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2018年3月23日晚，光華中心有一場特別的對談，張虹（張）以紀錄片工作者訪問被攝者的方式跟沈可尚（沈）問答。
張：怎樣認識電影？
沈：我的電影啟蒙非常晚，十八歲之後才看了電影，因為父親是數學教授，覺得文藝沒出路。我喜歡在上數學物理化學課時畫畫，寫自為是詩的詩，打定主意考美術系，考上後逃家，一開始住地下道。逃家那幾年在工作，沒有物慾，為了租房，一天打四份工，時間剛好錯開：一大早在超級市場手寫三四百張貨品價錢，之後去唱片行賣唱片，晚上在bar做外場，還在麥當勞做打烊班和體力活進貨班。逃家的我組樂隊，打耳洞，唱口水歌賺錢，看MTV學習國外吉他手指法，MTV看完後看旁邊架上的台灣新浪潮電影（楊德昌《恐怖份子》［1986］），歐洲藝術電影（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 Her Lover［Peter Greenaway，1989］）。接觸電影後，生活從奔放多彩變得單調，但想活在電影的世界。當兵做政戰士，每個月慶生會替各連隊挑電影。十二月底退伍，決定考電影系。
張：跟父母關係？
沈：逃家後寫信溝通五年，退伍後才按電鈴回家。冗長的沉默後，父親說：「去洗手吃飯。」膠卷時代拍片好貴，快門壓下去的那刻，是儀式的開始。寒暑假在錄音，燈光，導演組部門學習。學生作業想拍一部短片給媽媽，告訴她離家時其實很想她，想看她又不能的困境。
張：畢業後第一部作品〈噤聲三角〉（2000）？
沈：委託案被分配到北方三島［基隆北方海域三個離島］，兩島沒人［棉花嶼、花瓶嶼］，一島有駐軍［彭佳嶼］。我交出的16mm版本，沒有傳達心裡的感受，便重新剪片。沒錢拍新素材，已經結案卻每天煩惱。晚上睡不着去誠品，看到百科全書很開心，因為每樣事物皆有定義，由人定義。但在島上，我們是入侵者，接觸的一切不是由人定義，於是加了虛構百科全書的形式，定義島上的畫面，觀眾看到條目以為是真的。這部片被不同影展視為實驗電影、紀錄片、藝術品。我拍片需要通過自問自答這關，接受自己。
張：工作方法？
沈：腳本，分鏡表是有的。拍紀錄片的筆記是日記體，幾月幾號我碰到誰，他跟我說了甚麼，我有甚麼疑問。為國家地理頻道［風格是大量精準的旁白］拍〈賽鴿風雲〉（2006），也不會完全照腳本拍。
張：會不會恐懼［不知道下部片會怎樣］？
沈：我對安全感感到恐慌不安，期待意料之外。〈日日喃喃〉（2015）裡，我拍一個教授，他的太太肝癌第三期。他受過嚴密理性邏輯訓練，他會有種回答的習慣，温度和節奏跟想像中一樣。於是我要他喃喃自語，交付生命當下的碎片給我。「碎片式的喃喃自語」成為全片的基調。他在車子裡面喃喃自語時，我聽到他的惡夢。另一個當下接到他生命美好的碎片：「拿鐵咖啡，巧克力司康，涼拌海蜇皮，佛跳牆，小籠湯包，鍋貼，水餃…」。
我喜歡坐在場景中，思考演員的當下，感覺温度（燈光、距離、情感），希望找到真實的互動和感覺。
一次我跟兩位很優秀的台灣女演員（朱芷瑩和《花甲男孩轉大人》的女主角謝盈萱）合作〈美好的旅程〉（2013）。照着腳本，那顆鏡頭是姐妹很久沒見面，妹妹走進家門看到姐姐很尷尬，但拍完沒感覺。我說去散步好不好？跟演員閒聊，走了一根菸兩根菸的時間，回來那場戲拍了三十分鐘，看得出神沒喊cut，直到攝影大助過來說沒電。脫離腳本，我跟演員一起創造了尷尬，不知道如何是好，但超出我想像的美好感覺。
製片問我：「你到底分得清你現在在拍紀錄片還是劇情片？」我覺得導演的工作是創造出此時此刻眼前的時空，如一顆封閉的膠囊，膠囊裡面是真實。我希望跟演員、被攝者、工作人員互相信任理解。
當台北電影節總監後，我無法沉浸在創造中。拍片是我和世界的重要連結。
張：為甚麼要去做台北電影節總監？
沈：因為天真，天真，天真。電影節是一個團隊，是責任感，是跟工作夥伴的連結，是創作者與觀眾的連結。我三分之二的電影都和台北電影節有所連結，所以當初找我就答應了。
觀眾：我來自上海，在美求學時喜歡台灣新電影，覺得有普世性，但覺得現在的台灣電影走不出去。
沈：我們這一輩創作者深受台灣新電影的影響，學到作者性，導演身兼編劇等職，小成本拍片，這是在票房谷底還能撐住的關鍵。2007年《海角七號》之後，有勝利方程式大數據的急躁，創造商品，像去年《紅衣小女孩》的成功操作。
張：選片策略？
沈：與策展人郭敏容最常討論選片策略，台北電影節比較關注「下一個可能」，希望做出比較前瞻前衛的選擇，反映跨國合作交流網絡。像「東南亞電影」焦點，明明知道不好賣，仍不讓步。像「電影正發生」，不只是看到成品，而是創作過程的抽象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