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離我們最近的傳奇

　　期待了很久，2020年11月，我參加了文念中執導的《好好拍電影》（後簡稱《好》）媒體場的放映。在尖沙咀K11的巨幕前，張艾嘉、施南生、關錦鵬、陳果等片中受訪者，還有很多電影人和影評人，都坐在觀衆席中。我相信在場的每個人都有關於許鞍華的故事，放映中不時有笑聲和驚嘆，整個戲院充滿派對的氛圍。電影未及上映，戲院就因疫情關閉，待2021年3月終於重開，影片正式上映時，我再去又一城戲院觀看，發現觀衆們仍有類似的感受。銀幕上親切的Ann，因為四十多年的電影生涯，和幾代、幾地的影人和影迷，都有或長或短、或多或少的緣分。《好》片記錄的不僅是影人影事，也是Ann眼中香港的前世今生。

　　

是「故鄉」還是「他鄉」

　　《好》片伊始，文導演問Ann她的「故鄉」在哪裡？她回答，出生地鞍山算是一個。她父親曾在滿洲駐軍服役，母親去鞍山找哥哥未遇，跟着一位新結識的朋友到父親駐軍地，兩人不期而遇。此後戰事急轉直下，日軍腹背受敵，持續了十四年的中日戰爭結束了。愛情超越民族仇恨，兩人有了愛情的結晶，取名許鞍華。1947年，父母帶着不足百日的Ann離開東北，穿越大半個中國，到了她祖父母所在的澳門。Ann 於是在澳門長大，小時跟爺爺念古詩，許鞍華在半自傳電影《客途秋恨》中，重現童年在祖父面前背詩的情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個場景讓我想起年幼的張愛玲，背誦「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令祖父淚目的畫面。

　　1997年許鞍華和崔允信合作了紀錄片《去日苦多》，第一次親身講述成長的過程。關於她上學的問題在家裡引發的爭論，祖父强調民族大義，父親講求教育水準，結果為了進有水準的教會學校，她和弟妹都受洗變成天主教徒。五、六十年代，她在中、英文化之間成長。左、右對峙的冷戰年代，造成一條新聞在不同報紙上至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造成香港人對政治反感，或者政治意識淡泊。和大多數叔叔伯伯一樣，小孩子也沈迷武俠小說，原來武俠世界中那遙遠的中國，是生活在英國殖民地的人們，通過「神遊」中國傳統文化紓解現代生活壓力的一種方式。

　　許鞍華十六歲才知道自己母親是日本人，但當時她沒能透徹理解作為日本人，母親在戰後的澳門和香港承受的巨大壓力。祖父母不准母親說日語，她於是在家中很沈默。如吳念真指出，她母親又能聽懂多少周圍人的話呢？Ann去英國讀書之後，才開始理解，母親一生都逃離不了「異鄉人」的感受。《好》片之中，包含了《客途秋恨》中女兒從英國回來，陪母親去日本的片段，踏上「故鄉」泥土的母親雖然放鬆了不少，但在日本人看來，她仍舊是一個身居異地的異鄉人。《去》片中，Ann 說到母親到了香港先要學粵語，後來子女移民北美要學英語，回歸之後又要學國語時，笑着歪倒一旁時，我也忍不住笑了，雖然覺得好似不應該笑，卻被Ann 的笑聲感染，她常用笑聲來化解尷尬。

　　《去》片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講到在1967年，Ann作為「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港大比較文學系學生，不知外面已經發生「暴動」，如期到達考試地點，才發現學校是日關閉。片中她訪問港大的好友詹德隆和吳靄儀，通過他們對當年學生運動的回憶，呈現出較為完整的她們這代人青年時代的圖景。《好》片中，Ann 承認自己很用功、從不走堂，被同學們看作「不合時宜」，因為當時耍酷的港大生，一定是不上課、不用功就能拿頭等成績的。認真和不合時宜似乎仍是Ann的本色，說到多年來認真思考的只有電影，有時大賣，有時拿獎，也有時一連幾部都不成功，但是每一部戲她都一樣地努力，付出了同樣的辛勞。

　　

是「難民」還是「移民」

　　在我原本的認知裡，「難民」是因為戰爭或災荒被迫流徙的人，而「移民」則是其他情況下選擇遷移他鄉的人。但是在Ann的口中，「難民」和「移民」常常模糊了界限。她的日本母親，嫁給中國男人，在戰後留在澳門、香港生活，成為三個孩子的母親。生存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她對孩子異常「嚴格」。她是「難民」還是「移民」？在Ann的電影中，不論難民、移民，到達一個新的地方，都一樣要重新獲得身份，一樣要努力安身立命。Ann 進入影圈時，越南難民在香港的境遇，引起她強烈的關注。富有意味的是，在越南出生的徐克在《好》片評論說，「我們當時覺得，什麼？還關心越南的問題，自己的問題還沒有搞定呢！」對Ann 來說，那些人的問題像她自己的問題一樣貼身。

　　《去日苦多》是我2001年末到香港工作不久就看到的香港紀錄片。片中人都講粵語，唯Ann用國語自述，她顯然要解釋給香港以外的人，她如何在香港長大。我在華語電影課上，不止一次放《去日苦多》，希望新來香港的外地學生也可以受惠於這部電影。我感覺和Ann 很近，因為二十歲的她和二十歲的我，分別在1967和1989年的春夏，狀態相仿。學校關閉了她都不知道，還趕去考試。而我也見過空校的場景，因為我那些不諳政治的女同學，也曾舉起寫着「生命在於運動」的半條床單上街，我卻縮在家裡練吉他。

　　1978年身為新導演的Ann，拍攝了「越南難民三部曲」，獲得「政治片導演」的頭銜。時間又快進二十年後，在香港回歸之際，她拍攝當年港大學生會主席、同學好友，大家仍笑談她從完全不關心政治到「政治導演」的華麗轉身。我和Ann一樣留學海外，也學了比較文學和電影，到香港任教後本來立志研究女導演，卻因結識的彭小蓮導演，誤闖歷史禁區，開始拍攝紀錄片。其實不願關心政治，並不代表政治不會找上門來影響你。很多不能言説的體驗，在《去日苦多》中被Ann説出，令我倍感親切。

　　《去日苦多》對我的意義，不僅僅是在心理上拉近了我和香港的距離，更重要的是，它像是一個通往前、後、左、右的節點，給了我一個瞭解香港近年歷史的入口。我看《去日苦多》的感受，如同關錦鵬導演《人在紐約》裡嫁到紐約的斯琴高娃，一天晚上突然從床上起身，推開自己家所有的窗戶，告訴丈夫：她要「接上」紐約的「地氣」。《去》中音樂不多，卻用得恰到好處。Ann從小到大的一組學校照片，勾畫出殖民地的風華與風貌。1997年前夕，港人紛紛移民時，她說要留下來，好奇這個地方究竟會變成什麽樣。我聽了有一份異樣的安心：香港的未來，仍有她在。到了2019年的《好好拍電影》，她想的仍舊是為香港多拍電影。

　　

是「文學」還是「電影」

　　許鞍華和文學的關係多年未斷。在原創劇本《男人四十》中，也有張學友和梅艷芳扮演的夫婦，一起朗誦蘇軾《赤壁賦》的片段。大陸一開放給香港團隊拍片，許鞍華就拍攝了《書劍恩仇錄》和《香香公主》兩片，把武俠小說中的浩瀚時空，以恢宏的空間展示。她把文學名著搬上銀幕，一次是拍攝以蕭紅生平為主題的《黃金時代》（2014），三次是改編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1984）、《半生緣》（1997）和今年的《第一爐香》。可以說這四部電影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普通觀眾（特別是「紅粉」和「張迷」）對於「文學」的期許，和許鞍華導演的理解有衝突。

　　剛上映的《第一爐香》，原著並不適合改編電影。許鞍華第一次拍攝張愛玲的小說，是1984年的《傾城之戀》，因為用粵語對白，似乎和張愛玲的語言有隔閡。1997年許鞍華改編《半生緣》，當時褒貶參半，但是近兩年卻多盛讚。今年對《第一爐香》的熱議，多是「張迷」在批評選角。對許鞍華來說，她的疑慮是故事中沒有亮色，屬於「殺死人找不到兇手」沒有給人希望的劇情。和王安憶一起改編，按照張愛玲的人物和情節延伸了劇情，讓我們看到女主角葛薇龍婚後的情形，把原來侷限與香港的時空擴展到了上海，畢竟雙城時空是張愛玲文學世界的兩個中心。關於愛情，張愛玲寫《第一爐香》時才二十三歲，寫一個女孩明知男子濫情卻飛蛾撲火，像一場青春的豪賭，也像是預言第二年她自己的命運。

　　王安憶說她改編《第一爐香》完全是為了許鞍華，相處之中，她發現自己的敘事技能，對電影功效有限，因為許導演更多時間，如「結構工程師」一般，研究人物之間看與被看的空間關係。對導演來說，這才是她工作的基本：「文學」在劇本完成時結束，接下來開始的是「電影」。有人說張愛玲的文字很「視覺化」，她描述的色彩這次也明晰地呈現在鏡頭裡，不過導演插入了半黑白的蒙太奇，造成一些曖昧與玄幻。電影的出彩還在於，小說中一筆帶過貼滿洗好的手絹的瓷磚強，有喬誠爵士家的照片牆作為呼應；鏡頭兩次反打葛薇龍，一次不見了喬琪喬，一次不見了盧兆麟；飯店旋轉門轉動時，分明在上海的葛薇龍，卻看見應該在香港的姑媽推門而出。這些都是小說裡面沒有的畫面。

　　《好好拍電影》影片一開場，鏡頭跟着穿着大雨靴的Ann 深一脚淺一脚地走在山路上，她在香港的「鄉下」拍攝《明月幾時有》，把許鞍華工作時、以前我們在大銀幕上看不到的點滴，展現在大銀幕上。生活之中，她照顧着年邁的母親，仍舊有外貌焦慮和多拍香港的野心。作為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獎的獲獎者、金馬獎和金像獎獲獎次數最多的導演，電影圈對她的專業水準有充分的肯定。想起有一次和幾位前輩朋友約許鞍華喝茶，聊了一陣天之後，她要去給母親過生日了，提前離開之前還幫大家埋了單。還有一次，我在油麻地看到她從馬路對面走過來，那時我想到：「這是距離我最近的一個傳奇！」

　　

後記：寫完此文之後，突然有一天在朋友家裡見到許鞍華，瞭解到更多新片拍攝背後的苦衷。然而傾談之後，她仍舊是樂觀的。然後有一天，一群紀錄片工作者到導演會開會，她也來了，會後說，「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那時厲害多了！」很多人都説，年輕人是我們未來的希望，我的感覺卻不同，我常常覺得走在我前面的許鞍華、陳安琪、楊紫燁帶給我更多的希望，因為她們告訴我，和年輕人同行，我們的路還可以走多遠！

本文原載《城市文藝》2021年12月號（總115期），感謝總編梅子先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