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文／蔡倩怡＠香港真實影像協會
今年九月，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與香港真實影像協會合作，將巡迴展蜿蜒至香港。在影展愈漸繁多的足下，紀錄片影展有何獨特性？而這種獨特的巡迴方式能激發對真實怎樣的想像？此文聊作一點餘音與紀錄。
巡迴影展破除地域界限
猶記得去年第十屆TIDF結束後，曾有文章討論影展的地域性或會造成「知識傳播的階級化」的問題。在台灣獨有的歷史背景下，文化資源局限在台北市的確成為難以擺脫的現象。台灣的大型文化活動大多集中於台北，參與者需跨越地域限制，而活動本身也難與台北以外的地區連結呼應。不過，在龐雜的支節裡，只挑一個影展作攻擊的稻草人又是否合理？這當中關乎自殖民地時代規劃引發的地緣政治，以至各地的權力傾軋與文化資源角力等盤根錯節的問題。一個大型影展在如此網狀的脈絡下生成，斷不是簡化的批評能夠概括。反之，面對體制的局限，TIDF卻開創了巡迴展的形式，打破地域的區隔，繞台灣而走。
文章同時提到線上放映作為跨越地域限制的可能性。的確，線上放映在足下的網絡時代，能創造嶄新的展映經驗，同時彷彿讓影像變得自由。不過，實體影展的重要性仍然存在。先莫論知識傳播的階級並不會因網絡而全然消除（若認為網絡是抹掉文化階級的靈丹妙藥那未免太簡化了階級的複雜生成），科技與資本也緊密扣連，累積愈多資本的人同時能掌握更廣泛的科技，循環往復。另一方面，網絡在某些國度或會製造另一幅牆阻隔知識的接收傳遞，成為政權把持知識路徑的方法。這其中有着繁多且細密的環節，在不同語境下衍生迥異的形態。
而影展作為電影被接收的場域，它並不被動，反之能讓影像的意義持續延伸。除了近年常見的特定場域（site-specific）放映，讓影像接連現實外；巡迴影展更成為一種儀式與行動，溢出影像文本的邊界，產生全新的語境。巡迴影展並非僅僅將影像運往各地放映。所謂儀式與行動，意指通過連串的放映，能召喚與聚合人群，並在同一場域中引發對日常秩序的省思與詰問，甚或思考改變的可能，最終打開現實的缺口。它更能串連起不同地域，讓放映地原有的脈絡與歷史分層遙相呼應。
TIDF從台北起家，後來換作台中，最終復返台北，曾在兩地循環易轉，以至難以像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般深耕一個區域。但巡迴影展讓它換轉成一種更有能動性的模式──以一地為據，再流向各地，能觸及與壯大更廣泛的本土群體。可以想像，巡迴影展就如環島的流浪藝人，將影像化作厚實的生命故事，一個接一個地傳頌下去。如此的流動與對話空間，亦是實體影展的獨有之處。
如何連結香港脈絡
巡迴影展的複雜性，未必能讓香港觀眾簡單明白，或許相近例子是社區放映。但巡迴影展的場域也不僅限於社區，而出發點亦非直面社區。因此，當TIDF巡迴影展來到香港，首要問題便是如何能與香港對話。首先從選片開始，我們選擇的作品皆在不同程度下對應香港的脈絡，或是能擴展對「本土」的想像。最顯然的例子是「綠色小組」的系列作品。「綠色小組」是去年TIDF的主題之一，他們是一幫以攝影機介入社會現實的拍攝者。在八九十年代，台灣在解嚴前後的媒體生態仍然封閉，成為官方的傳播渠道。相反，許多社會的抗爭運動因而難以觸及大眾，邊緣的聲音更形邊緣。「綠色小組」的成員遂攜着攝影機，走到運動現場拍攝，亦游移於紀錄者與參與者之間。「綠色小組」去年在台灣引起廣泛的討論，不過，我認為這些彌足珍貴的台灣運動影像檔案，以及他們在當時的先鋒理念，若可在香港甚或中國大陸放映與引介，或將其與同時代香港與大陸的拍攝群體、相關理念對比觀照，能連起更宏觀的版圖，對話空間亦更寬廣。
好像我們於今年五月所辦的「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其中一場放映了香港「錄影力量」（Video Power）的《大禍臨頭》，與這次放映「綠色小組」的作品，能作有趣的對讀。「錄影力量」在1986年成立，同樣以紀錄片作為行動，在社運現場拍攝。好像《大禍臨頭》，「錄影力量」成員之一鄭智雄攜着攝影機參與居民運動，記錄了運動中的層層壓迫。攝影機緊緊跟隨着運動的發展，讓紀錄片媒介中的臨時特質亦充分展現。紀錄片與運動的共時性，是其他藝術媒介難以即及的。這次巡迴展放映的《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亦有着類近的面向，它深入運動群體之中，展示參與者既一致（參與運動的共同意志與目標等）又相異（各人不一的處境及情緒）的複雜面貌，大抵如周思中在〈「將臨」的紀錄──錄影力量及影行者的批判論述及社群建立〉一文中談到的「異識」的群體，亦同樣適用於「綠色小組」的作品。
誠然，不論是「綠色小組」或「錄影力量」，他們也強調紀錄片的集體性。影像不講求個人的美學風格追求，而是展現運動中的集體意識。這種埋藏着差異的集體性在記錄社會運動的影像中尤見重要，它將孤立的個體還原成被壓迫群體，成為一種對抗與行動的力量。即使這種集體性未必被所有參與者所信任、接納或認同，但它作為一種影像的意識，我認為最有趣的，是它如何鋪展出抗爭的力量。我們在映後談亦討論到，「綠色小組」的作品在某些場口或因其立場，簡化了一些複雜的背景脈絡（亦同樣因為影像的意圖是讓大眾能理解運動與受壓迫者的處境）。不過，正因為其歷史語境，這些影像對抗的，是幾近淪為官方喉舌的公共傳媒，那如此策略亦同樣無可厚非。回到如今的網絡時代再看這些作品，不禁仍為其對抗性所撼動。社會運動如今不再難以記錄，參與者能隨時隨地以手機拍攝。本地組織如「Sorec」等，亦嘗試記錄運動全貌，取代偏頗的主流媒體。但影像成了純粹的紀錄性質，且散落各處，過去驃悍而強烈的意識已然消散。是否如「綠色小組」或「錄影力量」這樣拍攝社運的眼光已過時？那攝影機還能以怎樣的方式站在受壓迫者的一方？這是放映「綠色小組」作品所帶給我們的思考。
重塑真實的面向
除了回應香港的現狀，是次巡迴展的另一面向則是打開對紀錄片形式的討論。我們協會的其中一重要目標是擴展對真實的想像。五月所辦的「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亦有一短片節目，放映數部實驗作品，嘗試抹除本地對紀錄片必然是客觀真實的狹義想像。這次同樣有「比紀錄片陌生」的節目，放映了數部動畫，或以照片拼合而成的「紀錄片」。放映完畢後，其中一位觀眾疑惑這些作品是否尚能歸類為紀錄片？而影像以畫外音帶動，聲音主導了影像，那影像作為媒介的獨特性是否失卻了？
動畫是否能被視作紀錄片的確甚具討論空間。我們一般認為，動畫或一切虛構的創造也跟紀錄片排斥。不過，若我們仔細檢視這次放映的「比紀錄片陌生」節目，便能發現實驗的形式是一種真實的變形，拓寬對真實的感官經驗。好像《革命繪影》，作品以素描的筆觸重塑歷史照片，並以畫外音連成敘事線。作品亦真亦幻，正好對應了片中所討論對革命記憶的若隱若現。所謂歷史，所謂記憶，有沒有全然的真實？還是由個體斑駁的意識所織成？作品以如此游移的手法，帶領我們走進主觀的視野，看主首的「真實」。另一作品《最好是這樣》亦同樣，以異殊的影像嘗試塑造盲人獨有的感官經驗。盲人的「真實」又是否與非盲人的「真實」一致？這些作品攤陳了主觀的真實，那又是否被排除於紀錄片的分類？至於畫外音的討論，Stella Bruzzi在New Documenta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所寫的文章“Narration: The Film and Its Voice”曾指出，影像如何通過畫外音被重構，而兩者築成隱密的「影音」（audio-visual）圖景，絕非能獨立理解。
其餘兩個節目──雨貝．梭裴作品系列及《傻子的村子》，亦同樣引起駁雜的討論。好像梭裴的《基桑加尼日記》，衍生出連串的詰問──西方應採取怎樣觀看他者的視角？旁觀，甚或直視他人的苦難又會否導致倫理的衝突？而我們又是站在什麼位置觀看作品？《傻子的村子》通過拍攝紀錄片返鄉，讓我們更認識到在紀錄片中「我」及外來世界的幽微關係。
一次破除地域之限的巡迴影展，從台灣到香港，需要更多的連結與對話，也引發對亞洲的紀錄片共同體更寬廣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