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前言
隨着國安法對文藝界的監控日益增加，香港電影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審查風險。《電影檢查條例》修訂後，根據電檢處的新指引，任何「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的電影，都有機會被禁止上映。審查之手，彷彿籠罩在所有創作者之上。
然而，回看上世紀至今的香港歷史，電影審查卻不曾缺席。因着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危機，港英電檢處曾以「損害鄰近地區關係」、「觸發種族或民族仇恨」等理由，禁止多部電影公開放映，以免內容引發政治鬥爭，損害管治。
本文選取六部電影作為引子，透過電影遭遇審查的時代背景、經過及影響，說明背後的政治機制，初探香港電影審查的前世今生。
1. 《碼頭風雲》（1954）／導演：卡山（Elia Kazan）
《碼頭風雲》（On the Waterfront）由美國導演卡山創作，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主演，改編自記者莊遜（Malcolm Johnson）在1948年揭發紐約碼頭工會腐敗的調查報導。明明電影與香港並無關係，何以遭禁映三年，直至1957年解禁？
電影學者吳國坤研究港英政府檔案，得出結論：一方面，政府擔心有關工人的電影可能引發左派工會發動罷工，尤其1949年尾曾發生纜車工潮；另一方面，左派人士批評電影抹黑工會領袖與工人，流露導演的反共意識形態。[1]
上世紀五十年代，冷戰如箭在弦，政府猶恐電影激起香港的左右派鬥爭，動搖殖民地統治。因此，即使是荷里活電影如《碼頭風雲》，都可能遭到審查。
2. 《昨天今天明天》（1970）／導演：龍剛
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曾經寫作小說《瘟疫》（La Peste），描寫阿爾及利亞的一座城市因爆發瘟疫而封鎖，城內眾人面對災難的境況。啟發自小說，香港著名導演龍剛在1970年拍成電影《瘟疫》，講述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港，蔓延的不僅病症，還有恐懼。今天再看，電影竟是寫實多於科幻：導演預見了2003、2019年相繼爆發的疫症，對社會各階層都觀察入微，可謂超前時代。
然而，電影被左派輿論批評，戲中趁亂作案的匪徒是影射六七暴動，並借一名正直的新聞工作者，影射暴動中被殺的商業電台員工林彬。[2] 最終，電影在送檢時被刪剪近半，只剩72分鐘，上映時更改名《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如此，何況明天？
3. 《再見中國》（1987）／導演：唐書璇
六、七十年代，中國經歷文革十年動蕩，一河之隔的香港，成為不少人眼中求生的出口。根據當時的逃亡潮，香港導演唐書璇（民初軍閥唐繼堯之孫女）在1974年拍攝《再見中國》，以1966年文革期間為背景，講述四名廣州學生千辛萬苦偷渡來港，卻發現共產主義的彼岸，遠不是自由世界的天堂。主角們流落物質掛帥、貧富懸殊的殖民地香港，一邊是紙醉金迷的希爾頓酒店，一邊是高舉「毛主席萬歲」的中銀大廈，可謂「左右」不是人。
電影在完成後送檢，左派再一次群起圍攻，指控其「有毒」、「反革命」、「反中國」，審查當局亦以電影「破壞香港與另一個地區友好關係」為由，禁止公映，直至1987年再次提交方獲批准。[3] 冷戰期間，港英政府面對中國的威脅，以政治中立之名，禁絕可能挑起意識形態鬥爭的電影，佳作如《再見中國》，也落得石沉大海的下場。
4. 《喜馬拉亞星》（2005）／導演：韋家輝
1987年，《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揭發港英政府或無法定權力進行電影審查，導致政府在翌年通過《電影檢查條例》，並設立如今的電影三級制。[4] 九十年代初，在李柱銘等人的推動下，電影的政治審查正式廢除。
事實上，在三級制之下，所審查的不只是暴力或色情的內容，種族意識亦在審查之下。《喜馬拉亞星》本為一部賀歲喜劇，以劉青雲、吳鎮宇、鄭中基飾演的潦倒商人、失憶團友、世外高人，帶出「人生如夢」的主題。有宗教團體卻投訴影片帶有不良的種族意識，影視處繼而邀請駐港印度領事館等組織觀影，以作諮詢。[5] 最終，電影沒有被禁，被評為IIA級，即「兒童不宜」。
5. 《十年》（2015）／導演：郭臻、黃飛鵬、歐文傑、周冠威、伍嘉良
《十年》本是部實驗作品。〈浮瓜〉、〈冬蟬〉、〈方言〉、〈自焚者〉、〈本地蛋〉五個短篇故事，以寓言形式表達對香港逐漸失去自由的擔憂，片尾寄語港人「為時未晚」。如今看來，戲中故事一一實現，「寓言」竟成了「預言」，十年還未到，世界已變了樣，再回不去。
電影屬獨立、低成本製作，由於題材涉及敏感政治議題，主流院線除百老匯電影中心外都不願上映。直至引起輿論關注，一票難求，方擴展到其他院線和社區放映。雖然電影順利上映，更在爭議聲中獲頒金像獎最佳電影，然而，看不見的審查卻找上導演們。正如周冠威坦言，政治題材難以找到投資者，唯一可行的，只剩下純愛的《幻愛》（2020）。[6] 至於《十年》的其他導演，或移居外地，或堅持拍獨立電影。看不見的紅線，早已降臨。
6. 《執屋》（2021）／導演：莫坤菱
杜琪峯導演在2005年發起「鮮浪潮」短片競賽，至今舉辦十五屆，從中發掘不少有才華的年輕電影創作者，例如李駿碩、黃綺琳等，後來有些得獎者得以拍攝其首部長片。
本年度「鮮浪潮國際電影節」本安排放映入圍作品《執屋》，但短片在最後關頭不獲電檢處發出放映核准，最終被迫取消。
《執屋》導演莫坤菱原為專題及影像記者，在採訪社運時認識「執屋」一詞（為被捕者清理個人物品），繼而開始寫劇本，最終完成參賽短片。《執屋》以社運中家庭的「黃藍矛盾」為題材，無疑也是無數人的切身經歷。作品以親情而非政治為中心，卻未獲發出放映核准，叫人思疑，新審查指引之下，紅線飄忽武斷、無影可尋。
同樣遭審查的社運影片，還有匿名拍攝的《理大圍城》（2020）及《佔領立法會》（2020）。《理大圍城》原定於香港藝術中心上映，但在開始前方收到電檢處通知，需要加上「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等警告字句，更將影片評為III級，導致主辦方需要安排退票。國安法於2020年7月1日生效後，高先電影院曾在2021年3月安排放映《理大圍城》，卻因《文匯報》批評影片違反國安法，而被迫取消。
國安法之下，禁區與紅線，籠罩整座城市，創作者雖知風險，卻未敢輕言放棄。周冠威的《時代革命》在康城上映，可見創作者依然追求創作自由，只是影片能否於香港上映，則是悲觀。
結語
以上六部電影，只是香港電影審查史的一小部份。從港英時期到九七後，文藝創作都難以獨立於政治之外。不過，吳國坤指出，審查不一定扼殺創作自由，國家「上有審查」，民間亦「下有背叛」，借隱晦的語言暗地反抗。[7] 這不只是打擦邊球，也是在以道抗勢、以影犯禁。
註釋
[1] 吳國坤，《昨天今天明天：內地與香港電影的政治、藝術與傳統》（香港：中華書局，2021）。
[2] 鄭政恆，〈龍剛電影和政治〉，《HKinema》第二十八期（2014）。
[3] 同註1，107–8。
[4] 陳淑霞，〈電影政治禁區非新事 學者：港產片有生命力未需悲觀〉，《香港01》，2021年8月12日。
[5] 政府新聞公報，2005年1月29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1/29/0129150.htm。
[6] 紅眼，〈為《十年》被列黑名單，五位導演如今去向何方？〉，《獨立評論@天下》，2020年11月3日。
[7] 同註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