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上年五月的時候，《理大圍城》在香港藝術中心放映。我本來購了票，最後還是沒有去，把票讓了給別人。後來，我反而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中看到《理》。在荷蘭讀書，可能地域上的距離，也造就了心的距離，因此覺得，比較應付到當中發生的事，就購了票看。
還記得完場後，有一個映後談，由來自阿姆斯特丹的文化人主持，訪問幾位只能透過越洋來電的無名拍攝者。那時候，主持錯誤地介紹稍後的時間會由受訪者以普通話回應，我才意識到，其他地方國家對於香港的認識其實可以很微少。至少，主持人以為，來自香港的紀錄片拍攝團隊，會以普通話回應。同時，也一再證明，在這場運動之中，事實、確據、紀錄的重要性。
完場之前，主持人問到一條非常俗套，也反映了歐亞之間的階級觀念的問題：你們拍這紀錄片，會想我們怎樣幫助你們呢？而那時候，發行的發言者很得體地回答，大概是說，《理大圍城》不單是關於香港，而是讓大家都可以關注極權底下，每一位受壓迫者，而他們可以來自任何地方。
這樣的回答，我歸究於，這兩年徹徹底底，入血的共同體的情感，而這樣的情感，也實在在這紀錄片中體現到。
《理大圍城》，拍攝於2019年11月13至29日的香港理工大學衝突，算是史上最大型的社會運動圍困事件。紀錄片開首，是圍城的前期，由衝突起初的散碎片段開始，有手足充當橋上哨兵的情況、市民在A出口擺路障的情況，至到一位接受訪問的手足，坦言理大之內，記者不多，而因此，他最怕自己死了無屍骸、無人知。「呢度唔係好多記者嘅情況下，屍都冇喎。個心好怯呀其實我係」，一名手足說到。之後，原來已過了二十四分鐘，《理大圍城》四字才甫出現，圍城剛好開始於大家意識到不夠記者的時候。
在這場社會運動之中，一有大大小小的衝突，最常聽到的就是各人大叫記者的聲音。失去記者的存在，幾乎就是，失去公信力的見證人的存在。在記者不多的情況下，手足向紀錄片拍攝者言及他的憂慮，也意味着，手執攝錄機人的身份，多了一重使命。他們可能是，僅餘的記錄者，僅餘的真相的載體。
同時，在這樣的形勢底下，闖得進去的人，不論是急救隊，讓是紀錄片工作者，他們都有着抗爭者的身份。特別是，在紀錄片開端輯錄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背景，就是當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現流亡海外）追問前線警方是否任何市民都無法回家，警方確確實實地回答，是。
《理大圍城》，獲得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長片競賽單元最佳剪接獎。而特別在於，在這樣紛亂的情況，多日圍困，集體記錄，也想像到得到的大量片段是難以剪接。《理》以時序呈現了大致上的框架，後半部份是接近無法梳理的抗爭者間的爭拗、抗爭者與中學校長、議員的紛爭，張力一直持續，幾乎沒有可以緩和情緒的空間。即使是中間散碎的鏡頭，打爆了的校園電視播着校慶酒會、疲勞過度的急救員、寫給周梓樂的大字等，都充斥了各種絕望及荒誕的情緒。
再讀相關的訪問、評論，不少亦提到《理大圍城》的重要特點，因為《理》是一個集體紀錄，由多名紀錄片工作者在場於不同位置拍攝，各人有各人的視覺與思考，因此它沒有一個清晰的故事脈絡，反而是他們所聽到、關注的，甚至參與的每一場抗爭者的掙扎。特別是，在圍困之中，紀錄片工作者除了現場，就沒有其他空間處理身份上的變換，無法回家休息、整理檔案，無法出外買枝水和食物。他們所經歷的不是身份上、位置上的轉換，而是重疊。記錄、抗爭、創作、見證等位置，一直重疊。
當中我深刻記得三個場面。第一個，是有一批抗爭者嘗試突圍而出的時候，就在橋下紅隧努力擺脫警方圍捕。我們看到一些抗爭者成功跨過草叢逃走，但通常都在身邊有手足被捕，令警方應接不暇的時候。換句話說，逃走的時候，同時是他人犧牲的時候，當中擦身而過的重量、創傷也是無可估量。而在這樣場景之中，拍攝者也在奔跑、被趕，然後後退。因着拍攝者的名義而能夠保持機動的同時，也在承受與身邊抗爭者擦身而過的重量，甚至是內疚。
第二個，好簡短。只是，當其中一位抗爭者因為決定了跟隨中學校長離開，向剛認識的同伴哭着道別，而身旁剛好經過的拍攝者拍一拍他的肩。一同圍困多日，拍攝者在現場與抗爭者所建立的情感連結，也介入了記錄的畫面。
最後，是一個入夜的時分，一名抗爭者換好了衣服，站在樓梯中間，準備跟隨中學校長的隊伍離開，但後面也有另一位似乎比較年長的抗爭者，指責校長的舉動，也指出這樣離開的重重危險。當時站在中間的抗爭者很不知所措，又望左，又望右，在留守的同伴與離開的隊伍之間左右搖擺，而鏡頭也跟從着他的身體動作，擺向左，又擺向右，彷彿每個有關去留的疑惑，都在拍攝者心內。
拍攝者同時是抗爭者，這大概是無可否認的。特別是，當記者都有被捕的風險，紀錄片工作者更需要在抗爭場域中跟隨其他手足，靈活地衝擊與逃跑。同時，他們也不免順着情感牽動，介入現場的關係中，經歷去留的掙扎。
在《理》之中，紀錄片工作者都說他們想拍攝過程中的掙扎、每個決定背後的經歷，而我們看到的，同時是每位有着個人身份的創作者，如何因着運動之中的不可抗力，變成了集體的一部份。而攝錄機的存在，雖然似乎賦予了拍攝者的個體特權，但因特權而引伸出來的省察、使命、內疚，將他們拉回集體裡邊，因着現場的需要而走入不同的身位。因為不夠記者而肩負了更重要的責任，也因為無名、多人、被困，而更加融入成集體的一部分。與其他紀錄片不同的地方，或者就是它同時記錄了拍攝者在集體的行動、情緒之中，如何與慢慢消磨的個體意識一直拉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