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突襲安全區》（Quo Vadis, Aida?）的導演和編劇潔絲米拉茲巴尼奇（Jasmila Žbanić）1974年出生於薩拉熱窩，畢業於當地的戲劇藝術學院。她獲獎甚多，首作《殤城遺恨》（Grbavica，2006）已贏得柏林影展的金熊獎，第二部長片《愛的旅途上》（On the Path，2010）亦在柏林影展的競賽單元首映，第三部長片《空對江橋無語天》（For Those Who Can Tell No Tales，2013）則在Les Arcs歐洲電影節獲得女性電影人獎（Femme de Cinema Award）。
《突襲安全區》改編自震驚全球的軍事事件，影片講述1995年宣佈獨立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遭塞族共和國出兵攻打，主角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翻譯員艾達協助維和部隊保護三萬名難民之餘，亦在混亂為自己的家人覓退路。歷史事件的發展不難了解，後來維和部隊與塞軍達成協議，塞軍如入無人之境，在維和部隊基地內外救援民眾，同時卻屠殺他們認為有威脅的男性。茲巴尼奇藉艾達，以女性的視覺看這次歷史事件，並以電影的結尾表現出這活下來的生活如何接續她的餘生。
問：請為我們講解一下這個故事及它對你的意義。1995年你在哪裡？那年你多大？你一直都希望把這故事拍成電影嗎？
導：波斯尼亞戰爭（1992–1995）末期，波斯尼亞東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城八千多名居民遭處決，這對波斯尼亞人而言是巨大的創傷。戰爭期間，聯合國宣佈斯雷布雷尼察是保護平民與公民的安全區，然而，1995年7月波斯尼亞塞族軍隊攻佔這座城市，聯合國維和部隊向紐約總部要求援助不果，當地居民陷入徹底的失望。
斯雷布雷尼察距離維也納只需四十分鐘的飛行路程，距離柏林不到兩小時，實在難以相信如此種族滅絕就發生在歐洲人眼前──更是發生在不斷說無數次重複「絕不再發生」之後。
斯雷布雷尼察離我很近，我在薩拉熱窩戰爭中倖存下來，當時薩拉熱窩也遭遇圍攻，我們很有可能就會落得跟斯雷布雷尼察同樣下場。我一直堅信會有人把那裡發生的事拍成電影，但從沒想過會是我。然而，這個故事一直在我心中縈繞。有關斯雷布雷尼察的資料，能讀的我都讀過了。我當時讀了很多、也聽了很多女性說關於她們的兒子、丈夫、兄弟、父親被塞軍抓走，被聯合國置之不理的故事。這些每天出現在傳媒裡的故事，深深地影響着我。直至二十五年後，依然有1,700人下落不明。作為電影人，斯雷布雷尼察的故事深深牽引著我。在拍了四部電影之後，我覺得自己準備好拍這部電影了──同時亦明白過程中會有很多障礙。
問：怎樣的障礙？
導：波斯尼亞電影產量每年只有一部。我們幾乎沒有電影業，我們的電影基金也很小。我們從電影基金得到的預算只有5%。波斯尼亞曾經是南斯拉夫強大電影工業的一部份，但經歷戰爭後，一切都被摧毀，與其他國家的聯繫亦變得有限──我們處於電影製作的沙漠中。從製作層面及我們為這部電影設定的標準來說，這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隨着戰爭結束，波斯尼亞內部分裂，斯雷佈雷尼察仍然受波斯尼亞塞族人管治。我們國家有許多右翼政客仍然否認斯雷佈雷尼察發生過種族滅絕，他們將戰犯視為英雄，否認海牙國際刑事法庭裁定斯雷佈雷尼察事件是種族滅絕的判決。因此，另一個龐大的障礙是政治。
另一方面，卻有很多人希望這部電影能誕生，不少波斯尼亞人提供協助。我們有九個歐洲國家聯合監製，他們都希望這個故事能被講出來。
我們的總監製達美爾伊布拉希莫維奇作出了很多大膽而冒險的選擇，我們付出了多年心血拍這部電影，我們成功因為我們內心有強大的動力，我們必須講出這個故事，因為我們堅信這不僅是關於波斯尼亞或巴爾幹半島的故事，而是關於當人類脫離道德約束、毀滅各種人類形體時，人彼此之間如何互相對待。
問：這是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虛構電影，你是如何處理的？
導：在決定如何講出這些事件時，我感到有一份巨大的責任感。有時感覺自己好像在地雷陣中行走。我一心要創作出一部能觀眾能理解的電影，同時忠實於情感、角色和事實。我也明白不可能把這段複雜的歷史故事講得面面俱到。我必須作出選擇。
我需要虛構很多東西，因為電影有自己的規則。例如，現實中，聯合國荷蘭維和部隊指揮官卡利曼斯（Thom Karremans）與波斯尼亞塞族將軍姆拉迪奇（Ratko Mladic）在方塔納酒店（Hotel Fontana）舉行過多次會議，就這座城的命運談判，網上也有這些會議的影片。然而，在電影裡安排多場開會戲是行不通的，因此我決定把會議合成一場戲。我必須戲劇化某些元素，也要創造一些角色。
有一本對我來說非常珍貴的書：哈遜努哈諾維奇（Hasan Nuhanovic）的《在聯合國的旗幟下》（Under the UN Flag），他的故事啟發了我這部電影。
問：請介紹一下艾達這個角色
導：她夾在兩個世界之間：她是波斯尼亞人，她的家人與斯雷布雷尼察的其他三萬名居民置身同一處境，然而她為聯合國工作，使得她處於模棱兩可的位置。她相信聯合國，認為聯合國基地對她的家人來說是安全的避風港，同時因為她是聯合國的僱員，所以她有一定的特權。這部電影是關於她的人生隨着一切陷入分崩離析歷程。
問：我們現在是否可以認為姆拉迪奇無論如何都要殺死這些人？這些談判只是演戲嗎？
導：1991年，波斯尼亞塞族領袖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因戰爭罪行被判處終身監禁）在國會上表示，如果波斯尼亞脫離南斯拉夫，穆斯林將會消失於戰爭的地獄，因為他們沒有防衛的能力。YouTube上可以找到他這段影片。就這樣，種族滅絕開始了，在卡拉季奇、姆拉迪奇等人的案件中都能找到證據，單單在1992年5月內，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邊界上的每個小鎮都有3,000至4,000名人民被殘酷地殺害。這一切顯然是有計劃的。
問：聯合國呢？他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沒有人支援他們。你希望他們如何被理解？
導：這部電影並不反對聯合國所代表的體制和主張。相反，這部電影想要提醒觀眾，我們必須改進並支持我們的體制。聯合國在政治上受到某些國際政治力量的牽制。放棄斯雷布雷尼察根本上是一個政治決定，有人千方百計要束縛聯合國，但這並不能免除荷蘭的責任。他們對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有諸多偏見，對當地人普遍也有一種殖民主義的看法。佛羅倫斯．哈特曼（Florence Hartmann）在她的著作《現實政治的血液》（The Blood of Realpolitik）中闡述了這一點。我推薦這本書，因為它不僅是關於斯雷布雷尼察，也講述政治制度是如何運作的。如果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發生在今天，結果很可能也是一樣的！歐盟會動也不動！這讓我不寒而慄。
問：你們是在哪裡拍攝聯合國基地的？
導：基地是我們建出來的。大樓本來就在那裡，但我們必須根據我們希望營造的空間感去改造外觀。這個地方需要是一個無名的地方，我們需要一個可以讓一大群人站着的大空地，也需要一條通往生死關頭的路。令人意外的是，儘管波斯尼亞有很多廢棄工廠，卻很難找到一個便利於拍攝的地點。我們找到了一個絕佳的地方──一個戰爭時期的舊集中營。我們在它旁邊的大樓拍攝。許多場景都曾發生過暴力事件，包括學校等。
其中一些臨時演員曾被囚禁過。發現這點的過程非常奇怪。我們在拍男人被逼迫爬上卡車的場面，在指導臨時演員時，一名男子卻回答道：「他們不是這樣帶走我們的。」一開始我不太明白，他接着說：「我在裡面待過，在營裡待了十二個月，士兵們並不是這樣給我們下命令的。」這位先生還解釋了當時實際情況，我們便按照他的指引去拍攝。我才發現，四百名臨時演員中，很多人曾是希利奧德隆中營（Heliodrom Camp）的囚犯。
內景是在斯托拉茨（Stolac）拍攝，外景則是四十分鐘車程之外的莫斯塔（Mostar），我們先拍室內景，然後再拍外景，因外景相當複雜。我們在六、七月份抵着四十度的高温拍攝外景，每天大約有十次緊急干預措施，處理工作人員因高温暈倒的問題。而我自己只是暈了一次（笑）。
問：你如何營造出電影中強烈的緊張感？
導：在劇本創作階段，我想包含驚慄元素，想讓艾達付出極大的精力去拯救她的家人。剪輯過程中，我和出色的剪接師雅羅斯瓦夫卡明斯基（《修女伊德》［Ida］、《冷戰戀曲》［Cold War］）合作，而我們關注的是，由於斯雷布雷尼察並不是一個為人熟悉的地方，我們必須讓觀眾理解故事的背景。
當你製作關於大屠殺的電影時，你可以指望觀眾對這段歷史已有所認識，因此不必再作解釋。但斯雷布雷尼察的種族滅絕卻不是這樣。例如，我們對來自洛茲電影學院剪接系一群二十多歲學生做過一個測試。當中五人只聽說過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但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有十人甚至從未聽說過斯雷布雷尼察，我認為這就是歐洲大部份地區的情況，更不用說世界上其他地區了。這部電影必須為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服務。
問：這部電影並非歷史紀錄片，你的故事核心在那裡？
導：艾達的經歷和情感是本故事的核心。我想讓人們帶走這部電影提出的問題和情感。假如荷蘭士兵更有同理心，這場悲劇會有如此可怕的結果嗎？即使體制和政府讓我們失望，我們仍然有自由去同情他人，幫助他人。我們總是被自私的情感所主導──資本主義需要自私才能生存，它正在把我們和地球推向災難。
我希望人們能把斯雷布雷尼察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聯繫起來，並問自己：困難時誰會來救他們？如果當初我們更團結，有多少事情會變得不一樣？
此外，還有我們帶給孩子們的創傷：這包括犯罪的孩子和受害者的孩子。然而犯罪者花了極大努力去否認他們的行為為下一代造成了巨大負擔的事實。
問：你過往的電影部份都是以戰爭為主題，今次這部電影是怎樣定位？
導：我的大多數電影都是戰後電影，關於過去如何影響現在的生活。我們雖然從這場戰爭倖存下來，但它對我們的生活仍有很多影響。這是我第一部有坦克、槍炮和士兵的電影……作為女性主義者，我認為戰爭是男性的遊戲，吳爾芙（Virginia Woolf）說得好：「戰爭是男人的遊戲⋯⋯殺人機器是有性別的，是男性。」我認為每一場戰爭都是反社會者和心理變態者架起的平台。就在這一刻，有人正在以戰爭大發財，事實上，發財的只是少數人，受苦的則是數百萬人。
這部電影展示了戰爭的父權主義及官僚結構，責任總是在不在現場的權威部門。它顯示出女性在這個體系迷宮中的位置及下場。對我來說，戰爭就是這樣一幅景象：一名女人背部中槍倒在地上同時，一群士兵們正在她的家掠奪。
戰爭的通常都以自由、民主和正義包裝，因此我們不會注意到背後的真相及其陳腔濫調。我們需要其他的敍述角度，去呈現背後隱藏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