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電影《新聞守護者》近來大獲好評。在新聞自由被打壓的時勢下，電影以古鑒今，恰恰回應了香港當下。電影講述三十年代曾採訪過希特拉的英國外交官Gareth Jones的故事，雄心壯志的他察覺世界經濟蕭條唯獨蘇聯經濟極速增長背後的陰謀。適逢英國經濟崩潰被遣散，他決意前往莫斯科採訪剛剛上位野心勃勃的史太林。到埗後發現外國記者皆被共產黨監控，甘願淪落於酒池肉林中配合共產黨做假新聞，一廂情願地相信共產主義之可行。電影開首拍攝正在進食的豬群，引用《動物農莊》的原文：「外面的動物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再到人：但他們已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這明顯影射受賄的記者和高官。派對中的一名記者更以美國短篇小說〈紅色死亡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向Jones比喻駐俄記者的情況。電影裡沒有就小說的故事有多少着墨，這裡略作補充。小說講述一場名為Red Death的瘟疫，期間一群貴族在修道院享受豪華安全的派對式避難，絲毫不理會門外人民的苦難。
Jones不願同流合污，偷偷前往外人禁入的烏克蘭，飢寒交迫下親身目睹一車又一車正被運走的糧食、滿地無人問津的屍體、居民烹煮自己親人的屍體，見證起碼逾二百萬人餓死的大饑荒。就如電影一句對白所說：「這場事故就像另一場世界大戰。」一般兒童頌唱的兒歌都輕快活潑，當地的兒童卻頌唱着：「許多人死了，沒有多少倖存者。我們的家，又餓又冷。無物可食，無處可睡。我們的鄰居，都失去理智。」。冰天雪地的悲涼色調和記者派對的斑斕色彩形成強烈對比。
及後，Jones撰文揭露烏克蘭大饑荒。 以Walter Duranty為首的駐守莫斯科記者唯有死雞撐飯蓋，極力顛倒是非，否認Jones報導的真相。電影曾幾次提及 《樹木之戰》（Battle of the Trees）這首威爾斯詩歌，Jones常把它掛在嘴邊。電影引用了兩句：“I know the light whose name is Splendour, and the number of the ruling lights.” 歌詞反映他在西面楚歌又孤軍作戰的狀況下，堅守正義的勇氣。當時幾乎只有英國作家George Orwell相信他。Jones挺而走險報導真相，最後在廿九歲正值壯年被之時暗殺，Duranty的普立茲獎在眾人要求徹回的聲勢下則依然袋袋平安。
二戰前世界經濟蕭條，知識份子轉為嚮往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希望共產主義能讓人民解脫苦難。當時大多數西方人對蘇聯抱有希望和信念，電影中的Duranty及其助手Ada Brooks就是例子。引用幾句電影對白，Duranty曾說：「要做煎蛋就要弄破幾個雞蛋。」、「你真的以為希特拉相信他自己說的話嗎？」、「在一個混亂的世界中，甚麼是混亂的？」；Brooks也曾說：「我相信這一場運動比我們任何人都大。」、「歷史的循環就如大自然的循環。以前只有戰爭和沮喪，現在有重來的機會去為未來而戰。」可見兩人都深知五年運動的駭人真相，卻始終願意繼續對共產主義懷有希望，把人命犧牲當作革命成功的必需品。導演直言希望藉電影擺脫這個觀點，所有幻想已不再存在，大眾應該知道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些意識形態的結果如何。電影不時加插《動物農莊》的原文，例如「不知為何農莊變得越來越富裕，卻沒有使動物本身變得更富裕。」、「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暗喻共產主義的假象。《動物農莊》作者George Orwell本是在幻想中的一名知識份子，他原是「老左」，後來讀過Jones揭發蘇聯的報導，加上親歷西班牙內戰，才認清事實，寫下《動物農莊》和《1984》兩部控訴極權的著作。
電影主要談傳媒責任和極權下新聞界的腐敗。傳媒肆意傳播假消息，政界和新聞界也樂見。這種情況不限時代和地域，今天香港仍然發生，在極權越發霸道的統治下也只會越演越烈。當年史太林思想影響毛澤東，真理部不僅只在書中出現，而是在極權國家裡真實運行，至於今天的香港，離全面掌管新聞界的日子也不遠矣。電影裡真新聞固然被極權打壓，但盲目相信政府、盲目否定Jones的平民亦難逃其咎。當年西方連普立茲得獎者也會製造假新聞，加上資訊流通性不高，普羅大眾自然不能選擇相信甚麼。但現今社會大家都有fact check的能力，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翻牆」的能力（並非權利），就能選擇相信甚麼。香港雖有不少如Duranty願為政權粉飾太平、顛倒是非的記者，可幸地仍有不少如Jones有骨氣的記者願意奮身報導真相。可是，不少網媒敵不過內容農場，前線新聞點擊率竟比無聊八卦假新聞更低，冒險上前線的記者亦因而灰心放棄。假新聞有政權無限供養，真新聞在受到打壓之餘，只能依靠清醒的人供養才不致滅絕。Jones固然是偉大的新聞守護者，但渺小的我們也可以聚沙成塔，成為新聞守護者的守護者。只要我們願意保持清醒，繼續銘記和擁護Jones時常強調的「唯一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