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到底是說哪一個黑豹？

一、第一個黑豹

事情是這樣的：1966年，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發生了連串種族暴力衝突。今天，我們沒法從那時候的新聞片段發現（具體的）施虐紀實，也不能從當時的報紙、社論刊物一探究竟。道理很簡單，主流媒體從來都是趨炎附勢的共謀者；和諧美好的表面掩蓋了社會底層發出的無聲血淚。相比起那些熱鬧、歡樂和可見的表象（或，在場），後者必然是沉默、失聲的啞音。話說回來，衝突的起因是相當複雜。有說，二戰時期，奧克蘭有大批依靠戰爭生財的公司──比方說，各式罐頭食品公司及鋼鐵製造商──總之，商人為了生產貨品滿足戰場上的急劇需求，興建大量工廠。是故，奧克蘭吸引了國內的工人湧至，甚至落地生根。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可謂龍蛇混雜；除了廉價的非裔勞工，還包括美國南部的勞動階層。

時移勢易，二戰帶來的經濟發達隨着那一枚Little Boy原子彈的爆炸（即，戰事結束）止息。船製品、鋼製工廠相繼停工，奧克蘭流失了大量上流、中層人士。反之，由於沒有資金，所以（被迫）選擇留下來的都是──按照自由主義者的說法──無法「在社會向上流動」的非裔家庭及其他勞動人口。據說，為了維持和諧氣氛，二戰後的屋崙警察局（Oakland Police Department）從美國南部請來一大批白種警察。這班人不但壯大了市內的治安力量，還從南面的老家帶來了內戰（Civil War）以來的白人至上主義。據史料記載，在六百六十一名警員當中，僅得十六位是美藉非裔人士，也就是白人喜歡掛在口邊的N word：「黑鬼」（Negro）。可想而知，「黑鬼」從來都是被邊緣化、失勢的一群。

同年十月，眼見各種暴力對待，Merritt College的兩名學生Huey Newton和Bobby Seale沒法忍下去，他們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以「自我防禦」（self-defense）為口號，招攬其他同為低下階層的「黑鬼」同胞加入。受到當時去世不久的Malcolm X（非裔民族主義）及赤色中國馬列毛的影響，領導人Newton相信武裝革命。嚴格鍛練下，這班黑皮膚組成的社會主義者開始武裝起自己的思維，規訓自己的身體，成為一支準軍事化的游擊隊。他們如此美麗，仿如灰白色中的一抹亮色。組織成員Eldridge Cleaver筆下那本充斥了「黑話」、用字淺白的「意識形態宣傳小冊子」，可一睹他們的造事作風：「各地一些自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白皮豬』（the pigs）攻擊我們組織的想法，就任他們笑吧！這是一班名左實右的垃圾獨斷論者。」、「有一些『黑鬼』在墮落的巴比倫［筆者按：應該是指美國］活得相當舒適，我們組織才不需要這種無能的叛徒。」、「Huey Newton的偉大之處，就是他為我們從傭奴主義意識形態（ideological Flunkey-ism）中解放出來，為我們打開一個可見的將來！」

結果，這一支準軍事化的武裝部隊，從「白皮豬」手上搶來各種槍械，並抵住美國白皮豬貼上的「恐怖份子」污名化標籤，追隨Newton偉大豪邁的步伐，試圖用武力與槍杆子解放美國的黑人社會（當然，除了灑熱血的游擊戰外，他們也有舉辦一些温和、怡人的慈善助益活動的）。老實說，我雖以──媒介慣用的──「劇情簡介」格式寫下以上文字，但它不是虛構的故事，也不是昆頓塔倫天奴的《黑殺令》（Django Unchained）情節；它是真人真事，那個組織的名稱不是別的，正是「黑豹」（Black Panther Party）。

二、第二個黑豹

漫威電影宇宙起動十週年紀念之作《黑豹》（Black Panther）甫一上映，美媒及各種西方傳媒都一致讚好；讚美的重點不是別的，就是這部有着荷里活大片格局的電影，竟一脫白人主導的慣例，幾乎以非裔演員作主軸；而且劇情描述的不是美國或歐洲其他白色主調的地方，而是（虛構的）非洲理想國的瓦干達（Wakanda）。在這一超現實、高科技，又不失非洲傳統色彩（服裝及部落—王制度）的烏有之鄉，主角T’Challa和堂弟N’Jadaka展開了一場爭奪皇位的殊死之戰。

就此，我們應該要學習施特勞斯閱讀古希臘哲學典籍的態度。也就是說，哪怕該篇文章表面上沒有半點政治詞彙，即使文章的主題是花卉鑑賞等跟政治沒關係的東西，然而都是政治的：除了細讀文本以外，我們必須把作者的政治背景和寫作條件一併還原。一個重要提示／解密的關鍵：製作方一直聲稱，《黑豹》是一部漫威版本的占士邦特務電影。然而，相信看了電影的讀者皆知，除了南韓地下賭場那一幕的佈置（表面上）有點像占士邦的風格外，根本沒有一絲地方跟007相關連。就此，我們應該把目光轉移，從戲裡的瓦干達之王T’Challa轉至N’Jadaka身上，難道後者不是一名由特務機關培訓出來的「革命專家」嗎？沒錯，據此來看，N’Jadaka就是一名輸出英美式革命的超級特工，而T’Challa就是鐵金剛電影裡經常出現的反動勢力（例如，封建制、共產主義狂人）了。

三、合題：鴨嘴獸

從上述二段文字，我們到底學到了甚麼？恰如（一）所見，當真實的政治事件以審美的、美學的詞彙描述之，我們仔細地讀起來時，不難發現一絲詭異感（uncanny）。在此，筆者相信有不少人跳出來指責，第一段的文字是失實的，如果它被刊登在報章的時事版，甚至稱得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儘管包含了有一定的真理，但它仍然忽略了其他重要的事實（facts）。除了警方及其他奧克蘭居民的（實證性的）資料紀實，還有黑豹黨引起的嚴重傷亡，當中包括在恐襲中被誤殺的無辜平民，也有不少美藉非裔人士。就此，數到「政治的美學化」最着跡的例子，難道不是現存的「老式共產主義國家」北韓嗎？假如你不清楚北韓政府是怎樣神化領導人金正日、金正恩腫脹的身材，請看Netflix的一些相關紀錄片（例子：北朝鮮勞動黨的每代領導人，皆設有一首專屬的主題曲。當中，歌領金正恩的歌曲裡有一句「隨着你的腳步聲……轟隆、轟隆……」這不是詩人將金正恩沉重的步姿美化、聯想成軍事巨人的模樣嗎？）。如果（尤其是信奉美式民主、新自由主義或所謂自由左翼的）影評人諸君，認為北韓官方美化金氏家族達到荒誕、可笑的程度，為甚麼你們卻以同樣的邏輯／寫法描述電影呢？

至於（二）的文字，之所以說是一種（粗暴的）施特勞斯式的準政治化解讀，因為它假設了一種複雜的解密程序：也許，為了順利通過製片商的自我審查程序，還得保障票房利益，製作人將它偽裝成「温和、中庸」的調子。換言之，那些讓人迷惑的鮮豔顏色、泛統一色彩的非洲和未被西方沾污的草原淨土（部落—王制度）想像，只是一片用完可棄、食之無味的糖衣，它包裹着戲裡的真實的、過激的政治宣言：N’Jadaka死前那一句說話：「把我的屍首沉放大海吧。我想伴隨被迫遠洋過海，認為死亡比枷鎖更自由的祖先們。」關鍵在於，有別於荷里活電影的典型安排，電影並沒有進一步交代T’Challa怎樣處理其堂弟之屍首。也就是說，沒有將死去的角色回歸客觀的、社會許可的主旋律敘事之中（反例：古希臘神話裡，天神宙斯會把死去的英雄化為天上繁星。有趣的是，難道「漫威電影宇宙」不是一種從古希臘神話—存在－一神宗教—資本主義等發展而來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宇宙觀嗎？）。這一種沒得到安息、沒有入主懷安的刻意編排，讓N’Jadaka的宣言如鬼魅一般，纏繞在觀眾的腦海裡，久久不散。

為何二種性質的事物會互相滑動呢？即我們好像都不自覺地把美學與政治混在一起。如其說，詩人席勒──嘗試追緊康德的步伐──透過《美學書簡》，發現了審美活動能夠鍛練平常人（作為理性主體）的理性能力；也就是說，席勒明白到現實世界不如康德筆下那樣單純、單調；除了遙不可及的理性與定言令式，日常生活還有各種外在因素及感性條件；即言之，感性欲力與人的另一樣天性—超然、純粹形式的理性之間將發生千般萬樣的衝突；因此，席勒相信審美則可以撫平、調和上述二樣精神官能，甚至培養人類追求自由、政治判斷力的能力。倒不如說，席勒發現了政治及審美活動是有可能混淆在一起。就此，我們應該補足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之說法，即言之，比席勒更為康德-ian：如果沒有經驗內容，任何形式只是一種理性的空洞幻覺！同理，既然「為藝術而藝街」及「為自由而自由」都是同源的，即純粹理性及實踐理性派生的同屬概念，那麼，我們大可以聲稱：「沒有具體的政治予料，任何空泛的審美描述都是理性的幻覺！」（進一步的分析，詳見另一篇文章：〈政治藝術學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