演陳梓桓也不是單純聚焦在單一事件，而是把它放回香港的歷史中，以香港社會變遷的歷史脈絡來與當下的事件及「事後」互相碰撞，撞出三段香港人的政治身世。導演邀請了三代活在政治大動盪下的人，作為紀錄部份的主軸，錄下他們如何在政治大環境中於香港生活與生存；而同時，導演邀請另外三組年輕人，他們或深或淺經歷着反送中的抗爭及其餘波，這三組在片中「穿」上三代人的身份，重演三代人各自的政治經歷，並透過投入他人的生命的軌跡，讓演員／觀眾去反思如何活在當下這個「憂鬱之島」中。
身世一：流徙
第一代人來自文革，夫婦二人在火紅的政治年代游水逃來香港，並在香港生根，成為香港人。這已經是我們耳熟能詳、關於上一代流徙者的故事：他們為了避開政治劫難，來到較為自由而沒有「政治」的地方。能從北方游水到港的體格實在是足夠強大，以致伯伯年老後，依然能每日健身，依然能從容（在大雨之中）跳到海中暢泳。海，成為他們流徙的標記，成為他們尋求自由的隱喻。他們為着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來到香港，卻在當下需要再一次面對年代久遠的政治壓力。
重演他們的兩位年輕人，需要穿上他們的故事，演出他們的故事，甚至在演出中回到文革時的狂熱。藉着重演，他們全身地投入去體驗了活在大時代之人到底有着怎樣的思量，並因而對當下的自己（觀眾）提問：對面不自由，你會冒着極大的危險多番出游，逃到未知之域嗎？雖說是重演，但導演的攝影機由他們化妝、裝身、準備、演出，以致於演後對答反思的過程，也是運用着我們耳詳能詳的「間離」手法，以此向觀眾拋出問題，推動着觀眾反思。
身世二：創傷
第二代人來自八九民運，當時香港學生熱血支援北京學生。有一批香港學生不懼危險，北上北京參與運動，更待至6月4日，近距離見證着六四的一刻。帶着創傷經驗，他回到香港過着雙面生活：一面是潛伏體內的受傷理想主義者，不時受不同的政治喚呼，再次舉起理想的旗幟，但又不斷在後續的政治失敗中再次受傷，一般人稱他們為「泛民」；一面是在面對香港回歸時承着香港的發展成為專業人士，慢慢獲得了社會及經濟地位，一般人稱他們為中產，或「港豬」。而《憂鬱之島》中的他比「港豬」核心一點，會參與六四燭光晚會，會承擔政治檢控的案件，但卻因着六四一刻不能磨滅的創傷，依然擁抱着支聯會口號中的各種不及時宜的理想。
重演他的，也是熱血的香港學生，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捕，遭檢控，後更入獄。他同是創傷的一代，卻是新的本土一代，卻無法接受「大中華情意結」。初看之下，實在難以想像這位本土一代的學生竟會願意參演大中華一代的重演，演出他們支援北京學生的熱血。不過有一點相同的是，他們都曾在抗爭現象，在前線看見過暴力，在暴力中身受其害，並同樣因而明白到，要走的路將會愈來愈長。他在片中，被導演要求除了演出八九那一代，同時需要把他作為本土反送中一代的身心投入進去，透過他的「間離」演出，他同樣向自身（觀眾）拋出問題：我們到底如何帶着創傷和對過不能磨滅的忿恨，繼續活下去。
身世三：解殖
第三代人其實要比上述第一、二代人更早，他是六七暴動的一代。1967年，他們響應文革的浪潮，在香港發起工人運動，除了是抗議工資不均，更重要的是抗議英殖民對華人的政治打壓，本着「驅除洋人，還我河山」的精神參與暴動，一般人稱他們為「土共」。他們追尋理想、革命、共產主義、勞工權益及自由自治，他們卻遭驅趕、拘禁、虐打、無理審訊，最後判刑，並遭其他香港人唾棄。他也是遭監禁的其中一員，出獄後遠離政治，卻沒有遠離愛國的心，一生念記我反殖，我是中國人，一生也念記政治理想之幻滅與背離。
重演他的，也是追尋理想、革命與自由自治者，同時遭驅趕和拘禁，被告暴動罪，並將面對最多十年的刑期。導演精心地安排重演坐監的一幕。過來人六七一代的他，告訴當時他還未知是要受暴動刑期的他，他是如何在囚中渡過恐懼的。他失去自尊，失去尊嚴，遭英殖警察毒打，依賴着忿怒來克服恐懼，依賴着信念來渡過日子：愛國無罪，愛國沒有錯。然而，更難捱的不是牢獄中的日子，而是其後。曾經志同的人，道不再合，別人不一定會毋忘，反會遭人遺棄，這才是他覺得最難捱的。在這重演中，將要受刑的他被迫預先面對囚牢的恐懼，觀看着影像的我們，被迫去自我質詢，到底會否離棄，到底愛一地之情會否遭遺忘。
小結
我選擇不提劇中角色的名字，是遵循導演的作法。他在片末，請來一批將會或已經面對審訊與刑期的人，面對攝影機，以他們的神情望向觀眾。影片不以名字來描述他們，而是以身份及罪名來標記他們。不同名字，不代表他們是無名之人，相反，影片去記錄的不是那人姓甚名誰，而是他們在這個社會中及這場運動中的位置。這份身世，正正是導演想要向觀眾強調，正正是影片想要觀眾作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