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張吉安首部長片《南巫》（2020）以張吉安的家鄉馬來半島之吉打州為背景，影片獲東亞最具盛名影展之一的台灣金馬獎兩項提名。典禮舉行前，張吉安在訪問中提到侯孝賢對他的重大影響。[1] 不論是張吉安的提名，還是對台灣導演侯孝賢的致敬，都緊隨着一個長久的傳統，這傳統把像他一般的馬華導演帶領往台灣去。
這傳統由蔡明亮開始。蔡明亮在七十年代末到台灣念書，並在台灣開展他的電影生涯。生力軍則有何蔚庭和廖克發。相應地，這傳統也可以被放置在更廣闊的語境來審視，過去幾十年來，無數的馬來西亞華人為大學教育前往台灣，不少現在已在學術和文學圈（及其他專業和範疇）中享負盛名，所謂的「馬華文學」已是與台灣文學密不可分的重要一支。[2]
在本文中，我提出一種以地緣政治角度看跨國族電影的研究方法。從以上敘述可見，台灣和馬來西亞並非緊密封閉的民族國家。相反，作為種族和語言記號的中華性（Chineseness），使不少馬來西亞華人（在當地是少數種族）得以想像甚至實現在台灣求學、工作、生活，甚至拍片，或像以馬來西亞為基地的張吉安般，其影片能在台灣被肯定。地緣政治之現實規管着電影製作的世界。我在此描畫出三款地緣政治的配置——馬來西亞與泰國、馬來西亞與台灣、台灣與中國——看它們與跨國中華電影（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有何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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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吉安來自馬來西亞半島最北的州，即馬來西亞與泰國邊境的吉打。吉打過去曾受暹羅國統治，現在不少當地居民都是暹羅後裔，就算馬來西亞在1957年獨立，不少吉打州居民也不會視自己為馬來西亞人。他們家中會敬奉泰皇肖像，亦會把死去的先人葬在泰國南部的邊境，而非吉打。今天，泰國文化依然浸透在吉打之中。不少吉打人——包括馬來西亞人——會視泰國為更優越，不只認為泰國有更好的食物和貨品，亦覺得泰國的資訊更為自由流通——甚至能自由穿越邊境。張吉安第一次看侯孝賢的《童年往事》（1985）——一部對他有極大影響的電影——就是在泰國的電視台上，他們在吉打州能接收到那電視台的訊號。
張吉安在吉打成長的經驗說明了國族邊界之易於穿滲。新的地理往往難以抹除舊的歷史，也難以阻擋能跨越實質邊界的傳訊訊號。張吉安雖然不懂泰語（侯孝賢和其他人的影片被配音成泰語播放），卻無礙他與台灣藝術電影和香港商業片接觸。他奇特的位置使他成為如今這樣的一位導演：因為他成長地的、馬來西亞與泰國共享的邊境，讓「台灣」得以進入他的意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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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吉安得以抵達台灣的旅程，有賴於既作為種族記號亦作為語言記號的中華性。過去，馬來西亞未有華語語言的大學，新加坡關閉了南洋大學，而因對共產主義的恐懼，欲往中國仍是此路不通，像張吉安般能說華語的，只能在台灣獲得教育的機會。同時，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主動地吸引華語語系的馬來西亞人到台灣讀書，視之為「回歸祖國」；直至今天，台灣依然是華校畢業生之「逃生門」，他們在馬來西亞身在邊緣位置，亦受歧視。[3]
中華性因而成為跨國的資本，使能操華語的馬來西亞人得以兌現，在台灣建立新的家園。中華性在1991年也開始在電影中扮演角色，因為該年金馬獎的入圍資格放寬了，所有華裔的電影工作者只要在台灣或香港電影工業工作，都有入圍資格。1997年，語言的界限也取消了，不論影片說何種語言，只要影片的導演和過半主要工作人員是華裔即可。[4]
跳到2019年：《夕霧花園》（由台灣導演林書宇執導）的故事發生在馬來西亞，主要對白為英語、粵語、日文和馬來語。影片在該年獲九項金馬獎提名，包括由馬來西亞演員李心潔競逐最佳女主角。這獎項最終由另一名馬來西亞公民（楊雁雁）、憑在新加坡電影（《熱帶雨》，陳哲藝，2019）中的演出獲得。[5] 馬來西亞與台灣的地理距離，在這些例子及張吉安的例子中，由金馬獎連接起來。這獎項慢慢由一個國族的電影獎項，變成台灣的跨國軟實力，使台灣與東亞和東南亞的華語社群建立聯繫，從而使台灣得以在國際關係的孤立中破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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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吉安贏得2020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近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金馬獎的戰績極佳，因而可以推論說，中國的缺席使東南亞導演得獎機會增加。[6]
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兩年均杯葛金馬獎，事源於2018年，台灣紀錄片導演於典禮的發言激怒了中國當局。結果固然影響兩岸敵對雙方，它們自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島嶼已形成政治僵局；也影響到在中國盈利維生的香港電影工作者，他們需要選邊，而所有中港合拍片皆被禁止參加金馬獎。
金馬獎之中國與台灣間的張力，可以看成是更廣闊的兩岸緊張關係，此關係因中國在世界上的驚人崛起而引爆。在台灣，蔡英文總統面對中國之崛起，於2016年提出「新南向政策」，把台灣的注意力重新定向，指向東南亞地區。政策的官方網站焦點刊載趙德胤的訪問，從而確認台灣電影的軟實力。趙德胤本為中國雲南裔，於緬甸出生，在台灣開展拍片事業，並於2017年獲得台灣公民身份。[7] 不論在真實世界還是膠卷虛構世界，台灣也利用東南亞為杠杆，以對衡中國，為自身開拓從經濟到電影的更廣闊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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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描繪出的三款地緣政治的配置——馬來西亞與泰國、馬來西亞與台灣、台灣與中國，可以化成模式，以描述任何國族與其跨國族複雜性之間的互動，及其可能的逃逸路線。張吉安成長的馬來西亞與泰國的邊境，及趙德胤出生的緬甸與中國的邊境，都是高原地區，抗拒任何單一的國族之管治，跨境活動更是日常中的日常。[8] 馬來西亞與台灣因中華性而聯繫，使種族和語言這份跨國資本成為一直行之有效的貨幣——縱然種族和語言不免與國族和離散糾纏不清。台灣與中國在金馬獎的風波，提醒我們國家機器如何以愛國之名推動審查運作，先例包括冷戰時期美國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9]
結合三者，這裡的描繪揭示出圖制（mapping）之武斷性質。它根植於地緣政治之中，常受國家神話所籠罩，既被警治（policed）亦易穿滲（porous）。對此圖制，電影既可以強化它們，亦可以質疑它們，所透過的，不只是銀幕上的故事，同時是銀幕下拍攝和觀看影片——往往是跨越邊境——之活動。
我在此短文中呼籲以地緣政治的角度，作為研究跨國族電影的路徑，重點並不在電影敘事如何「反映、具體化、解釋、譜寫出、支持、削弱或挑戰這些霸權式的地緣政治論述」，[10] 更在於凸顯使跨境拍攝和觀看影片變得可能（或不可能）的地緣政治的動力、新的電影地理學如何得以形塑、真實和膠卷世界的行動者可以採取甚麼另類的路徑。我們可以把注意力轉向物質條件。讓我們轉向國族與跨國族之間、由地緣政治動力管治的閾限（liminal）空間，它使跨國性成為新電影地理學中的預設前題，而非偶然現身。
譯／譚以諾
註釋
[1] 中文訪問在此（2021年1月20日瀏覽）。我在下述內文中轉述及翻譯張吉安的說法，並不會重複作註。
[2] 見Alison Groppe的著作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3)。她在書中研究馬華作家的文學作品，不少馬華作家把他們的寫作事業長駐於台灣。
[3] 關於國民黨政府吸引海外華人的政策，見Kim Tong Te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An Overview,” in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04-314。更近年在台灣的華語語系馬來西亞人的經驗，見Keng We Koh, “A Chinese Malaysian in Taiwan: Negarakuku and a Song of Exile in the Diaspora,”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8, no. 1 (2008): 50-79。
[4] 我在將出版的新作中更詳細討論金馬獎，見Taiwan Cinema as Soft Power: Authorship, Transnationality,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5] 我因空間所限，無法在此論及馬來西亞半島的另一個跨邊境關係，即是與新加坡——在電影和其他層面——的關係，這層關係張吉安也有在他的訪問中提及。
[6] 例子如張大磊的《八月》在2016年獲得最佳電影獎；2018年，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贏得最佳電影和最佳改編劇本獎，而文牧野則憑《我不是藥神》（2018）贏得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原創劇本獎。
[7] 更多就趙德胤電影製作之討論，見Song Hwee Lim, “Towards a Poor Cinema: Ubiquitous Trafficking and Poverty as Problematic in Midi Z’s Films”, Transnational Cinemas 9, no. 2 (2018): 131-146。
[8] 見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Marcus Power and Andrew Crampton, “Reel Geopolitics: Cinemato-graphing Political Space,” Geopolitics 10 (2005): 194.
[10] 同上，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