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春天》:過了春天,能看見哪一個香港?

有些電影,它好是好,喜歡是喜歡,同時相當需要批評,它內在自有一道風景,值得我們細看,指出其複雜含混的語調,連結中港之間一段電影史。《過春天》於我,是這樣的一部電影。

《過春天》由來自深圳的導演白雪執導,歷兩年時間為跨境學童生活作資料搜集。拍單非跨境學童走水貨,頗能刺激評論人對中港邊境差異與融合的想像。水貨是一種建基於兩個地域差異的經濟活動,黃堯飾演的女主角佩佩,身份是中港兩地結合的後果,處於夾縫的人和電影中不斷強調的過境,是頗有機的結合。

她戴着耳機,混雜而穿梭在過關的人群之中,一襲校裙擺盪,關卡上的玻璃倒影有兩個她穿越,關已過,忽來一個定鏡,凝住她的臉龐,同時響起猶如成功過關的電子音樂。於我,如此把過關刻劃成一個中學女生的遊戲,過往港產片不曾見。不過,那份青少年獨有的不怕死,衝動、不成熟,把危險視為玩樂,卻不陌生。水貨及相應的議題,也許是因為背後的複雜政治因素,本地近年常有改編真人真事,或吸納社會議題在其中的電影,水貨客以及反水貨客的議題,則鮮見戲劇作品處理。

不是說白雪藝高人膽大,她吸納水貨客議題,是用青春主題混雜、拼貼類型片護航,從而迴避議題本身的複雜性。因着導演身份(大陸導演)的距離,她把過境圈定為青少年的冒險,雖涉及黑社會,卻還是回到青春的情欲躁動;與近年本地電影刻劃議題時,渲染氣氛總是苦大仇深,把角色狀態推進到萬劫不復的境地,又或自詡能觸碰議題的核心,卻連劇情也無力自圓其說,大異其趣。憑這一份帶有距離,帶有玩味的處理,《過春天》起碼能拍出新鮮感,於是也引起評論界「比香港電影更像香港電影」的讚譽。

戲中最能夠「比香港電影更像香港電影」,是角色的對白和那些捕足到香港的都市氣息的空鏡。孫陽飾演的男主角和佩佩鬧翻,轉身走時拋下一句「我唔X理你」,一下子讓我生起在看八、九十年代港產片的錯覺。不在於髒話,而是在於因應情境,角色的怒與不解,極欲關心又遭拒絕,不得不加強情緒之舉。說起來,在電影怎樣運用廣東髒話又很值得探討,髒話成為展現香港人身份的象徵,甚至如彭浩翔《低俗喜劇》,髒話運用直接成為電影的副題,也成為電影本身的搞笑橋段,當髒話也被賦加太多策略在其中,《過春天》在整體上乾淨的處理中,忽來一句貼合角色的髒話,只能說編導判斷準確。

這個評價自然引起不少反彈。朗天以長文回擊,指電影是糖衣毒藥。也有不少網民諷刺電影是「大灣區電影」,無甚可觀之處,如果看了,還會被當居扭曲成支持大灣區云云。際此風頭火勢,《過春天》無疑是不少香港人的敏感詞──怎麼會有一個大陸人拍出比自己人更好的作品?從網民的意見可以猜想,《過春天》因其青春文藝類型片格局,有別於一般港人以為大陸片或合拍片「純粹燒錢,財大氣粗又沒有藝術成份」的想像,同時電影又挑戰近年一批標榜寫實、人文關懷的本地電影,猶如以相同的進路,建構出香港社會的另一面。如此,不能不令一眾觀眾憂慮,是應該有容乃大,還是視對方別有用心?

朋友向我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察,佩佩當時走水貨的貨物是iPhone,從她運的是何種款式的iPhone,可以推斷電影沒有明示的時間。那一年香港發生一場很重要的社會運動,發生在香港的「核心」(不論是草根還是中產):金鐘、旺角、銅鑼灣。電影全沒有透露過那場社運如何影響位處一般港人以為的邊緣「大西北」,即佩佩一半的生活的處所。只有一場想下雪的願望,以及計劃中的聖誕旅行,在類型變奏下,編導成功迴避種種切實影響到香港人生活的問題,內化成一個中學女生的青春迷走,遇見誰沒遇見誰,想見誰不想見誰。換言之,電影雖然好,但是觀眾的憂慮也並非空穴來風。

一部由大陸人拍攝,好看而值當批評的電影,它還提醒了我們一段歷史。結合編導身份和觀眾閱讀,白雪並非首個以南來影人姿態拍香港的導演。1949年,164名粵語片影人發起第三次「粵語片清潔運動」,繼而「南國」電影公司成立,南國存續短短兩年,拍攝《珠江淚》、《羊城恨史》、《南海漁歌》等左翼文藝粵語片傑作,在蔡楚生、司徒慧敏、王為一等南來影人組織下,張瑛、吳楚帆、秦劍、李清、陶三姑等香港編導演,貫獻出精彩的創作。際此國共內戰尾聲,國民黨太快敗退,共產黨得以建政,使南國幾位操盤手在建國初期,很快便北上回國建設,使南國在香港攝製「良知電影」的發展告一段落。

南來影人如蔡楚生,其實籍貫廣東,司徒慧敏則是生於廣東開平。他們延續三十年代在上海電影界開始的左翼文藝運動,把寫實粵語片和當時流行的通俗電影、神怪片對立起來,以階級鬥爭綱領為本,在香港攝製沒有香港的電影。沒有香港的意思是,《珠江淚》拍廣東農民在抗日勝利後的艱苦生活,婦女受惡少欺凌,忠直農民被捉去當兵打內戰;《羊城恨史》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穿插當時青年人流行背離家庭,投奔解放區的情節,取景更遍及廣東省幾處縣市;《南海漁歌》則繼承蔡楚生《漁光曲》的漁村片傳統,刻劃華南某處小漁村的水上人,世世代代遭勾結權貴的惡少壓逼,唯有下一代獲得左翼知識,組織水上人階級鬥爭,才有光明的未來。同樣受《漁光曲》啟發,胡鵬的《烽火漁村》標明,或標榜電影取長洲漁村實景,相比下有一抹念記香港的意味,與之相比,南國幾部傑作,背景都沒有指向香港。

「南國」的電影確實優秀,寫實主義的操作某程度也貼合戰後四十、五十年代之初,香港因大量移民湧入的艱難社會處境。這可能是那些電影沒有香港,但同時把香港當時的處境,放置上階級鬥爭的脈絡,讓演者和觀者的遭遇相互共鳴。香港人民的苦難,是與「華南」這個地域概念共享,南來影人假如有「長期利用,充份打算」的策略,便是循階級鬥爭和共享的華南地域的認同感,爭取香港人心。

再發生一次的事情,都不會和上一次完全相同。《過春天》拍出一個「異於我們認同的香港」的香港,背後就不見得是階級鬥爭綱領為本,隔代繼承了語言對白的純熟運用,而問題不在於電影太乾淨太善良的刻劃(其實有很多事情在遊艇派對結束後的下場才發生,而非在船上),在於《過春天》讓人看見一個被審查折疊之後的香港圖景。例如,佩佩和男主角一場充滿性愛意味的戲,燈光紅得妖冶,他們輪流為對方貼上手機,建立在商品價值的肌膚之親,令兩人終於有一回最接近彼此的時刻。這不無戴着手鐐跳舞的意味,不能擺明拍,便激發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

當然,同樣令人印象深刻還有結局的處理,也由此引伸出中港兩地電影,到底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別。儘管導演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映後談,提到她希望佩佩的行為,始終是要受到懲罰,以使回到正軌,但是我總覺得,審查的考慮是無法避免的。這個結尾的破壞力之大,足以令人對電影的好感一掃而空,太過典型,太過套路,猶其在前半段給予觀眾那麼多的好感後,一瞬間落空,戴着手鐐跳舞,再好看,手鐐也仍然存在。

有甚麼能拍,有甚麼不能拍,本來甚麼都可以拍。審查是當今中國電影創作者最大的挑戰,審查某程度成為介入創作者的另一種創作,技藝可以成熟,出色,但審查是一抹過大的陰影,籠罩每個作者,每部作品。

《過春天》的結尾,反證港產片的可貴。《G殺》與之相比,論完整,論技法上是遜於《過春天》,這無甚麼長他人志氣可言,不過,港產片到底是能拍出中國電影不能拍的東西。片末,兩名主角在歷經種種偽善成年人的殘害後,從唐樓高空躍下,鏡頭下的大街行人卻依舊行走,兩人消失在躍下的剎那,是消失還是自殺,我們在其中總有選擇的自由。

《過春天》的好與不好,同樣鮮明強烈。在不得不為之的結局上映前,起碼它讓孫陽代表的本地人男主角,面對飛鵝山下的香港夜景說了句「I am the King of Hong Kong」。青春最好是迷惘下去,太過確定、明晰、一錘定音的結局,着實不夠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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