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 minga Whaiso,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LAW minga Whaiso,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香港電影業還有未來嗎?

  近日有關香港電影的討論熱烈非常,先是兩代人爭辯香港電影是否已死;業界龍頭UA全線結業,一片哀鴻遍野;高先戲院開張,以《狂舞派3》作放映的頭炮,及後更宣佈放映《理大圍城》,旋即成為本土電影的代表影院。不過,這些舉動也觸動了紅線,建制派報刊紛紛攻擊《理大圍城》;最終,高先戲院不得不決定取消放映,簡短的聲明展現其難言的無奈。短短一個月,關心香港電影的聲音此起彼落,不過放眼盡是兩極的取態:要麼心灰意冷;要麼積極浪漫,卻未有細緻探討現實處境,以及如此紛陳的現象意味着甚麼。香港電影的脈絡理路確實難以用三言兩語來闡述,此文嘗試貫穿這個月來的種種現象,從製作與發行兩方面了解香港電影產業的當下現況。

資金模式的變化

  「香港電影已死」的討論經年,落得如此結論的多是從港產片的數量面言。誠然,港產片的數量逾年下降,根據香港票房有限公司的資料,2019及2020年香港電影的數量分別是49部及34部。不過,就此而言「香港電影已死」也站不住腳,即便香港電影工業的規模縮小,卻能容讓更多中小型製作的空間,近年能引起關注的也是此類作品,如製作成本約600萬的《幻愛》(2019),其票房亦過千萬,更打進2020年本地票房的十大排名。

  即便部份香港電影能引起廣泛關注,但仍只是特例。就數據而言,香港電影在本地的票房仍不甚理想。好像2018年,全年票房達19億,而港產片只佔其中13%,較2016年的16%政稍微下跌了。這說明香港本地市場並未如我們一直所想像中小,只是香港電影所佔的市場比例仍然不大。不過,近年因各種社會因素而引起大眾對港產片的廣泛支持與關注,未知能否扭轉本地影業市場的格局。

  另一關鍵現象是資金模式的轉變,也造成本地電影工業的變化。彭麗君的著作《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便有一章節談到香港電影產業過去的複雜資本版圖。過去由本地電影公司作為主要投資方,早已演變成跨國的資本組合。不少我們熟知的本地導演(最明顯的例子是徐克、王家衛及陳可辛等)亦以此路徑集資拍攝,早已搭建出跨國出品與發行的模式。不過跨國資本模式被中國內地市場吸納,中港合拍片亦由初期香港資金主導發展成倚仗大陸資金,漸形成中國資金獨大的局面。

  那現時港產片的主要投資方是誰?若細看近年的香港電影,不少亦獲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其中包括電影製作融資、電影製作資助計劃及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好像近年不斷致力製作多部香港電影的天下一電影、投資不少的高先電影等,也有不少作品(如《逆流大叔》[2018]及《狂舞派3》[2020])獲資助,並佔整體製作成本頗高的比例。另一例子如近年頗為活躍的新加坡公司mm2(全亞影視娛樂),近年在本地出品如《一秒拳王》(2021),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皆有影城業務,並於去年底與本地的橙天嘉禾娛樂的新加坡之城業務合併,屬跨國資本合作的例子。若論大型製作還有如英皇電影(近日斥資超過3.5億港元製作由莊文強執導的《金手指》)、太陽娛樂文化及寰亞電影等,製作亦滲入中國資金。

製作人員的前景

  資金模式的轉變所造成的其中一顯著影響,是愈漸增加的中小型製作,更能突破港產片題材創作上的藩籬。好像去年的「高先三寶」之一的《叔.叔》(2019)所探討的老年同志情感,乃昔日電影產業中較少出現的題材。不過,現時受到廣泛關注的香港電影仍以本地資金或政府資助來實踐,以現時的市場環境確實未能完全承接得到。好像高先電影的創辦人曾麗芬於訪問中稱,若一部800萬以上製作成本的港產片缺乏大陸市場,只倚靠本地市場的話,投資方已難以回本。天下一及高先等仍堅持投資香港電影的製作(天下一所製作的《逆流大叔》即便獲電影製作融資的450萬,其票房達1,500百萬仍然虧本),但產業不能獨靠數間有心的公司支撐,如何能維持穩健的市場系統、構築合時的通路來迎接轉型中的工業,仍是需要考量的方向。近年跨國資金的製作數量愈漸增加,尤以中小型製作為甚,好像電影工業積弱的東南亞地區亦透過這個方式突圍而出。香港電影又能否借助跨國的融資路徑來建立新的體系?

  還有另一備受忽略的工業現況,是電影產業萎縮亦造成製作人員的流失。香港電影工業大部份崗位皆以自由身方式工作,生計亦因業界景況而浮動,並未有工會保障。好像去年因逆情而製作量寥寥,不少業界人員也隨即失業,甚或不得不轉行;人才頓失,也難以在短期內培訓具經驗的人員,或許會出現電影工作者斷層的現象。雖香港電影工作者推出「香港電影工作者疫境支援計劃」,向會員發放現金,但也只是短暫的援助。誠然亦能如本地演員游學修所建議(他亦於訪問中直道兩年無戲拍),工業的人員可嘗試新的模式尋找出路,如拍攝網絡影片等。但轉型需時,本地的網絡頻道亦尚未建立到能自足的生態,刻下的困境能如何援解?

  另一方面,本地電影產業亦有不同培育人員、給予新人機會的管道平台。好像「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與mm2推出的「新晉導演計劃」,還有介乎於工業為本與獨立創作的「鮮浪潮短片比賽」等。近年因「首部劇情」而製作的作品也廣受關注,其中不少亦票房報捷。不過,我們不禁問,「首部劇情」後能如何延續?如鄭保瑞在一訪問中所言,「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工作人員與演員皆以廉價薪水、甚或免費「拍膊頭」的方式幫忙,這對產業長遠而言非健康的生態。環顧「首部劇情」的得獎導演,暫時只有李卓斌拍攝了第二部劇情長片;陳小娟正在籌備新作並於去年入選台灣的金馬創投。

  現時香港電影產業逐漸轉型,導演的出身也較過去多元,不囿於「紅褲子」的工業人員;如今不少新導演皆由拍攝獨立電影或短片而來,為電影工業注入新的視野,也逐漸改變工業的結構模式—電影工業與獨立製作的分野沒有過去般壁壘分明。惟如何才能構建可讓同業持續輸出製作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而非只拋出虛空美好的說辭與想像便能解決。

不健全的發行通路

  另一邊廂,電影工業的寒冬也蔓延至發行院線。UA全線結業;百老匯院線被入稟追債,不少業界人士也不感意外。畢竟去年影院因疫情而多番停業,生意直接停頓,但仍需負擔昂貴的租金,造成龐大的商業壓力。過去,如邵氏及嘉禾等公司也結合製作、發行,甚或院線,如此「一條龍」系統無疑能在市場上有更大的籌碼。近年,如此「一條龍」系統的公司減少了,發行需與院線協商上映時間與場次等,每每影響電影票房的命運。高先電影的曾麗芬亦不諱言此乃發行的最大困難,因此她亦開了高先戲院,增加自主度。而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支援多年來也只集中於製作部份,並未為發行或院商提供長久的援助,或鼓勵它們放映本地電影。

  發行與院線無疑正遭受商業與政治的雙重壓力。近日《理大圍城》顯然不是孤例,早於2015年,《十年》的票房報捷,商業影院卻因政治壓力紛紛將其撤下院線,自我噤聲。往後本地抗爭紀錄片也無緣於商業影院上映(只有《亂世備忘》曾「幸運地」於L Cinema放映了數場)。當《理大圍城》被建制派報刊的輿論所攻擊,不但高先戲院取消放映,其餘非商業影院的場地也取消原有的補場放映,也意味着同類影片將面對更狹窄的放映空間。串流平台與網絡放映或許是可行的出路(近日網民亦發起推動《理大圍城》於Netflix上架的行動)。

工業以外日漸蓬勃

  近年電影工業雖不景氣,惟工業以外的獨立創作卻愈漸蓬勃,更慢慢構建出獨有的資金與發行通路(如《亂世備忘》在日本發行反應不俗,導演陳梓桓的新作也能籌集部份海外資金)。獨立製作塑造出新的香港電影景觀,無疑填補了工業內的一些聲音,兩者也能互補。好像工業內的人員近日發起了如「二細組開工計劃」,嘗試以工業所累積的經驗以合作社模式拍攝獨立短片。現時不少製作人員也在「工業」、「獨立」兩邊穿梭,界線日漸模糊。

  此文旨在道出「殘酷真相」,拋磚引玉,盼能引發更多實質的討論。早前亦有數篇相關的討論於此處刊登,卻未能點出一些關鍵脈絡。好像一篇討論「誰的盛世」,將電影工業視作「單一乏善的行業土壤」,卻未能窺探出本地電影工業的多種模式與通路,亦非鐵餅一塊。另一篇討論香港短片,作者亦忽略了香港電影新浪潮的早期短片乃於電視台或港台所提供的固定平台上創作,其時的創作環境也不能直接複製於當下。

  現時,網絡與新媒體所提供的可能性無遠弗屆,電影院也不再是無可取代的場域,漸成觀看電影的其中一種方式。惟若討論工業的未來,便不能繞過資金、發行等結構性的環節。如不少討論也喜歡引用韓國的電影工業作例──獨立與工業非互相為敵,而是環環相扣、互相供給資源。同樣,我們需要更多元的資金流進;也需要健全的發行與院線,壯大整個體系,才能真正看見香港電影業的未來。

  如果回到蕭若元、游學修的爭論,前者雖道出了部份的現實,但忽略了電影產業近年的轉型變化;後者則未有具體指出香港電影的可行出路,只成了空洞的理想。或許杜琪峯更加明白現時的「遊戲規則」,做一隻「橡皮蝨乸」,游刃有餘,方是出路。

(鳴謝彭麗君的書、與譚以諾的討論,及身邊仍在香港電影工業默默耕耘的朋友促成此文。)

原刊於《明報.世紀版》,202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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