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決》:人文道統的批判與傳承──記念李行導演

  台灣導演李行上月病逝,引發了兩岸三地電影以及藝文界人士的深切悼念。筆者有幸在早前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觀賞導演生平最引以為傲的作品《秋決》數位修復版的世界首映,深受觸動,撰文一記,同時向這位華語電影史上的重要人物致敬。

  1972年推出的《秋決》,由與李行合作多年的張永祥編劇,構想始於他初入導演行當的六十年代,是李行眾多作品中較為少見的古裝歷史通俗劇。這個題材本來不被看好,上映時卻出乎意料地大受歡迎,更一舉奪下第十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等大獎。故事設在時代背景模糊的某朝,三代單傳的富家子裴剛衝動殺人,被判死刑,押在牢中等候明年秋後處決。裴剛奶奶救孫心切,散盡家財;為了留下血脈,說通獄卒讓裴家養女蓮兒入牢房與裴剛共渡一宵。奶奶在心力交瘁中去世,蓮兒與裴剛互陪伴,漸生真情。裴剛在磨難中痛改前非,在秋決日坦然赴死。

  這部電影是李行導演的得意之作,也是他精神信仰的顯化。藉着通俗劇的情節,既批判又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倫理觀,個體(主要集中在裴剛身上)對其在倫理系統中所處位置有所醒悟與反思後,在生命觀的層面上主動承擔了道統,最後成了道統的肉成道身。由諉錯他人的巨嬰,到勇於擔當罪責,裴剛真正完成了蛻變,不再是蒙昧、不甘受命運魚肉卻只知在情緒中逃遁的可憐人,而成為了自己命運的主人公,影片也展露出真正的創作意圖,即一部完美融合了希臘悲劇意識與中國人文關懷的作品。

  電影中,個人與命運一直在角力,而後者總是以人倫教化的面貌出現。裴剛的命運是因奶奶溺愛而造就的行動巨人、精神侏儒;蓮兒是養育恩義重、人情債難償的孤女;奶奶是青年守寡後、情感過度灌注孫輩的作繭自縛;牢頭是對早逝兒子無處安放的愧咎與歉意。如何把命運轉化成命限,即承認個人的無可奈何、無力迴天,同時在有限中突破,重新找到力量,接受一己的作為與處境而背負上責任,而不是被責任壓跨?書生的角色提示了路徑。為父抵債入獄的他是道德的代言人,亦是道德身體力行的表率者、評判者、哀悼者。是通過他的視角,裴剛才第一次感受到了他人對自己作為一個人的肯定,引發出一種不一樣的、正在自己燥動、粗糲的性情中湧現的可能性。他不只是奶奶關愛與期望的超負者、姓氏與血脈用完可棄的工具人,更可以是具能動性、能主動地使道統貫注自身的道德主體。

  書生的話語與淡淡然的關懷目光是改變的契機,卻不足以構成改變的動力。裴剛對死亡的恐懼不能完全被道德說教所安撫,他對命運的憤怒更是無所着落,這一切還須他自己去經歷,而蓮兒就是他覺醒階段的見證者、在場者。個人在命運歷程中受到的傷害、進而對命運而生的憤怒不可能是抽象的,它總是有具體的所指的,即當初的傷患、至今痛楚的餘波。惟有緊貼着所指,與憤怒同在,才有出死入生的可能。當裴剛終於得悉奶奶的死訊,他在烈日下痛擊自己、怒哮種種「我恨她」,恨她放任無節制的愛,這種愛害了他,也害了她。此刻,他終於清楚指認出這種愛的名字,也看清了藏身其中的兩個軟弱無力、互相取暖的人。電影對裴剛與奶奶共生關係的刻劃,尤如手術刀一樣,剜挑出中國家庭裏、尊卑長幼間糾結難纏的複雜情感與代際悲劇。[1]

  超越了憤怒,裴剛還要面對生死。電影着意對照人物成長與四時變化,在有限的片廠佈景中,變化出一連串冬去夏來的蒙太奇,裴剛與蓮兒在四時更迭中,把牢獄生涯過成了詩。然而兩人感情愈深,處境愈是艱難,敞開心扉暢想男耕女織的田園詩景象,對比出殘酷、不容分說的現實。裴剛引用蓮兒的話來彼此寬慰:「哪怕一天一夜,也是一生一世」,然後他要盡最大的努力,以當下來守護將來。他拒絕了牢頭逃獄的請求,決意擔起自己的業,因為在情在理,非如此不可。當裴剛覆述着書生的話,死要死得其所,光明磊落,這不再是犬儒的酸腐之言,而是他發自內心的認同。這幕之令人動容,為的是有所經歷者都知道,要得着這樣的改變,其中有多少不足為人道的辛酸,如今在電影中都體認了。

  電影開場即點出秋決制度的緣由,是哲人感應天道,故定在秋意肅殺時執行人道(法律、刑責)。當電影在尾場再次來到秋決日,各人的境況已大有不同,人漸合於天道循環,成就電影的戲劇高潮。鏡頭緊跟裴剛整裝、上枷、出門、登車,調度一氣呵成,場面雄渾莊嚴。蓮兒與忠僕,還有她孕育着的胎兒,遙望坦然赴死的裴剛。此時的蓮兒,也與裴剛一樣,完成了蛻變。他們的歷程不盡相同而彼此完滿,裴剛雄壯中有柔情(與蓮兒訣別、拜牢頭作父),蓮兒溫順中有剛烈(怒斥落井下石的二叔)、堅貞(決意在困境中撫養孩子)。前者是顯發的陽性,後者是隱動的陰性,陰陽互為表裏又互相包涵。電影以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方式示意了一股在絕望與死亡中重生的人性力量,由裴剛作表率,蓮兒來傳承,提示了宇宙間陰陽消長,生生不息的精神與希望。

  蓮兒望着遠去的囚車,孤兒寡婦,她的路還很長,電影的餘味也在於此。女子通過姻親、血緣得以受倫理制度的庇蔭,也同時面對着新的社會關係與道德壓力。舊時代同樣境況的女性命運我們都很熟知,同時代的港台電影亦有所表現(唐書璇的《董夫人》與李行自己的《貞節牌坊》)。個體對自己的道德期許如何能保持批判,而不致於被外在社會的泛道德化要求所挾持或異化,這個問題在李行創作的時代乃至今日,仍值得被每個認真對待生命、歷史、文化的人思考。


註釋

[1] 《秋決》具有傳奇、奇情色彩的本事更突顯了這種母子(電影中是祖孫)共生關係的悲劇:其實《秋決》這個劇本,是兒時聽到奶奶、母親在床邊給我們講的一個咬奶頭的故事。故事是一個死刑犯臨死前,監斬官問他:你有什麼要求?他說,我希望能跟我母親見一面,所以(監斬官)就把他媽媽找來。死刑犯跟媽媽說:「我不孝,我不能再陪你,再來孝順你了,我有一個要求,我想再吃你一口奶」,所以媽媽把衣服脫了,結果他咬了媽媽的奶頭,狠狠地把她的奶頭咬下來。他說:「你要是從小就好好地管教我,不要溺愛我,我今天就不會有這個結果」,就是這麼一個床邊故事,慢慢變成大家看到的《秋決》。詳見高佳佳,〈【金馬2016】兩位大師的20分鐘對談,話盡一段台灣電影史〉,《Cinephilia》,2016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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