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蓮導演處女作《我和我的同學們》
彭小蓮導演處女作《我和我的同學們》

慌張的女兒,遠方的父親:記上海女導演彭小蓮

  我和小蓮的友誼,緣於一個難忘的巧合。我2000年從日本電話應聘香港城市大學時,創意媒體學院首任院長崔明慧是紐約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她問我:「你博士論文做第五代導演,你討論了彭小蓮的作品嗎?」 我只能說:「很少,我只看過《女人的故事》。」 其中的原因是,小蓮前兩部電影分別拍攝於1985和1987年,當年我家附近的電影院沒有上映。1989年她去紐約大學讀書,返滬拍片已是1996年,拍出兩部劇情片我因為在國外,又沒出VCD,也仍舊沒有看到。我後來成功應聘,這件事卻記在心上。有一天我在日本的同事小松嵐說她收到一個群發郵件,裡面有個電郵似乎是「小蓮彭」,我寫郵件去,果然收到回信。她寄了兩個錄像帶給我,還交代我去看她在《收穫》上發表的中篇《燃燒的聯繫》,以及剛出版不久的非虛構長篇《他們的歲月》。

  小蓮的文字,和之前我看過的很多小説家的文字不同。她善於用第一人稱敘事,幾個段落就迅速把讀者帶進故事世界,跟着她的人物的情緒起伏,她的小説我都一口氣讀完。即便不認識她的人,都可以輕易地在她不少小説中,認出那個漂亮、乖張、敏感、不安、聰明、直覺超強的「我」。不過到了她第一個非虛構長篇作品《他們的歲月》之中,現實的殘酷和文字的冷靜之間,蘊含着強烈的張力,是終於決心面對苦難時理性的堅強。我看完之後直率去信表達對她的勇氣的佩服。她有美國朋友想瞭解其中的内容,我於是翻譯了兩章。在翻譯的過程中,才比較明確知道她的文字為甚麼與衆不同。她有不少句子其實是並不完整,主謂賓不齊全,分句的原則是情感的遏止與流動,有時撲面而來、有時欲言又止。學文學理論時,老師提起過「文字的桎梏」,看她的文字我終於明瞭,約定俗成的句法、語序,對於女性的、個性的表達真可以構成根植在言語、句法、修辭之間的重重限制;只要作者自身的主體性稍稍退讓,就會瞬間被淹沒在重複他人的文字海洋中。從表達到内容,她的電影和文學都很有辨識度。

沒房子的女人

  小蓮兼有巨蟹座的敏感和雙子座的聰明,從小到大都非常漂亮。她在不安、敵意的時代與環境中長大,從小培養出一種「強悍」,劉再復先生稱之為「野性」。劉先生是小蓮父親下放到廈門大學教書時的學生之一。有次小蓮來港,我們一起聊到四大名著,劉先生批評《三國》教人勾心鬥角,《水滸》完全不尊重女性,稱贊只有《紅樓》是好書。我立刻表示贊同是,小蓮卻説,她小時候最喜歡看《三國》,可以學到怎麽對付那些大人。作為反革命子女,被迫早熟的她從小學會保護自己、保護母親;一旦環境安定,她就沒有了「鬥志」,窩在家裡看書。在鄉下插隊的時候,她也會在田間偷懶,閲讀用紅寶書的塑膠封面包着文革中被禁的外國小説。她說電影是她的夢想,寫作是她的救贖。讀電影學院的時候就開始寫小説,寫得最多的是中篇,因為她說一個中篇正好拍一部電影。

  小蓮小説裡面的「我」是在不斷成長的。三十歲時,她對於愛情和婚姻都充滿焦慮,總是不小心就和媽媽吵架,然後又充滿内疚無法化解。為了逃離媽媽的家,她先離開上海,然後又去了紐約,不論在哪裡,「我」都感到不安定。她好容易在阿冰頓廣場上找到的房子,房主是一位半身不遂的女藝術家,似乎讓她看到無望的未來。這種「説不出的慌張」一直伴隨着她。四十多歲,她回國了,開始關注其他中年女性的生存狀況。2001年當小蓮看到中學生徐敏霞的作文,裡面寫她和母親不斷搬家的故事,小蓮感到找到了電影的動作,於是用一星期寫出了一個電影劇本,拿到很少的錢,只用二十一天就拍攝完成《假裝沒感覺》。故事中少女阿霞父親出軌,母親忍耐兩年之後負氣離婚,父親讓她帶走女兒,但是房子是單位分給他的。於是母女只好搬回外婆家,而小舅要結婚,母親再嫁給一個有房子的鰥夫,幾經慪氣吵架,再次搬回外婆家。若不是上影廠領導希望電影的結局比較光明,影片最後,母女也不會因為阿霞父親給了他們一半賣房子的錢,而買了自己的一間屋。

彭小蓮和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學們

彭小蓮的上海

  如果說《上海紀事》(1996)裡面還有一些地標鏡頭,《假裝》中展現的則是普通上海人居住的空間,石庫門房子、擁擠的街道、上海人的邏輯和規矩。小蓮告訴我,有個《讀賣新聞》的記者偶然看到這個電影,十分興奮,把這部電影介紹到日本。後來我和她一起去日本參加《假裝》的首映,之後電影在日本放映了十三周,劇本還被翻譯成日文。有那麽多關於上海的風花雪月的電影,寫實的卻寥寥無幾。小蓮對於上海的特殊感情,包括對於正在消失的老上海的記錄,石庫門房子、花園洋房、浦東新建的高級公寓,都被她攝入鏡頭,拆遷的聲音從《美麗上海》(2004)開始,貫穿於《我堅強的小船》(2008),到了最後一部《請你記住我》(2018),居然把最後一座石庫門門樓被轟然推倒,都攝入了紀錄片式的鏡頭。在寫實的上海空間裡面,小蓮塑造了一系列普通又獨立的上海女人,認識她久了,發現她電影中的很多對白,以及海味兒普通話的講法,就回響在徐家匯的街頭巷尾。

  九十年代末,母親去世之後,小蓮作品中出現了令人難忘的老年女性的角色。《假裝沒感覺》裡面的外婆、《美麗上海》中的年老母親,都是無父之家的權威。她們經歷過慘痛的戰爭、文革的苦難,愛兒女、更愛孫兒女,在歷史巨輪下身不由己,卻為不能給予兒女一樣的幸福而愧疚。小蓮說《美麗上海》主要基於一位友人的故事,但我在電影中看到很多細節中,都帶着小蓮家庭的影子。牆上父親的大照片,提示着家人那位一家之主的缺失,兒女對父親鮮有記憶,母親卻又極力維護着父親的尊嚴。這並非一般電影中的人物設置,而是小蓮作品中一個深層次的符號。

不在場的父親

  看《他們的歲月》,書中對她父母彭柏山、朱微明這兩位革命青年的描摹,刷新了我對革命者和革命的認知。父母身體上遭受的飢餓、毒打,精神上遭遇的恐懼、背叛,都寫得既有溫度、又克制冷靜。彭家的孩子們,既感受過父母恩澤,也受父母影響,被時代強加了殘酷的青春與童年。小蓮寫母親時,細節充沛、情緒飽滿、十分貼近;寫父親的時候,自己的點滴記憶視若珍寶,轉述母親和姐姐們記憶的部分,仿如霧裡看花。她對父母認知的不平衡,是生活、現實造成的:父親在她兩歲時捲入胡風案被捕,後來又被流放到廈門、青海,最後在河南被打死。儘管小蓮是說故事的高手,父親的缺失造成的情感和認知空白,用寫作手法也難以彌補。面對無法彌合的裂縫,小蓮近乎執迷而無望地接近父親的嘗試,讓我深深地感動。

  2015年我為了寫一篇關於小蓮的英文論文,找到她早年發表一個短篇叫《去遠方》,寫的是一個夢。做夢的小女孩,每次問媽媽:「爸爸在哪裡?」 她母親只回答:「在遠方。」 有天家裡來了個陌生的男人,看了家裡掛着的父親的大照片,說父親的臉「清癯」,建議母親把相框挪一個位置。母親儘管小心翼翼,鏡框還是掉下來砸穿了母親的脚。小女孩「踢掉了小凳子就走」。母親問,「你上哪裡去?」她說,「去遠方!」 她要去找爸爸。到了「那邊」,父親從相框裡走出來,竟有着孩子一樣清澈的眼睛。父親開始畫畫,並且不能停歇。小女孩責備父親自私,把家扔給媽媽一個人。但看到父親迅速被辛苦磨蝕,決定留在「那邊」接替他畫畫。小蓮的小説中,常常出現那個乖巧、早慧的小女孩,如她所説,「白天在外面和大家一起呼喊打倒父親的口號,晚上回到家又和母親一起期待父親歸來」。       

彭小蓮從紐約回上海後,執導《上海紀事》

未寫完的父輩

  第一次見到小蓮是在2002年3月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她作為聯合導演完成的小川紳介的遺作《滿山紅柿》入選放映。第二年五月小蓮打電話給我,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拍攝關於胡風的紀錄片。我當時幾乎未加思索就答應了,卻不知片子用六年才完成,而且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放下手中的女導演研究,一頭扎進歷史裡面,一本一本地看書,一次一次地出行。小蓮是北京電影學院七十八屆的學生,1980年讀書期間見過胡風本人。她和我說「胡風全家人都是以胡風為中心的」,我一直琢磨這話和她的體驗:畢竟胡風活着出了監獄,雖然身體變差,但還是享受到天倫之樂。而她的父親,卻連心血之作,也未能原樣留下。

  回想我們2003至2006年間拍攝健在的胡風份子,都是先寄去一本《他們的歲月》,不僅是我們,所有的老人和他們的子女,都明白我們在和時間賽跑。戲劇家王戎在我們訪問三個月後去世,詩人耿庸開始失去記憶,而詩人胡征則對着鏡頭不能説出完整的句子。六年後影片完成,出劇本集時,我請小蓮寫篇文章,她把她心目中的阿壠寫成一篇《真理值得捍衛嗎?》。後來她還寫過《阿壠先生不相信眼淚》,在胡風案所有沒能活到平反的人之中,阿壠是唯一的在上訴書中對政府提出抗議的人。阿壠先生死於骨癌,聼小蓮說,骨頭會碎,真是物理意義上的「玉碎」。2018年秋天,距離小蓮離世不到一年的時候,她和阿壠的兒子陳沛説,打算寫《兩個父親》──她的父親彭柏山和他的父親阿壠,最終未能寫成。

和小蓮去遠方

  小蓮去西安拍攝時,住在我父母家,和我說:「你爸爸媽媽真的一點也不勢力啊!」 此前我父母不理解,為甚麼我的生活從2003年起突然變成以彭小蓮和胡風案為中心,此後我媽媽卻成了小蓮的影迷和書迷。我倆一次次分別從上海和香港出發,到達北京、天津、青島、南京、寧波、長沙、武漢、成都、東京等地,三年中拍攝了二十六位胡風份子和十八位親友,一次次出發到遠方,去尋找一個個被囚禁、流放的父親。但同時,我們又像女兒一樣,疼愛獨自受難的母親。2007年夏天《紅日風暴》首版快完成時,小蓮來到香港。我沒有特別告訴她我懷孕了,她看到我多少嚇了一跳。到2019年已經抗癌四年的她,也沒告訴我她的病情,去世前幾周突然得知,這次輪到我嚇了一跳。我去信鼓勵她積極抗病,她囘信說不想積極了,「身體不好,心灰意冷。」

  以前見面的時候,我們都會擁抱,劇組的人笑説我們像外國人似的。2003年,我和小蓮、動畫片導演胡依紅一起,隨她的《假裝沒感覺》去意大利都靈女性影展。我記得看片之間一回頭,看到她在諾大劇場邊的走廊上,觀察觀衆的反應,之後和我們說,「效果真好!從來沒有聽過這麽好的聲響!」頒獎之夜,她上台領了兩個獎,一個頒給演祖母的鄭振瑤,一個是頒給她的觀衆最喜愛電影獎,想起她笑眯眯地説着英語的樣子,此刻感到書房裡的陽光都變亮了。

八十年代的彭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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