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2021年7月16日，由周冠威拍攝、有關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成為康城影展閉幕前的焦點，也震撼了香港人。一部記錄時代的電影，旋即成為政治浪尖，也盛載了一段無法磨滅的歷史。周冠威接受《映畫手民》專訪，討論創作的緣由，也討論創作的自由與禁絕。
電影與自由的信念
《時代革命》在康城影展的首映前率先公佈宣傳海報，照見熟悉的臉孔與事件，勾勒出運動的群象，並道：「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改變了時代。」事隔兩年，周冠威交出一部綜觀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並承接了港人無法言說的情感，引來網絡間鋪天蓋地的討論。
記者聯絡周冠威相約訪問，他爽快答應。在電話上，周冠威的聲音顯得平和。訪問前，周冠威已於另一些媒體訪問上透露其行蹤──仍堅持留在香港。
離開與留下，成為這兩年間香港人每天逼問自身的難題。對周冠威而言，這道選擇題所涉及的是信念的考驗。「如果因為我的心靈而逃避、選擇離開香港，這不是自由。何桂藍曾說：若不在香港自由，則自由又有何義。若我是因為恐懼而離開香港，那我是不自由。我無懼地留在香港，這就是自由。」他鏗鏘地道。
早於《時代革命》推出前，已有隱約的風聲，指周冠威會有被捕的風險。他謂，曾有朋友促他離開香港，以保安全。「很多人想我能夠繼續拍攝電影，我也很想，我很喜愛電影。不斷有人勸我到台灣發展，因為我獲得了金馬獎；又有人說英國與加拿大亦有不少人願意投資給我拍戲。」不過，他沒有選擇離開。直至《時代革命》推出，其自由也隨時被押上，四方八面的聲音願他平安。但他經歷了良久的掙扎後仍未選擇離開。
「這些說話刺激了我，讓我知道我追求的不單是電影事業如此簡單，我追求的是電影藝術。藝術是包含take risk、無懼與自由。所以我要留在香港，尋找心靈上真正的自由。我不能接受心靈受箝制的周冠威在外地所拍攝的電影；若是這樣，我也不想拍下去。」
今年四十二歲的周冠威已屆不惑之年。電影與自由，他置於同一天秤上。周冠威曾在香港電影工業打滾十年。自演藝學院的學士畢業後，他曾擔任場記，亦為不少電影拍攝電影特輯，如《殺破狼》與《霍元甲》等，更拍攝過六部短片。轉折間，他回到演藝學院修讀首屆電影藝術碩士（MFA），直至2013年，拍攝首部長片《一個複雜故事》，翌年上映，其時他正對電影創作摩拳擦掌。
兩年後，雨傘運動結束，社會群體陷入失落。一直遊走於學院與工業的他與幾位創作者共同以獨立製作的模式拍攝《十年》，喚起更多香港人對未來的關注。其中周冠威拍攝的《自焚者》更因片中激烈的政治意識與行動而備受注目，讓他首度被捲進政治漩渦中。電影無法抽離於現實政治，《十年》打開了缺口，成為香港電影創作自由的試金石。最終《十年》票房報捷，卻因商業影院所承受的政治壓力而草草落畫，又以社區與大專放映開闢了新的空間。
筆者三年前曾訪問周冠威，他談到手頭上已有數個長片劇本，一直在尋找投資者。《幻愛》是其中之一。最終《幻愛》於去年上畫，票房報捷。社會時代的因素無法被剔除。周冠威的電影創作路途與時代緊扣。
十年不到，國安法實施，放映空間亦因審查制度而萎縮，創作自由被劃上問號。《理大圍城》被建制派批評；鮮浪潮短片競賽中涉及反送中運動情節的《執屋》也未獲電檢處發證明書。此時此刻，《時代革命》在出現，除了記錄時代，更帶出問題：創作自由，還剩下多少？
「《時代革命》製作了兩年，國安法是在拍攝後才出現。當時也有不少人勸我不要再繼續製作，但我拒絕了。我做正確的事便繼續做下去，既然上天給予我這個機會，也給我開展了這個製作，我沒有理由不去完成，這是我的使命。很多的手足與受訪者願意信任我，讓我去拍攝他們；而我的影像隨時讓他們需承受很大的風險。他們對我抱持如此的信任，我無法不完成作品。」
《時代革命》在政治陰霾壓頂下出現，既蒙上不安與恐懼，卻也彰顯紀錄片所折射人本為人的價值。「曾經有一位手足答謝我，他對我說：『我有很多話無法對家人說，也無法對很多人說，但我想通過你的鏡頭來說。』這真是很大的責任，但也是我的本義──透過鏡頭讓他們說話。」
導演拒絕匿名
《時代革命》的預告片洋洋灑灑展示了運動的重要場景與不同的人物，片末列出：A film by Hong Konger，導演的名字隱去，明言這是一部屬於香港人的電影。
周冠威解釋，他希望能呈現整場運動的本質—沒有大台、不彰顯某一兩位領袖人物。是故他亦不欲其名字被放大。「我希望能藏起自己。這是我的創作，但不單是我的創作，這部影片仍是屬於所有人，包括曾提供影片的傳媒與獨立記者，我希望能彰顯他們的貢獻。」
從《理大圍城》與《佔領立法會》以「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作為集體創作的標記，也保護拍攝團隊的身份，故此匿名；到了《時代革命》，整個拍攝團隊也沒有顯示名字，只有導演周冠威一人走在前沿，無懼揭露身份。導演坦言，不同的拍攝者也有各自的考量：「為甚麼我不選擇匿名？其實還是需要找人來承受，因為其中涉及很多事情，如賣片、與不同的人交涉等，這些都需要一個有名有姓的人及一間公司來處理。」
紅線未明，一部反映時代的紀錄片誕生，不得不步步為營。電影史上也有部分紀錄片因政權而匿名。好像拍攝伊朗總統大選與綠色革命的《伊朗全面噤聲》（2015）便以「無名者」署名。抹去名字，本身也是一種再現的政治。周冠威改以另一種方式直面政權，一人承接無形的政治力量與風險。
曾經有朋友願意為其承擔。「我好想繼續看你拍的電影，如果要查這部紀錄片所屬是誰，就查我吧。我願意為你坐監。」那位朋友對周冠威說。
「這讓我產生了很大的不安──如果作為一部紀錄片的創作者，我的受訪者表露名字，導演卻匿名，這是多麼難堪、多麼難看、多麼不公義與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有人為我承擔被捕坐監的風險，我萬萬不能。其實我只是做正常的事。當前的香港實在太痛苦，做正常的事也需要如此巨大的掙扎。但我已掙扎完畢，我要做下去。」
禁制無法阻擋創作
一部紀錄片從拍攝到發行，再抵達觀眾眼前，歷經繁複的體制，亦需與不同的政治機關交涉與周旋，波折重重。繼去年廖潔雯的短片《手足》在柏林國際影展放映、《理大圍城》獲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最佳剪接獎及《佔領立法會》入圍第五十七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時代革命》在康城影展作特別放映，無疑是電影史的重要一筆，也同時意味更大的封殺危機。現時香港的社會局勢每天風起雲湧，電影暫時無法在香港上映，也無確切的計劃。周冠威只稱不會關上任何的門，「當然希望《時代革命》能讓更多的觀眾看到，包括香港的觀眾。愈多觀眾能看到愈好。」
《時代革命》將為周冠威所帶來的危機無人知曉，但有可能讓其身陷囹圄，無法再拍電影。他直言只能「盡做」。「看看到時有甚麼空間、會產生甚麼想法，能夠做到的我都會堅持繼續做。即使到了甚麼也無法做的地步，我還有我的腦袋、我的意志。自由意志是奪不走的。」禁絕也許能換來無止盡的創作能量，這在不少極權國家已有不少示範。好像伊朗的著名導演巴納希（Jafar Panahi）曾因其作品議題敏感而以「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被判軟禁，更被頒令在二十年內禁止製作或拍攝電影與編寫劇本。但他依舊以手機製作多部電影，並未停竭；更在2015年拍攝榮獲柏林影展金熊獎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禁制無法阻擋創作。
周冠威深明此道：「就算真的無法拍攝，甚麼也不能做；我的腦袋也可繼續運行。好像《幻愛》的劇本也超過十年。即便我不知道我的創作何時才能實現，但我能繼續有盼望。我的創作是不會停止──他們囚禁不到我的創作、囚禁不到我的靈魂。我希望自己能夠維持自由的靈魂。」
他直言，曾經有人看畢《幻愛》後願意投資他新的電影創作，乃一部有關愛情、非關政治的影片。「你當是《幻愛》的續集吧。」周冠威笑言。但最終該位投資因得悉《時代革命》而退出，導致拍攝計劃擱置。「這是意料之內。應對方法是繼續找投資；未找到投資者便繼續寫劇本。」周冠威坦然地說。
後記
身為基督徒的周冠威，內心掙扎時反覆與神對話。「發生甚麼事我也能回歸信仰，無須恐懼政權。若我真的有任何不測，這是聖經所寫：為義受逼迫。耶穌也是如此被釘上十字架；如果真的要我承受，那便承受。」
信仰為周冠威的內心找回平靜，他現時與家人每天祈禱：「一，我希望能夠沒事，繼續有戲拍」他笑道。「二，萬一我有事，不管是甚麼事，我仍然有平安。我仍然知道自己在做對的事、合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