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怒火青春》（La Haine，1995）
《怒》延續成《孤城淚》（2019）的現代暴動場面，雨果（Victor Hugo）筆下的是封建制度壓迫無產階級所產生的輓歌與人民進行曲，導演Ladj Ly則是借用前文本，述說當代更為複雜而且變奏的圖景。電影援引自2005因為被警察追捕期間意外電死的兩名南非裔青年，因而觸發的全國性暴動，事件印證西方文明意圖分而為治的政策全盤失敗，（國家）內部殖民統治終究釀成武力內鬨。《孤》開首自2018年法國奪得世界盃的喜慶人群，不論膚色、階級、歲數的「法國人」都雀躍得手舞足蹈。可是，鏡頭隨即由晃動狀態拉出，固定的遠鏡將煙火、人群與凱旋門一概包覽，跟後續的分崩離析形成諷刺。自後殖民時期，戰前遺留的殖民固態與民族傷痕一直未有消退。如此同時，難民議題亦成為歐陸文明的痛腳。新移民後代正正處於土生土長，卻不被接受的尷尬身分，排山倒海的岐視漸漸形成原生而無解的憤怒。《孤》描繪「日常」的暴力循環，鏡頭全程監視公權力如何把黑人社區築成無止盡的地獄。
若追溯近代歐洲史，法國絕對是描述移民／種族議題的典範。由於二戰後急需勞動力，法國引進大量黑人（主要來自北非）提供人手，加上各項有利移民的福利政策，導致當地黑人生育率遠超過白人。除此之外，黑人犯罪率亦成為治安環境的大患，加上作為伊斯蘭教的民族，「真理報」事件後的法國黑人自然成為過街老鼠。
一架無人機飛越雨果筆下的罪惡之地（Montmerrei），強調被操控的鏡頭遙控至放大個體的生活碎片。當無辜少年目擊一場警民衝突造成的意外，暗藏於某一階層的反動終將爆發。《孤》以新任警官Ruiz為全片視點，單憑他一日內的觀察呈現社區的各方勢力。一方面我們從狹窄的視野理解群體生活細節的失序，另一方面電影一直隱沒宏觀敘事的缺席，在結局的凝視才爆發。好人寥寥可數，或許緣於為世所迫，也是人性劣根。黑警肆意施暴，為掩過失不惜挑起幫派鬥毆，濫捕濫暴處處長出現；少年們平日偷呃拐騙，偷窺鄰家女孩；「市長」等多方勢力橫行交纏，為求獲利不擇手段。㡳下階層的群像之中充滿惡行，導演無意從個別群體中選出罪禍手，而是透過「各打五十大板」的取態，繼而強烈的評擊整個社會和政府。
《孤》從多元化視角呈現各個派系的權力鬥爭。由開首主角（和觀眾）處於遊離的狀態（巡邏警車），一方面呈現了公權力與各地幫派和弱勢社群之間，既存角力亦需相互合作維持公共秩序的微妙關係。另一方面顯示同袍警官在搜查過程的濫權行徑，從而交代當地黑人群體對於警察的不滿，繼而發酵往後出現的暴力衝突。如此一來，無人機與幼獅的象徵更成為《孤》至為關鍵的隱喻。從無人機（上帝視角）觀看全片最為「客觀」的切入點，它恰恰成為「罪」與「神」的綜合體。青少年Buzz首先用它拍下鄰家女孩的更衣過程，無人機成為他犯罪的慾望工具，繼而女孩要求Buzz交出片源，並且用作其他勒索用途。其後，無人機回歸「機械／神」的功能，它淡化先前電影凝聚的情感，藉此超越敘事條件的局限性（單一視點／角色立場），審視並同置各種陣營及其意識型態的群像。隨着無人機被砸，唯一的客觀（甚至略帶憐憫）角度正式破落。繼而，少年亦隨即展開一次越級挑戰，透過偷取幼獅（萬獸之王），印證蟻民們的權力僭越。如此一來，此起彼落的權力結構推翻了以槍杆治安的公權力和黑社會，取而代之的是並無絕對權力的年輕圖騰（Issa），若有若無的指揮者只是群眾情緒的引爆點。由「無人機」的損毀代表敘事者拉開話語空間的權力被分割，到「幼獅」成為Issa響起反抗的號角，兩個象徵均將故事推向無以往返的最終定格。
故事主要置於一日之內，導演透過一位初進社區的「白警」，使觀眾一同代入面對新環境的懵懂和難耐。其後，黑白拍檔恰恰分裂成與Ruiz對立的心理呈現：瘋狂、自大（永不道歉，永遠正確），最後。《孤》先以主觀的僅存視點呈現故事和導演的批判點，因而使我們徹底投入劇情鋪典形成的細節，直至第二幕到第三幕劇之間，電影方才以蒙太奇交代各人的安室，提供釋放和更廣的思考空間。嚴謹的三幕劇結構和角色功能設計，均體現編劇之於燥動的故事氣氛裡的高度計算。
事實上，《孤》沿用當代流行的Steadicam鏡頭，流浮於黑人社區街頭，時而燥動不安，時而靜待爆發。導演取材自過去往示威場面的紀錄內容，尤其拍攝環境變化不大，豐富層次感攝影設計變得更考腦筋。2.35：1的寛銀幕比例，以Zoom-in與handheld營造紀錄片質感，鏡頭下的風景界乎於粗糙和廣然之間，既維持了敘事的多元化和客觀性，亦彰顯了拍攝團隊的機動性。多用個人視點開展的分鏡方法，暗中交代敘事的局限。如此一來，作為徹頭徹尾的政治電影，《孤》發表的題材顯然是值得更多人關注，而且電影透過嚴謹的三幕劇結構，展現不俗的劇情平衡。可是，電影亦見《震撼教育》（Training Day，2001）和《不作虧心事》（Do The Right Thing，1989）的設定皮相，故此，觀眾難免搬出經典與《孤》對比。作為黑人電影的分水嶺，《不》既揉合人文關懷和類型電影的娛樂性，亦提供處理種族／階級暴力的嶄新觀點。一方面，《不》固然打着旗號狠批社會對黑人的逼迫，電影亦大量運用（白人主導的）流行文化反諷白人至上的大氣候，另一方面，《不》收結於結構性的問題，歧視的根源是資本主義與傳統觀念的融合，即使電影呈現了暴力的惡性循環，問題仍然存在於架構裡。反之，《孤》提問的一人性和道德的兩難，導演着眼的是「冤冤相報」的無止輪迴，卻僅只如此。相形之下，《孤》更傾向於《震》和《怒》的綜合體，比前者多了層次，比後者多了辯證部分，卻少了壓抑。
反過來觀照，《孤》確實在香港掀起了吹捧的風潮。回到當今香港的語境，從政府無視法治和民生，及後放肆警暴問題，《孤》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向，顯然未能全面對應現在的環境。《孤》收結於素諸「性善論」的立場，透過雨果的援引，道出壞莊稼者生成孽種。如斯的批判全是建基於法國政府和主流傳媒漠視問題，繼而使當中的民生問題和種族衝突問題泥足深陷。反觀回歸後的香港面對的是最上層而無孔不入的壓迫。由於民主制度的缺席，導致政府無需為人民服務，甚至來自更高政治階層的打壓，香港人面對的是因政治衍生的全面欺壓。故此，即使具備勇武反抗的皮殻，但《孤》擁抱的仍然是建基於民主社會下的制度暴力，如同歐陸哲學或英美哲學等西方論述，香港與西方的根本分別（民主政制）導致援引過去程出現斷層，亦因此無以延伸至暴力正當性的關鍵討論。
雖則香港的狀況絕不樂觀，但受益於國際的（尷尬）地位，歷史鴻流甚至當今世界（也門、巴勒斯坦）面臨的是更無援助。正當反送中運動打得如火如荼，源於中下階層對於新政人物失策的「黃背心運動」（Yellow Vest）反而快要掩旗息鼓。面臨資本市場大震盪，中台關係緊張，港區國安法等國際危機，兩地民眾該如何回應？是要從亂世中往返？還是生死相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