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崔健十三年

2017年11月，崔健要來香港參加詩歌節，最激動的不是喜歡音樂、而是喜歡詩的朋友們，有幾位提早三個月就通知我了，而我原來並不知道他們如此喜歡崔健。有位因結識幾年的北京友人說，「崔健要去香港，這下你可以拍個夠了。」我回覆：「我拍崔健已經十二年了。」他忙說：「失敬失敬！」我白天教書，電影都是晚上和周末慢慢「磨墨」磨出來的，每部作品短則四五年，長則七八年，不過拍攝時間最長的，的確是目前正在剪接中的崔健紀錄片。我開始拍攝崔健的時候，還不能算是紀錄片導演，因爲還沒有完成任何一部作品，這十三年來，我磨出了三個紀錄片，享受整個過程，萬般煩惱和辛苦，在聆聽崔健的時候，化為力量。

 

李少偉讓我和崔健結緣

作為一個教電影、拍電影的人，和崔健結緣是因為他的電影夢。2004年冬天，電影《英雄》的副監製李少偉找到我，給我聽了一首女高音趙麗唱的《迷失的季節》，很動聽。他借給我整張CD，那是崔健當時還未出版的新專輯《給你一點顏色》的錄音小樣。李少偉說他放這張CD給朋友聽，女聲《迷失的季節》立刻吸引了大家，但到了後面那些人聽不下去了。我回家認真聽了很多遍，感動於其中由音樂建構的場域，除了久別的、曾經喊出《一無所有》的歌喉，還有久違了的鄧麗君的《小城故事》，還有不知在哪裡聽過的長江沿岸船工的號子，甚至還有撥號上網時代無處不在的撥號音。這樣的音樂是不能當成背景音樂的，因為它太強烈了。我就是年代初離家留學時，他是至少兩代人的文化英雄；之後在加拿大，大約1995年了，看到他監製和出演的電影《北京雜種》（1993），才第一次見到「真人」。十年後的這次聽覺體驗，直接反應就是他的音樂如此前衛，讓我不禁想說：失敬失敬！

李少偉問我，崔健想拍電影，你願不願意幫他看看劇本？我對崔健要講的故事十分好奇，於是通過郵件看到了他的電影劇本《給你一點顏色》。其實早在參與《北京雜種》時，崔健就是編劇，我看到的《顏色》劇本已經很厲害了，有個完整的結構，包括黑白、紅、黃、藍四個章節。以文工團為北京的黑白故事中是三角戀，後面三種顏色則是三個子女的故事。崔健詩人式的文字表達十分特別，比如形容一個男孩子彈結他的手臂，好像「火車滾動的車輪」；不過因為整體情節推動，跟從他本人的生活認知和音樂邏輯，據說很多投資人看不懂，都說劇本要改。其實這個劇本之前，崔健在香港和城市現代舞團合作的一個音樂舞蹈演出，也用了同一個名字。

 

崔健稱曹誠淵是「恩人」之一

2001年，崔健和香港現代舞團在葵青劇院上演了現代舞演出《給你一點顏色》，所有音樂都是崔健寫的，後來也大多收入同名專輯。我在月前，才第一次看到演出錄影。「引子」之後，舞蹈分成紅、黃、藍三部分，然後崔健樂隊在舞台上破牆而出。演唱為香港回歸所作的《超越那一天》時，崔健邀請觀眾上台跳舞，演繹了對布萊希特「第四面牆」徹底的破除。在我拍攝的三十場演出之中，但凡唱到詩人廖偉棠稱為「政治抒情詩」的《超越那一天》，崔健必定邀請觀眾中的當地、特別是香港「妹妹們」上台，和搖滾哥哥們一起「超越那一天」──也就是1997年7月1日那一天。崔健在近年演出這首歌時，會加入多媒體內容，在背景屏幕上呈現香港歷史圖片。回看多年前上演的這場現代舞，仍然感受到其前衛。

說到現代舞團的創始人曹誠淵，崔健說可以列入他的「恩人」行列，因為曹先生從內地還比較封閉時，就支持新銳導演、藝術家創新，《北京雜種》、《給你一點顏色》都是曹先生起的名字。《給你一點顏色》在中文裡面，本來是教訓人的意思，但是崔健把「顏色」具體為紅、黃、藍三原色。他在2008年1月5日北京首都工人體育館的演唱會中，在演唱《藍色骨頭》之前說：「黃色代表的是肉體，紅色代表的是精神，我想藍色代表的是智慧。我想在我們這個環境裡面，黃色肯定是不缺乏的，紅色肯定也是不缺乏的，所以我想在這裡強調一下藍色，藍色象徵着一種智慧，同時象徵着一種藍天和自由的一種關係。」

 

杜可風幫崔健圓了電影夢

《給你一點顏色》的劇本最終在2014年上了大銀幕，以黑白和藍色部分為主體，發展並完成了電影《藍色骨頭》。對創作者而言，最大誘惑在於呈現故事時更大的時空轉換的自由，最大的挑戰則在於電影工業內部的各種既定規則。理論上說，電影是視聽藝術，聽覺優先和視覺優先的人可以做出不同風格的電影，但現實中，他深入人心的搖滾歌手的身分，在他當導演的路上，似乎阻礙大於便利。崔健雖然早在1991年就開始和第六代導演張元合作，參與《北京雜種》製作，但是我收到的任務就是把劇本改得讓投資人可以看懂，說白了就是把他最原創的表達，翻譯成比較常見的電影和敘事語言。這個過程中崔健難免抱怨，大家無非想給他灌輸最慣常的電影觀念；我同意，因此也只能說，或許我可以把女性角色的內心寫得更豐富一些？改動一番、翻譯了劇本之後，劇本在釜山電影節拿到PPP劇本獎，我自己感覺算是幫忙完成任務了，但是仍舊沒有投資人。

回想起來，可能在改劇本的過程中重新發現了崔健，同時不捨得這個緣分到此為止，加上當時我已經開始拍紀錄片兩年了，2005年，我不知道哪兒來的勇氣，對他說，我想拍你的紀錄片，而且我想拍十年，想跟着你看這十年裡面中國的變化。我記得他眼中閃過一絲驚奇。之後在我的攝影機前，他一步步實現了自己的電影夢。2006年崔健導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七分鐘多的短片《修復處女膜的時代》。記得他到香港藝術中心來放片，有女記者真心認為電影很女性主義，他卻誠懇地說自己拍的是關於誠信的電影。（我很想笑！）2009年，我又在成都看他拍攝短片《成都我愛你》，講大地震之後一個未來主義的、發生在2026年的故事，攝影師是香港的林華全。我記得2006年崔健訪港，在灣仔凱悅飯店的大堂咖啡廳裡面，新朋舊友都來打招呼，最想幫他完成電影夢的人莫過於杜可風，他甚至對我說，Louisa要不你來做我們的監製。不論他是否開玩笑，我哪敢答應！這部電影終於在八年之後拍成，叫《藍色骨頭》，由杜可風掌機，菲林拍攝，老杜的鏡頭精細、準確，老崔的音樂震撼人心。

就拍MV也要堅持現場！

在《藍色骨頭》之後，崔健又和老杜合作，拍攝了《死不回頭》和《外面的妞》兩部短片，更新慣常MV的概念。其實早在1991至1994年，崔健就和張元導演合作，完成了《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飛了》、《一塊紅布》、《最後一槍》等MV，其中《最後一槍》之中就有杜可風拍攝的鏡頭。我個人非常喜歡《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和《飛了》，和崔健談起，他卻一如既往，對自己的作品總是在反思。他說：「我曾經特別恨過MV裡的那首歌，就是我做了哪首歌我就恨哪首歌，因為我會覺得愈看愈難看，愈看愈假，因為我們都知道是在造作地表演。」但是之後，「我就想，我們不是為銷售唱片而做MV，我們是在做Live Music Video （現場音樂錄像），是藝術，或者是一個紀錄，而並不是在做一個唱片的廣告。這個過程當中最大的區別就是，看畫面也不是很好看，演員的狀態也不好，但是你愈來愈愛看他了，是因為它每一部分都是真實的表演出來的，它的音符和他之間是真實的東西，而並不是人做了表演出來的東西」。他轉換視角思考時發現，「本身這種形式就有特別大的空間，它應該超越MV本身這種形式，像一個獨幕話劇一樣。獨幕話劇就給你這麼多條件，沒有時間給你換台，你也就只有這些演員，而且你面對的就是這一波觀眾，你怎麼樣完成這一個表演形式」。

我一直以來有個疑問，就是拍MV大都是放已經錄好的音樂，然後歌手對口型假唱，否則之後無法剪片。崔健從2002年提出「真唱運動」打擊假唱，這之間似乎有個矛盾，但是他就在求真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更新了的藝術形式。當然他在《死不回頭》和《外面的妞》兩部短片中呈現的音樂現場，需要很多技術上的支持，但他不善於運用多媒體，學習剪輯藝術，「只要能保證音樂是真實的，剪輯肯定是後期做，都能夠去得到一種自圓其說」。這是不斷思考的崔健的複雜性，但是這個複雜之中有種通透，他不滿足於單一的所謂風格，覺得一切藝術形式都可以為我所用，這一點從他進入公衆視野之後就沒有變過。

 

其他拍攝老崔的大哥們

拍攝崔健的這些年，現場總是有其他攝影師的身影，最初的一位是給央視CCTV拍攝《人物：崔健》的編導門欣熙。在武漢、內蒙、北京，老門和我都同時在拍攝，我記得我用的都是比較常規、穩妥的角度，而老門卻總是在尋找不尋常的視角。我是新手，優點只有安靜低調，總是帶了足夠的電池和DV帶，也肯借給、送給在場的其他攝影師；他們都沒有因為身高體壯欺負過我，還常常給我一些幫助。老門用六個月做出了一個挺棒的電視紀錄片，2005年就播出了。後來我才知道，他拍攝報批用了很長時間，能夠播出實屬不易。最近我重看老門的片子，發現在武漢大學那一場，手持攝影機的我也被攝入鏡頭。那是我第一天拍攝崔健的情景！看到十二年前的自己，真的有些百感交集。

2009年在崔健拍電影《成都我愛你》的現場，我第一次和傳說中從1986年就開始拍中國搖滾人的美籍華裔攝影師Victor聊天。他聽到我即將去美國拍攝華裔女導演伍錦霞的事迹，憤憤然講了不少美籍華裔的心酸歷史，大意說國民政府抗戰期間去唐人街募捐，之後可能不少錢落入私囊，還講了他的祖先移民的故事。我後來還真的去看了相關書籍，幫助自己完成了以這段歷史為背景的紀錄片《金門銀光夢》。Victor在現場身體力行，和年輕人一起幹重活，我可以感受到他在老崔現場，就是為了讓拍攝不會出岔子。事實上有Victor大哥在場，我們都有一絲敬畏，許多年來，很多人聽說我拍崔健，都會問你知道有個攝影師拍了他很多年嗎？最近我看到崔健一位音樂家友人梁和平拍攝的1990年為亞運會募捐巡演的素材，才看見最早的崔健現場，觀眾真是很激動，全場站着看，在當時的演唱會上不多見的。

 

崔健北大後援會

關於崔健的各種傳奇之中，我覺得有個比較特別的群體，叫「崔健北大後援會」。這個名字是梁欽寧想出來的，因為他覺得歌迷會配不上老崔。梁欽寧是北大子弟，爺爺是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後援會最早的三十多位成員之一的劉雲樵補充，說後援會其實最初基本是北大排球隊，個個人高馬大。在觀衆還比較斯文的當年，他們是最早站着看崔健演出的人，因為聽崔健的歌「特別有感覺」。梁欽寧畢業之後曾經見證過崔健錄製第一張專輯的執著：「他是『夜裡歡』，有一次我都睡了一覺，看到兩個錄音師都累趴下了，他還在那兒特有興致地擰（混音器的鍵）呢！」 梁欽寧拿出一張崔健寄給他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歌詞，說當年因為新年晚會上要朗誦，打電話向崔健要的。最近我接觸到另外幾位成員，都在1989年前後去了美國。在紐約定居的葉菲說，她們1986年入學的同學們，慶祝入學三十周年時，給崔健頒發了「榮譽校友」的稱號，不僅因為崔健1986年就去北大大飯堂演出，還因為崔健受到壓制時，北大學生更覺得需要支持他。

後援會中的陳戈，曾經做過崔健經紀人。陳戈也是從北大出發，留學美國。1995年，他憑着一己之力，刷爆信用卡，舉辦了崔健的美國巡演。他在崔健能否出國都是未知數的情况下，租了場地、賣出了票，等到送飛機的人打電話告訴他崔健登機了，他和他的志願者們才歡呼大功告成。他親臨過幾百次崔健的演出現場，但是最難忘的是紐約Palladium的演出，「那是一個Rolling Stones這樣的巨星出演過的場地，能夠在此演出的華語歌手只有崔健一人」。陳戈說這次演出成功，給他帶來巨大的信心。後來他回國發展，辦成了羅大佑的內地首演，和姚明成立了首個正版音樂網站巨鯨網，之後和谷歌搜索合作撲滅網上音樂盜版，憑藉的都是「一無所有」的精神。我問陳戈，你想看到一部甚麼樣的崔健紀錄片？他說，希望這是一部能夠在不同階段都拿出來看的電影，尤其遇到挫折時，把這個電影拿出來，看看當初崔健大哥做的是甚麼選擇。

 

時代最重要的一個聲音

對我來說，每次拍攝崔健都會有新的發現。第一次拍攝是2005年5月底，他到武漢大學和學生交流，有同學問：「你如何看待中國弱勢群體的問題？」他回答：「我覺得中國足球和搖滾樂都是弱勢，強勢是乒乓球和武術。」我和同學們一起笑起來了。2006年崔健來港，在Hard Rock演出，我買了很多票，請同事去看，包括當時城大的副校長何炘基，何教授第一次聽到崔健。幾個月後開學時，在迎新發言中他說，你們年輕人喜歡搖滾樂吧？中國搖滾樂之父崔健歌曲中說：「現實像個石頭，精神像個蛋，石頭雖然堅硬，可蛋才是生命！」城大新生們有些發呆也情有可原，但崔健歌詞的力量可見一斑。開始拍攝沒有多久，百代唱片找我做一個短片，回顧崔健的音樂生涯，要在香港台灣發行他的新專輯《給你一點顏色》，甚至重出了之前他的四張專輯：《一無所有》、《解決》、《紅旗下的蛋》、《無能的力量》。我沒計劃那麼快就做出一個片子，但陰差陽錯，2006年初就完成了一個短片，6月5日前後還在香港無綫電視播出了。那時我還不會剪接，這部短片和我心目中一部真正的崔健紀錄片距離很遠。

拍攝十二年之後，突然又有很多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在臺灣讀博士的、我之前一個學生孫禕妮，通過她的老師、音樂製作人鍾適芳，幫我找到了臺灣音樂界的大卡們，倪重華、張培仁、張四三幾位，給我講了崔健早年的故事，以及他們當年北上、把崔健帶到臺灣的故事。我甚至還拍到曾經影響過上述所有人包括崔健的羅大佑，以及對羅大佑和崔健的音樂表述得十分深入的DJ馬世芳，感覺這個紀錄片光譜更加完整了。崔健影響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因此給予我幫助，也對紀錄片表達了很大的期待，我當然感到自己責任重大！2018年6月2日崔健在廣州演出之後，問我片子怎麽樣了，我告訴他，在安靜的夜晚，我坐到剪輯台前，提醒自己傾聽崔健，聽懂他話裡的思考、聽懂他音樂裡的層次，用我的紀錄片告訴大家，以《一無所有》登上舞台的崔健，三十年後，仍舊是時代最重要的聲音。

 

原文最早發表在《明報》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生活版，標題為《崔健：時代最重要的歌音》。2018年7月16日經作者改動、更新，重新發表。照片由作者提供，版權所有，未經許可，請勿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