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一個道歉》:無法宣之於口的歉意

對黎巴嫩的認識不深。或者說,像我這種只透過西方媒體的國際新聞報導,對黎巴嫩的內戰背景,宗教、種族仇恨,軍閥問題及地緣政治所牽涉的以巴衝突,都是一些零碎的片段和畫面。因此,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給我一個道歉》,不但是為數不多備受關注的黎巴嫩電影,也是讓世人真正了解黎巴嫩政局分裂的重要文本。

故事發生於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導演薩德杜里(Ziad Doueiri)其實亦出生於當地,親歷黎巴嫩內戰和種族衝突,也據說,電影本身是薩德杜里遇到的真人真事,從而觸發他對當地人民嚴重對立敵視的感慨,借此片警世的意圖相當明顯。

劇本推進得頗為工整──當然,像寫作班教材般一板一眼讓人物衝突升溫,未必是太好的做法。不過,情節鋪排確實是一眾對黎巴嫩政局所知有限的觀眾容易受落。故事源於一場發生在炎熱早上的小爭執,本身只關乎一條排水管──在其他國家亦屢見不鮮,然而,在黎巴嫩,就是另一回事了。問題逐漸擴大,並牽涉到更多的人和更大的身份對立。導演非常用心,小至大、淺入深,由小人物到宗教分歧再到國家歷史,表面上是一場接一場的法庭辯論,實際上則一步步向觀眾剖析黎巴嫩內戰、中東局勢及隨之而來的種族矛盾。

黎巴嫩基督徒 Tony 與巴靳斯坦難民 Yasser 的個人榮辱世代之爭,最終演變成兩小時的緊湊戲碼。初則口角,繼而對簿公堂,在國家、種族、宗教、地緣政治以至社會地位的角力中,兩人各執一辭,都認為自己被對方出言羞辱(也是電影片名「Insult」的意思),道理在自己那方,法庭之上半句不退讓,只因過去數十年來的新仇舊恨,看對方不順眼。

然而,一條排水管的小事,最終化成大事,再化成國家大事,就不再是兩人之間的衝突,而是被律師、政界人士和傳媒大力煽動的勝負之爭,結果引發另一場內亂,情況完全失控,而雙方律師亦開始互相挖掘對方不願公開的過去經歷,禍及妻兒,賠上工作,拖累其他毫不關事的人。

故事始於 Tony 不惜一切只求 Yasser 的一句道歉,終於兩人都心生歉意,但無法宣之於口。兩位主人公都是善良的人,看似激進、衝動或自私,其實並非大奸大惡之徒,反而是社會上最無力、無權勢,也無政治籌碼的普羅百姓,他們不是那種慷慨就義的勇武派,最關切的仍然是工作、家庭和人身安全,但生於黎巴嫩,礙於彼此身份,不得不被更大議題下的仇恨騎劫,即使內心理解對方,也無法好言相對,擺脫敵對立場。

結局含蓄,兩人離開法庭時皆不發一言,然而,四目交投,表明怨恨已解,沉默間也展現了導演對黎巴嫩社會分裂的美好盼待。

但兩人的沉默也表明了另一個殘酷現實。儘管私人誤會可以解決,用一個眼神讓前嫌冰釋,只是種族間的仇恨,則不能說,也輪不到他們說了算。

總覺得電影中的榮辱之爭,如同香港當下的對照。尤其在這炎天熱夏,經濟能力日漸萎縮的中產知識分子與所謂的新香港人,各盤踞著分裂的兩端。生於中產家庭的後裔,常執於禍根之說,認為對方是外來的掠奪者,無條件地搶走居所、學額、醫療資源。另一邊廂,新香港人也常自慚於被旁人瞧不起,在社會中站不住腳,處處飽受針對。就像電影中,兩個素未謀面的人,只因一句說話,一個眼神,就足以把對方當成眼中釘。易地而處,在香港,單是語言、衣著、生活習慣的不同,排隊上巴士或在便利店買罐汽水都會釀成戰爭。

當然,黎巴嫩的內亂是由戰爭引起的種族仇恨──像 Tony 所說,要的不是錢,是道歉、道理。然而,香港的種族仇恨,如果有的話,也多數是來自經濟和文化層面的階級妒嫉。說穿了,可以用錢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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