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觀眾被迫共情的風景畫──《浪跡天地》

　　電影終結之時，縈繞在我的腦海裡是那絕美的美式公路風景，主角模糊曖昧不明的生活態度，關於被迫走上這種生活的原因的未解的問題，以及結局那模糊不清的救贖是如何達成的問題。

　　電影似乎只是講述了一個我們僅從海報就可以想像得到的故事：失落的美國工人階層，同時遭遇命運的無情帶走愛人，失去了一切之後，主角選擇踏上了流浪之路，在路上達到了與自己命運的和解，還似乎找到了救贖。

　　電影的文本是貌似豐富然而實際上簡單的。導演似乎並沒有打算利用戲劇去挖掘以及呈現人物的內心及其變化，甚至如何達到最後的救贖。反而是意圖通過精雕細琢地展現這樣一群流浪族的生活日常的美好以及困難，試圖讓觀眾獲得共情。美好的一面極盡浪漫，而困難卻往往塑造得並非如此難以解決，甚至簡短且懸而未決；主角被迫上路的理由及她對這種生活的態度含糊不清，導致不得不利用大量的跟拍鏡頭、特寫鏡頭及大量重複的音樂去把人物複雜的內心情感烘托出來，彷彿在向着觀眾招手，快來一起加入這場共情的狂歡。

　　劇本企圖通過一種半循環的反覆結構，試圖於其中滲透女主角內心的變化（或者說成長？）： 轉換地點，找到一份短期工作，與新舊朋友互動，遭遇流浪生活上的小挫折，緊接着就是流浪路上的浪漫風景搭配淡漠憂傷的鋼琴曲，每一次都能把苦難淨化，甚至是引領着主角走向某種形式的自由，而這樣的生活積累在最後便能直接導向救贖。

　　然而淡化苦難的自由，始終是虛幻的。

　　觀眾在主角與她路上的朋友之談話當中逐漸得知她背負着的從前的生活，我們理解她為何需要離開，但她為甚麼選擇這樣一種房車流浪的生活，以及她與這種生活的調解與矛盾之間呈現的內心態度，一直都曖昧不明。我們無法得知她為甚麼在離開的時刻選擇了這樣的生活，以及她如何試圖在這樣的生活裡找到某種關於和命運和解的答案，一切都「盡在不言中」。這種曖昧導致了觀眾難以理解清楚主角的精神狀態，更不必說產生共情。

　　離開的方式有很多種，流浪的方式也有很多種，這不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而是宿命性地被迫流浪，然而電影中並沒有給出為何主角選擇這種生活的宿命性，甚至，我期望影片能夠透過流浪族呈現他們與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關係，也僅只侷限在找工作的那一場之中，未免過於虛弱。作者想要展現的流浪族是美國的典型現象之一，不討論其宿命性的成因而直接投入到其中某個個體的展現，沒有理解這一族人形成的基礎，觀眾便無法投入到這種生活所需要面對的悲歡裡面，更不必說是如何理解在這種生活裡獲得救贖的那個內在推動力，因為流浪族的生活不是純個人的，而是悲劇性地承載着社會性的。脫離社會性的討論，電影便無可避免地流於表面。

　　作者繼而通過浪漫化流浪族的生活， 並在表現苦難時的處理手法極度克制且淡化，試圖呈現出這種生活是一種更接近自由的狀態。然而，廣闊的荒漠、燦爛的晚霞、洶湧的巨浪及温柔的星空，便是主角在這種生活裡最能接近自由的狀態嗎？流浪族共同體的温馨的互助交流真的有給予主角生活答案嗎？ 恰恰相反，她被社會拋棄，被綑綁在房車流浪的生活當中，不得不找高度異化的底層工作來勉強維持這種生活，甚至沒有能力承受房車故障的意外。這是社會制度的副產物，導演卻告訴我們可以通過風景以及團體互助便能獲得救贖，擁抱自由。這樣的困惑讓觀眾直到影片結束之後，仍找不到合適的方式去看待和理解流浪族的生活，繼而發展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冷漠。

　　關於主角最終的救贖，我們只能解釋為主角找到只是所謂的「內在和平」（inner peace），而非真正的救贖。實際上，「內在和平」是一個人生謬論，是這部電影給予主角和觀眾的虛假出路。命運的苦難依然還在，和解依然沒有達成。正如利波維茲（Fran Lebowitz）寫到：“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inner peace. There is only nervousness or death. Any attempt to prove otherwise constitutes unacceptable behavior.”（編譯：世上並沒有所謂的內在和平，世上只有焦慮或死亡。任何想要證明內在和平的嘗試，終究只會得出叫人難以接受的行為。）我們無法用「內在和平」來消解苦難，我們要不就是在焦慮中繼續活下去，要不就是選擇死亡的方式。如此，我在觀影途中，一個想像的結局不停地呈現在我腦海中：主角最後半躺在那張綠色的折疊椅上，在空無一人的荒漠蒼穹之下，就那樣甚麼也沒發生地死去，生命以一種昇華的方式被命運那道不知名的白光悄然牽走。

　　電影最終淪為了中產階級對於流浪族生活極度浪漫化的一種窺探，一種意淫，在觀影過程中所感受的那種戲劇與真實的疏離，甚至可以被翻譯成某程度上的冷漠。把流浪族拍成唯美風光電影，便把真實的流浪族和他們的宿命苦難一起深深地埋葬在荒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