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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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動用二百人團隊拍攝的全球難民問題紀錄片《人流》引發關注和爭議。他本人也在片中出現，他說，因為自己也有「難民」的身份認同。他說自己六十歲了，從來不是世界公民，而是一個現代的吉普賽人，永遠的異議者。
紀錄片導演艾未未入圍了奧斯卡。這位極富爭議的著名藝術家曾以工作室名義，在中國拍攝過多部以抗爭與記憶為題材的公民行動紀錄片，這是第一次他拍攝中國以外的題材。《人流》（Human Flow）動用了兩百人的團隊，走訪廿三個國家，集中拍攝如今困擾歐洲乃至全球的難民危機。
不過，和大多數記錄難民的紀錄片不同，《人流》並沒有緊跟任何具體個人的敘事，全片看完能夠記住的人物名字，可能也只有片中的「艾未未」本人。和導演的其它作品一樣，這也令此片再度引發爭議。
如何建構電影中的真實？或是走向虛構、再在虛構中表現比瞬間事實更加真實的社會現實？這是導演手中掌握的力量。在《人流》影片中，艾未未選擇了自己作為穿針引線的角色──「艾未未」是一個瘋魔結合的吟遊者、說書人，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戲謔穿行於戰爭廢墟、難民的遷徙中、和各類邊界隔離的現場。大量航拍鏡頭的運用，為說書人增添了神的視角：航拍跟隨着難民人流趟過歐洲大地的河流、亞洲地區的森林，目睹土地和天空被以國家的名義進行分割，國土邊界上綿延不斷的鐵絲網、擋板、柵欄……壯闊的視覺效果，與攝影機前的難民，形成某種強烈反差：難民們穿着整齊劃一的服裝、住進整齊劃一的無頂單元格，排成行，展示自己無聲的面孔。在這樣的畫面裏，膚色、性別、樣貌都不再重要，人不再是豐富而具體的個體，而是像螞蟻一樣的存在。
就這樣，攝影機的強勢權力和難民的失語面孔同時在場，艾未未並在其中安排穿插了難民母國最優秀的詩歌片段，這使得《人流》脱離新聞性、事件性和人物塑造等常見的紀錄片手法，而是給出了歷史的宏大語境，形成對難民議題，帶有哲學意味的拷問。
筆者帶着種種疑問專訪艾未未，也希望從影片跳脱出來，回到藝術家艾未未本身。我們談及了令他眾叛親離的推特發言，談及劉曉波，也談及他與中國的關係。他仍然堅定地說：「我和中國政權的關係是恆久不變的對立關係。」即便離開了中國，他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而更像是「一個現代的吉普賽人」、「一個難民」。在採訪中他解釋，自己在《人流》中出現的立足點也來自這裏：他自我認同是一個難民。
作為採訪者，我難以否認艾未未如今的身份具有流民甚至政治難民的性質，以及他以「玩笑者」身份，對不同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攪動。但在現實處境中，他能動用的資源之巨大，和難民的一無所有，實在是對比懸殊。不過艾未未本人不在乎這種懸殊，哪怕是在巨大的人類災難面前，他仍然更看重幽默、遊戲、甚至娛樂的對話因素。
2017年9月，我對艾未未做了一次書面採訪， 談論藝術家的自我、劉曉波的死亡以及世界公民或者說流民的身份想像。以下是書面採訪原文照錄。
曾金燕（以下簡稱曾）：我首先想了解的是，是甚麼驅動你的藝術創作？在你的創作動機中，自我擔當着甚麼樣的角色？
艾未未（以下簡稱艾）：在現實中，每個人都在找一個方法來表達自己，藝術是一種好的方式，它以不同的方法和角度言說你是誰，你怎麼看你之外的世界。這並不是說從最初我就有這種感受，而是在逐漸的表達過程中，這個所謂的我是在表達中出現的，而不是本來有的，本我還沒有形成。藝術表達是形成自我的一個方式，也是使生命出現價值的一個可能，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有的人是需要通過自己所設定的一個目標，比如科學家或者是運動員。對我來說，藝術給我了最大的可能來實現自我。但是這好像只是一個選擇，說到怎麼做藝術創作，我實在是沒有甚麼經驗，雖然我做的很多，應該算是做展覽最多的藝術家 。但是，我的每一次創作都像是從來沒有做過一樣，都回到了一個歸零的狀態，給我機會能夠有最大的幅度去重新定義，有一些掙扎、困惑和不安，這些因素是創作所必須附帶的條件，從中才會獲取快樂或者新的自我認同。所以說，自我在創作當中是一個似有似無的東西，它有時候出現，有時候你需要抵抗它的出現，有時候你又需要通過它的出現來肯定一個新的存在狀態。
我的每一次創作都像是從來沒有做過一樣，都回到了一個歸零的狀態，給我機會能夠有最大的幅度去重新定義。
曾：藝術家通常擔當着「玩笑者」的角色，攪動不同的人群、權力和文化的固有現狀。中國的藝術家和歐洲、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藝術家，在社會上擔當的角色有甚麼不同？你認為歐洲和美國藝術家面臨的障礙、文化內部禁忌或外部的文化審查，有哪些？
艾：每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藝術家都受到他自己的語言，文化的現狀和本來的歷史的限制。在這些限制中，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面臨的最大的限制是現實存在的嚴酷的政治審查制度，和對歷史的割裂、曲解的態度，這兩者足以使中國社會中的藝術發展和藝術教育受到最大的程度的損害和扭曲。剩下的，我們稱之為中國文化狀態的一些現象，基本是在這個範圍中，談到的文化現象，這就很難一個一個舉例子了，只能說它的總體狀態是這樣的。其他國家，這裏主要說的是歐美的藝術家，因為藝術被提到一個推動社會發展的獨立性的社會角色， 在歐美是這樣定義的。在其他很多國家，藝術本身跟工藝，或者是與一些裝飾美化有關。在歐美，藝術擔當了類似於哲學和倫理學角色，並有社會批評，相對來說比較前衞的文化角色。但是，並不是說歐美的藝術家就一定具有這樣的品質，它只是一個社會的需求， 歐美藝術家在大多程度上仍然處在一種所謂的民主和自由框架下的極其虛幻的狀態，意味着它的社會的本質性的矛盾是近似於烏托邦的，迴避了很多真實矛盾的一個狀態，所以說它仍然面臨着巨大的虛假性和空泛的話題，它的障礙和它的禁忌也是深深的滲透在它所有的文化機構、評選機構和價值體系之中，或者資本流動的可能和市場上， 從總體來說是這樣的。
曾：「玩笑者」的角色，在很多政治、社會行動的論述中，是不被接受的。有時，你被一些人批評對中國問題不負責任。你也曾經說你沒有朋友。你如何理解並處理作為一位藝術家和一名中國異議者的身份之間的衝突？
艾：我猜測你說的「玩笑者」是一種玩世不恭或者是一種調侃的角色。實際上，我可能比大多數人在面對美學和倫理問題上要嚴肅的多。只是我以許多不同的姿態在談論這些有點嚴肅的問題，在許多的政治社會場景當中，它的嚴肅性實際上是需要被消解的，因為在那裏根本不具備嚴肅討論任何話題的語境。在西方是具有這種不同層次和深度討論的語境的，但同樣，如果這種討論在需要被社會層面所接受的時候，它的脆弱和狹隘也會顯現出來。
當有人認為我對中國問題不負責任，我覺得我根本不具備可以負責任的基礎。
當有人認為我對中國問題不負責任，我覺得我根本不具備可以負責任的基礎。如果一個人的個體存在都受到威脅的時候，這時談到「負責任」是一個很誇張的說法。我說「沒有朋友」，主要是針對劉曉波說他「沒有敵人」而言的，我與劉曉波是曾經的朋友， 我不願意看到他這種具有道義上的大而化之的說法，這有悖於一個抗爭者的基礎擔當。
不具有異議含義的藝術家，實際上他創作的價值對他的時代沒有做出新的定義。
一個藝術家和異議者的身份實際上是不具備衝突的，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在任何時代都具備當時的異議者的身份，如果不具有異議含義的藝術家，實際上他創作的價值對他的時代沒有做出新的定義。所以這兩者並不存在衝突。
曾：我注意到在推特上你和一些網友就劉曉波有些爭論，回頭去看你怎樣解釋自己當時的狀態？
艾：我一直在談論的是劉曉波的政治觀和他存在的政治價值。我厭惡的是很多人使用煽情的方法式，掩去了談他的社會價值。猶如諾貝爾獎，或者用悲情的方式去談他的病況，而回避了中國的政治的普遍的嚴酷性。劉曉波的存在和他的悲劇是中國社會政治的悲劇，中國知識分子極少能夠真正認同他所體現的價值觀，而更多的是在談一些和劉曉波存在的價值無關的東西，比如說，一些人介入所謂的與劉曉波的私交或者某種特殊渠道，在他生命逝去的關鍵時刻，曲解他的政治立場和表達。例如「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西方世界」，諸如此類觀點，這對我來說，這不僅是對劉曉波個人的詆譭，同樣曲解了劉曉波所為之獻身的政治理想。
劉曉波的存在和他的悲劇是中國社會政治的悲劇，中國知識分子極少能夠真正認同他所體現的價值觀，而更多的是在談一些和劉曉波存在的價值無關的東西。
曾：我依然記得你請我的幾次聚餐。你似乎很喜歡和別人一起吃飯，一般是很多人，是甚麼讓你這麼喜歡和別人一起吃飯？你曾經和劉曉波或劉霞一起吃過飯嗎？如果一起吃過飯，你們談甚麼呢？作為劉霞第一個中國展覽的策展人，你可否告訴大家當時策展的情況？你當時為何決定做那個展覽？
艾：中國人很多時候在飯桌上顯得更加輕快，也很容易了解，是一種共同的需要吧。更深層的原因是很多人聚餐可以點很多菜，選擇性多一些，我是喜歡有選擇性，害怕受到拘束的人。不記得劉曉波劉霞一起吃過飯，但是和劉曉波，在他89年回國之前有一些時間在一起。他放出來以後，和他一起在我的一個餐廳吃過飯， 談的是一些跟政治毫無關係的嘻嘻哈哈的事， 劉曉波也可能並不喜歡談那些，我們基本上是在瞎聊。我幫劉霞做過她的第一個攝影展，是應劉曉波的要求來做的，在我的一個畫廊。看的人很少， 曉波，做出這個展覽的決定是看在曉波作為朋友的份兒上，沒有甚麼其他的原因。
曾：劉曉波7月13日去世，你如何描述他？他對中國的政治、社會運動有甚麼貢獻，局限又在哪裏？在後劉曉波時代，你有甚麼信息想要傳達給致力於中國社會政治改變的活躍分子們？
艾：我覺得，並不存在所謂的「後劉曉波」或前劉曉波時代。 以一個政治人物劃代，它必然是以他對公眾的政治思潮影響具有分界點的一個時期，在中國這個時期從來不曾出現過，他在後89之後沒有甚麼明顯的政治影響力，即使是零八憲章，也是沒有明顯的政治影響力。
我覺得，並不存在所謂的「後劉曉波」或前劉曉波時代。
我個人屬於致力於中國社會政治改革的活躍分子，曾經或者是現在，一直被人這樣認為，至少中國的政治當局者們是這樣認為的。我覺得，中國如果說社會政治改革，重要的是要致力於中國人本身對自己文化和政治現狀的認識，這是一個具有複雜層面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只是政權形態的問題，也不僅是制度問題，中國的問題更大的是來自其自身文化和民眾能否夠應對和適應政治改變的思想準備，這個準備是極為欠缺的，底子也非常薄的，這正是變革遲遲不能產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曾：你會怎樣描述劉霞的現狀？尤其在劉曉波去世後，你怎麼看待劉霞在中國的生存方式？
艾：在劉曉波生前和去世後，關於劉霞我都沒有第一手資料，從我在推特上看到的種種表述，我覺得大多數的表述是有失真實狀態的，許多隻是來自表述者自己的心理狀態。劉霞顯然是處在中共的控制當中。但是同樣的話，也適用於每一個在中國生活的所謂的公民，沒有誰可以說他不是處在這個狀態。劉霞受到了極為不公正的待遇，這跟劉曉波的政治選擇有關，這是在極權政治下抗爭的必然結果。劉曉波去世以後，劉霞應該獲得完全的自由，這是毫無疑問的，她已經為了他的抗爭付出了難以想像的代價。現在她在中國的生存現狀具體如何，我不能夠做出判斷，因為在中國，所有人的生存方式都是與專制政權達成的某種協議的方式，不承認這種扭曲的協議的普遍存在，實際上是對專制政權的不了解。
劉曉波去世以後，劉霞應該獲得完全的自由，這是毫無疑問的，她已經為了他的抗爭付出了難以想像的代價。
曾：在柏林居住幾年後，你怎麼看待你和中國政府以及中國的關係？
艾：我和中國的關係並不取決於我在柏林住幾年，或者沒有住，或者之前之後。我和中國政權的關係屬於一個長期的恆久不變的對立關係，因為中國的政治現狀和我個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的。 在柏林使我能夠超脱於必須受到限制的生活境遇和現實焦慮，免除危險，使我有機會去處理有更多的更加寬泛的人權和人道主義危機的問題，更多的關注我的藝術活動。因為我始終秉行一個基本的信仰，即人權和言論自由是一個共享的價值，而不是一個局部性的話題。
我和中國政權的關係屬於一個長期的恆久不變的對立關係。
曾：你是否曾經感到孤獨或恐懼？如果有，你如何描述它們？你是否有對政治暴力、不能紮根或其他東西的恐懼？
艾：如果有孤獨和恐懼感，它更多的來自於對某種思考或某種原則在表述時所遇到的交流的困難。對所謂的政治暴力和蠻橫，我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困惑或恐懼，因為我一直生長在這種環境中的，可以說我也不具有國家或者國土的這種浪漫主義的情節。
曾：我經常看到你對國際上的各種人權事件發聲，比如最近的《人流》及相關項目。我的理解，你已經是全球社會不公的一個強有力的發聲者。是否可以說，你在創建你的版本的世界公民？你怎麼定義世界公民？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個人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個體？
艾：這一年多，我的主要活動是跟難民問題相關的研究，由研究產出的一個主要產品是《人流》紀錄片。這個大型的紀錄片使我有機會去到世界不同的地區，了解複雜的人權狀態和對於人的尊嚴的不同的理解。無論是在中東、亞洲、非洲還是歐洲，近期 對人權和人的基本尊嚴的理解可以說是令人失望的。
我並不認為我是一個世界公民，儘管我今年六十歲了，我並不具有在任何一個國家選舉或者投票的權利，我的主要的行為領域是在社交媒體， 可以算是一個現代的吉普賽人吧。我所能做到的是在有限的時間，在我個人的經驗裏，盡多可能的談論一些基本的關於言論自由、個體尊嚴和人道主義相關議題。
謝謝你提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