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青春殘酷物語」──專訪《G殺》導演李卓斌與編劇蔣仲宇

訪問:譚以諾
撰文:何以、譚以諾

G,看似是隨機的字母,在電影《G殺》成為中學生以泰(林善)與雨婷(陳漢娜)對話的開端,成為電影故事的線索,牽扯出關於一個時代與香港社會的故事。導演李卓斌與編劇蔣仲宇起手不凡,在「首部劇情電影計畫」資助下完成了《G殺》,為香港電影的青春風景添上另一種景觀。

《G殺》大玩「G for……」式的單詞遊戲,情節跳出傳統線性的規限──畫面與畫面之間連接各種華麗蒙太奇,以少年們的八卦閒談、所見的生活風景為依據,用「G」將一宗無頭命案的碎片連接起來。而懸疑之上,要說的卻是關於香港社會的故事……

相信觀眾在看過橫跨疾病、繪畫、音樂以至流行商品的「G for……」以後,想必猜到電影隱而未告的詞彙──Generation(世代)是故事的核心所在。導演沒有在宏大的社會政經處深挖,說一個類似「港台節目」般客觀公正的世代故事;反而將成人與少年之間複雜的人際關係與身體碰撞,壓縮到以G開頭的英文詞彙上。這樣的處理看似簡單而主觀,卻更見說故事者之廣闊──關於「世代」的故事,不是單純的「社會撕裂」能概述,由此而來的疾病、性、藝術發展、兩地關係、宗教等交疊,才是《G殺》以拼字遊戲開展故事的精萃。

 

「青春」旖旎不再

在兩位年輕創作人眼中,「青春」意味着甚麼?李卓斌給出了黯淡回應:「單看香港學生的自殺數字,就知道『青春』已經沒有玩樂,沒有輕狂──大家對『青春』已經失去幻想。」少年少女們為了分數埋頭苦幹,為二十年後的職業奮鬥,但是誰知道二十年後世界會是怎樣?為的究竟是前程,還是父母的期望?

「我們這代年輕人不自知地失去了許多重要的東西。」李卓斌指,關於這些話題,麥曦茵早在十年前便以《烈日當空》說過一次;十年過去,青春一代的處境卻依然如是:「社會根本沒有進步過,大家的思想也沒有改變。玩音樂無出息,一定要有個degree,贏在起跑線,都是成年人的看法,沒有人嘗試將小孩培育成他自己希望成為的樣子。『正確』不是要所有人變成一樣的人,因此我很贊成年輕人反叛。」

社會中的「青春」旖旎不再,《G殺》中的少年主角也直接跳過了懵懂躊躇的青春期,每個決定都顯得世故又抽離:雨婷對戀愛沒有幻想,因而不介意與男老師發生關係;以泰自我隔離,不想與世界接觸,站在「高一點」的藝術世界看待身邊的物事;Don的家境優厚,總是沒有目的地窺探世界的另一面向,卻完全抽離,不懂自己與世界之間的聯繫。雖然編劇蔣仲宇表示撰寫劇本的時候,特意避開了實際反映社會的事物──沒有青春電影中常見的文憑試成人式,沒有羞澀的性之幻想與啟蒙──李卓斌卻直言:「他們的狀態,都是現今社會引發的。」

蔣仲宇(左)、李卓斌(右)

蔣仲宇(左)、李卓斌(右)

港式「青春殘酷物語」:「所謂『很日本』是因為經費不足」

十年前有麥曦茵《烈日當空》,再早十年有陳果的《香港製造》,現在則有《G殺》,都有少年立於天台眺望世界的場景──風光明媚,陽光和煦,他們卻在此看到現實的驚濤駭浪;不論世界是昇華還是浮華,他們也過早地讀出背後「惘惘的威脅」,如同《G殺》結尾雨婷最後的總結:「好的時候只是假象,所謂變差,只是回復本來的面貌」。李卓斌決意拍一個純粹的香港故事,《G殺》的港式「青春物語」與上述兩位前輩以十年為期,遙遙相看──每個世代有每個世代的青春殘酷,不變的是少年的銳利目光。

《G殺》的「香港血統」一脈相承,然而預告片釋出以後,卻有不少說導演「抄日本」、「抄中島哲也」的評價。對此,李卓斌輕鬆地表示:「我不介意大家說很日本,但是後來變成大家只看預告片就一面倒說『抄日本』,我很好奇是怎樣『抄』。」他同意《G殺》部分美學風格和設定與日本電影相似:「預告片的作用是吸引大家進場。我與攝影師都喜歡《新世紀福音戰士》,於是套用了庵野秀明式的大字、零碎鏡頭。說起大字,其實北野武和Stanley Kubrick都有用。《G殺》的故事主要校園欺凌,大家難免會用中島哲也來比較。」但是李卓斌認為,與中島哲也相比,自己的故事更像園子温的《戀之罪》──同樣以無頭女屍開場,探討一個妓女的生活。但他亦不忘補充一句,「大家只要入場看正片,就會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香港的故事。」

除美學影響以外,「日本風格」的呈現還有非常實際的原因:「因為資金不足。」李卓斌笑言:「我們也想拍得像歐洲片,但是鏡頭擺後兩寸又無位,pan過少少又有垃圾桶,最後只能收窄來做。拍攝中途,我們就知道最後會『很日本』。我們選用那些古典音樂,也是因為版權費呀!」

 

「政治」vs「社會議題」

杜汶澤扮演的警察「龍爺」在旺角肆虐,電影某個戲份不多、但於人物關係重要的角色於2014年底病逝,在空間與時間上都與雨傘運動呼應,指向暴力的降臨和理想的幻滅。或是主角三人的離經叛道與抽離,或是學校內童黨的暴戾浮躁,似乎也可視為雨傘後主體的鬱躁反應。

對於「政治隱喻」、「後雨傘」的評論,蔣仲宇認為「政治」的標籤令很多人跌入死胡同,自己更希望觀眾以「社會議題」理解《G殺》:「現在的網絡、媒體生態令很多概念變得含混,『政治』一詞用得太濫。『政治』涉及官僚架構、選舉,不是所有觸碰社會的事件都叫『政治』。我想澄清,如果說《G殺》,我會說是社會議題,不完全是『雨傘』。」

李卓斌表示故事的時間點設定的確有意呼應「雨傘」,卻並非完全用「雨傘」作為參照,他補充:「故事的重點在幾個人物與他們牽扯到的香港社會脈絡。有人敢說裡面發生的事情不真實嗎?當然有現場觀眾會說,自己認識的中產家庭、社會狀況不是這樣的,我只能說你們都很幸運,你們所面對的世界與我和大部分人都不同。這部電影沒有明確的立場,重要的是描述香港現況,激發大家反思為甚麼會變成這樣?而我們還可以做甚麼?」

前述的《香港製造》和《烈日當空》同樣說年輕人如何面對世界,但都以「屋村仔」為主軸,他們命運的「死胡同」似乎是因為缺乏教育與社會資源,因而無從選擇另一種生命的路向;《G殺》則將聚光燈照向出身名校和中產家庭的少年少女,似乎透視着,各種不幸在這二十年之間不斷蔓延,連以往社會的優勢(privileged)階層也無可倖免。

這是否意味導演與編劇認為香港中產已走入困局?李卓斌首先「自首」:「其實我都是『屋村仔』。」《G殺》的設定不同是順應年代的轉變,蔣仲宇回應道:「社會已經轉型,現在『屋村仔』很多都是新香港人,我構思故事的目標觀眾不是他們。年代不同,故事也要作出調整,如果我們做另一個『中秋』(按:《香港製造》的男主角)也只是複製從前。我們沒有中產立場,只是希望提供另一種社會景觀。」

 

魔幻黑警:「人在社會裡面不可能完全孤立」

《G殺》當中最出彩的場景,莫過於龍爺佔用以泰在旺角的舊唐樓單位,與中西港澳黑白各道人馬談判交易的戲份。與電影暗黑寫實的風格迥異,這幕富有魔幻色彩。龍爺的角色設定更是值得注意:一方面,他與現在「黑警」的刻板印象吻合;另一方面,他又有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中的梟雄式警察的特色。

這警察形象混合過去與現在,一方面作奸犯科,另一方面卻又暗地維持社會秩序的「暢通」運作。李卓斌初看劇本時,已經決定加入一個很典型的「香港警察」形象:「我們現在才會把龍爺這類的警察──濫用職權、收受賄賂等──稱為『黑警』;以前的港產片早就這樣拍了。我認識做重案組的警察,其實到今時今日,依然有類似的狀況,只是我們平常只看到『温文爾雅』地在街頭走着的警察罷了。唯有間中拍到警察打人的片段,大家才發現依然有『沒有改變』的部分。」

蔣仲宇則把風格化處理歸功於李卓斌:「那場戲我沒有寫分鏡,只有以泰的voice over,描述大家怎樣進入他的房間,大家在電影看到的都是導演在畫面上的創作。」對蔣仲宇而言,以泰最渴望的就是獨自躲藏在佈放着克林姆、沙特和巴哈作品的房間內,以藝術作為隔絕世界的牆壁。龍爺猶如社會中不同人的交界點,當龍爺進入以泰的房間後,以泰便不得不面對錯綜複雜的世界:「我想表達的是,人在社會裡不可能完全孤立。」

世界歸根結底是……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這出自《1957年,毛澤東對留蘇學生的演講》的名句,龍爺用以鼓勵以泰走出房間,讓全部人──或至少他鍾愛的雨婷──能聽到他的大提琴樂曲。蔣仲宇設計龍爺的角色言行粗鄙,但卻對富藝術天份的以泰心存好感,因此鼓勵他走出去。經歷了父母輩(雨婷母親、龍爺、後母李小梅)的死亡後,以泰終於鼓起勇氣,完成夙願,為雨婷拉奏巴哈的〈G大調第一無伴奏大提琴组曲〉(Cello Suite No.1 in G Major)。但是「世界」究竟所屬誰人?撰寫劇本的蔣仲宇似乎亦無定奪──在他原本的計畫中,這句正面鼓勵是以逆寫的方式出現:「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我們的。」

蔣仲宇亦表示,龍爺也是有含有父愛的一面,他與妓女李小梅續弦其實是父愛一種:「直觀地想,龍爺喪妻,自己又不懂照顧女兒,他身邊的女性就只有李小梅這類,因此只能直接找她來『接管』。對龍爺而言,這可能是一場交易:用一張身份證換一個女兒的監護人;但對李小梅而言,這可能就是愛了。她也希望進入這個家庭,因此與雨婷生母見面時,曾經裝兇作勢,為自己爭取一個機會。但是後來面對雨婷校長的羞辱,她的哭訴,或是她對以泰的温柔,都顯示着她期望成為一個普通的女性。」

《G殺》幾乎每個角色是陰暗面,卻為龍爺預留了這麼一點父愛,或許還是希望在這個陰暗的世界中為這樣黑暗的人物留有一席之地。

 

跳出去:是自毀?還是重新與鄰人結盟?

一宗無頭屍體發現案牽引出跨越世代的疾病網絡,各種疾病的產生與傳染便是人際交互與社會癥候(symptom)的外顯表現。李卓斌與蔣仲宇除了考量「G」的串連以外,在設計疾病的意義時也下了一番功夫:戲中完美的典範夭折了;性病反映了香港狀態:「許多人拖篋來,拖篋走,卻留下了疾病」,但它不會致死,仍有治癒的可能;Don的亞斯保加症是以泰的反面,以泰自我封閉,Don的封閉則是不自願的。《G殺》的結尾是自毀的委婉暗示?還是重新與鄰人結盟的新路徑?結局該如何理解,則交由觀眾後散場後如何面對現實生活而決定了。

蔣仲宇(左)、李卓斌(右)

蔣仲宇(左)、李卓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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