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殺片場》:The show must go on

這部低成本(二十萬港元)高回報(日本票房破千萬港元),在日本、台灣、香港都引起關注的《屍殺片場》,其實與喪屍無關。《屍殺片場》講的是「the show must go on」的故事,笑聲以後,更感到眾人成就一件事的力量所在。

《屍殺片場》以三十七分鐘一鏡到底的喪屍片作賣點。電影採取戲中戲結構,一開始便看得人疑竇漸生,演員表情不自然、無定向的對白、坐在一旁不知道幹甚麼的收音師,「喪屍」猶如神打,導演不時亂入大叫「keep rolling」,或者已經嗅到喜鬧劇的味道。

喪屍形像本應可怖,代表割裂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而且非理性,匐匐前進,直到把活人吃掉為止,可怕在於這是無差別的感染。當喪屍遇上戲中戲結構,觀眾知道這是一套關於拍喪屍片的電影,它拍出幕後人員休息和交談,消減一般恐怖片常見的氣氛營造,即使有突然遇上喪屍的情節,但刻意為之的漏洞,令觀眾對「這是一部恐怖片」的期望很快落空。康德便認為,人之所以發笑,乃在於對某事物的期望一瞬間落空,透過「恐怖喪屍」和「拍攝期間連串蝦碌」本不協調的兩種處境相結合,觀眾因此發笑。

Michael Frayn著名鬧劇《蝦碌戲班》(Noises off),講述一個舞台劇劇團在排練期間錯漏百出,各人表面和諧但暗湧不斷,矛盾、轇轕陸續浮面,但為着要完成演出,the show must go on。同樣,《屍殺片場〉的「屍殺」也不在於鋪陳喪屍的可怕,對攝製隊伍來說,在完全不犯錯下完成一次過的拍攝,壓力何其大;即使有任何意外出現,也得第一時間把意外控制於能力所補救的範圍內,這種緊張其實比喪屍埋身更恐怖。

電影雖由導演主導,但是某程度也是一種集體創作,導演的意志由眾人來完成,過程中總牽涉人與人之間的角力。津濱隆之導演活像個小男人,他沒有強大意志阻止別人干預創作,總是順着別人意願,女兒又嫌棄他拍電影卻沒有拍出名堂。他扮演戲中戲的導演一角,遊走於自己與另一個自己(都是導演)之間,不但在趨近極限的拍攝中使眾人齊心合力完成最後一個鏡頭,還順便父女和解,箇中關鍵那份是讓眾人放下身段,為之奮進的專業精神(也有對電影的愛)。

小人物般的導演,以及面對幕前幕後失控的危機,讓我想起三谷幸喜首作《爆肚風雲》。師奶仔寫廣播劇劇本奪冠,滿心歡喜交由一眾大牌明星演出,豈料直播現場明星們肆意改動劇本人物姓名、情節,監製既要處理明星私心,又要照顧師奶感受,更重要是讓直播不出亂子,疲於奔命。藉着解決一個又一個難題,小人物們找到自己的信念,又或與之前他人的矛盾和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所在發揮自己的小宇宙,這種精神面貌,是觀眾看《屍殺片場》時應能感受到的。

電影以二十萬港元拍成,無論如何都不是大製作,甚至以香港的環境而言,二十萬根本很難拍得出完整的作品。除了票房成功以外,更有趣的是得以看見日本現時的年青電影人創作,這又與香港有點不同。香港也不是完全沒有這種純粹玩意之作,但是近幾年港產片,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創作,離不開對社會的關懷(這當然是好的出發點),拍電影必有議題,有時會令人覺得這是中學教育制度「命題作文」仍在我們腦中發揮影響的緣故。議題不是不重要,而是青年的創作可以有更多可能,拍得好玩,爆發一種名為「好玩」的力量,不也是一種創作方向?看《屍殺片場》,除去喪屍本來的隱喻外(但導演似志不在此),最好看的還是看那種層層疊疊的戲中戲,導演的導演,演員的演員,以及幕後的幕後。看見片末那些真.幕後拍攝花絮,不禁想,他們創作一部關於電影創作的電影途中,尤其涉及電影人自況的情節,可能便是一種對話的狀態。那些真實的經歷與虛構情節互相影響,說喪屍,不了,那些日本的年青人以電影說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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