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香港紀錄片創作近來逐蓬勃，題材也很多元。是次座談會由采風舉辦，邀請了馬智恆、徐智彥、陳巧真和黃肇邦四位導演對談，討論本地紀錄片的前景。
四位導演風格迥異。馬智恆最近完成了《岸上漁歌》，紀錄了水上人的漁歌──一種逐潮消失的海上風景；徐志彥和陳巧真剛完成的紀錄片《叫我陳太》拍攝清潔工人的工作，呈現城市暗角中不為人知的日常；黃肇邦先是在《子非魚》中關注學童問題，繼而在《伴生》中把鏡頭對着陪伴將死老人的家人，盡顯他的社會關懷。
他們從歷史、文化、個體與社會關懷出發，討論香港紀錄片可行之路。
日期：2017年7月21日
地點：富德樓艺鵠
嘉賓：馬智恆（馬）、徐智彥（徐）、陳巧真（陳）及黃肇邦（黃）
主持：林偉鴻（林）
紀錄：張廸雯
林：不如先請四位嘉賓介紹自己？
馬：我本來修讀藝術，卻又愛好電影，偶然參與影片創作使我學會了拍攝。那時我為不同的藝術表演製作錄像，由於自己本身修讀藝術，所以喜歡用比較實驗性的手法進行拍攝，故不自覺自己在拍記錄片，後來才漸漸有此意識。拍攝完結後，我在思考，當我關心了香港的藝術以後，我該關心香港的什麼？正巧那時我帶學生做製作劇場的資料搜集，其中一個到訪地點便是塔門的漁村。後來我從學生的功課中對漁村產生了好奇，冒起了想要記錄這個不曾被記錄的地方的念頭，製作類似地方誌的東西。當中使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聽不明白的漁歌，於是我決定展開拍攝。在拍攝的過程中，我體會到很多想法隨拍攝過程而不斷改變，也慢慢產生了不少迷思，如那些唱漁歌的漁民是否藝術家？於是我把很多有關歷史、文化的迷思放進電影裏。
徐：我本來修讀的科目不是電影而是商科，後來因為想要尋找更有意義的工作而選擇拍攝影片，其中的題材包括露宿者、清潔工人。雖然這些錄像都是以關心社會為題，但我不視記錄片為改變社會的工具，也質疑紀錄片這方面的成效。於我而言，拍紀錄片只是個人感受和情緒的釋放。
陳：我沒有刻意就個別的關注而拍攝以往的作品，那時我沒有格外關注勞工的情況，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探訪，我目睹了清潔工人惡劣的工作空間還有其不公平的待遇，使我感到很詫異。經過與受訪者一些交談後，我決定拍攝。其實拍攝紀錄片是為了抒發感受，尋找生活中我們都會遇到的人做題材，而這點也是策劃中的作品的方向。我關注的不是社會議題，而是有關身邊人物所發生的故事。
黃：我出身自新聞系。拍攝紀錄片其實是一個人都能完成的事，某程度而言，沒有足夠的人手是我投入紀錄片工作的很大原因。我拍攝的紀錄片多是從他者身上說故事，而非自身，而「成長」一直是我很關注的課題。當初我曾經因為能力不及而想放棄拍攝記錄片，但現在我會用開放的心態面對拍攝，尋覓不同的可能性，但不會自恃為記錄片工作者。未來我希望自己能繼續學習和進步，與身邊的人互相影響。
徐智彥
林：先問馬智恆，你是如何看待現時的香港紀錄片？
馬智恆：現時的紀錄片不單多了觀眾，也多了上映的影院，我感覺到市場好像逐漸擴大。看到這樣的變化時，我又會思想究竟何謂記錄片？現有兩大類的紀錄片崛起，一類是市場導向的，另一類則是相對獨立、較多作者個人關注的。拍攝記錄片的過程固然漫長而不容易，但放映更是另一難關。不論是參與影展，還是租借放映場地，影片播放地點的自主性是拍攝記錄片的一部分。然而，在香港實行放映是需要很多人的協助，過程一點也不容易不容易。
徐：我其實並不熱衷於播放自己拍攝的紀錄片，總覺得自己的作品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對他們沒有太大信心。再者，若要放映記錄片，自己需要花很多時間和功夫去預備，我反願意把這些時間用作籌備下一個製作。
林：這種被動的放映心態真的有趣！相比台灣，那兒的電影製作人都很積極安排放映，但其實依我所見，我們很多的學生也期望有播放自己作品的機會？
陳：我們大多習慣同學之間的意見交流，卻甚少與外面的觀眾互動。對我而言，對外的放映始終有一定壓力，但若然放映的觀眾是學生則相對輕鬆。
林：黃肇邦的作品正在戲院上映，能談一下你從中的體會嗎？
黃：我一直深信影院是最能促進電影與觀眾交流的空間。但其實放映前，自己還有很多難題要處理，也要好好思量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把影片的功能發揮到最大。從《子非魚》的放映經歷，我感到放映的資訊傳播依然未夠普及，觀眾有時或會錯過放映。我相信觀眾有其審視作品優劣的眼光，因此我十分珍惜映後談，當中的分享不單是問與答，而是一種與擁有不同故事的人的相互交流和學習。記得有一次活動完結以後，我和觀眾討論得如火如荼，交還場地後還走到大堂繼續討論。
林：從大家的分享中，香港紀錄片的前路好像很光明，你們認為找到了能走下去的方向嗎？
黃：辦法總比困難多。回想當初從擬寫計劃書到拍攝，都是一個人戰戰兢兢完成的。過程中發現困難縱多，但總要相信自己，努力尋找克服困難的方法。這十年最大的感受是學會相信自己和觀眾。
馬：我會盡量為一些優異的學生作品安排放映。我認為放映的意識是很重要，若沒有足夠的放映機會那是很可惜的。再者，觀眾的意見能改進作品。所以我現正尋找一些放映空間，希望能推動更多民間放映，播放較另類的作品。
林：作為策展人，我觀察到近年本地紀錄片影展的入座率提升了不少。香港紀錄片是否已成為本土的「信心保證」，人人都爭相觀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否也促使他們對香港紀錄片的需求？
馬：越趨強烈的本土意識絕對令觀眾更有意欲觀看本地製作。他們都希望能找一些與生活相近的故事，呼應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記錄片正正是一個盛載了真實生活故事的媒體。
陳：我沒有刻意對準本土意識來決定拍攝題材，只是身處這城市便自然拍出最本土的東西。我感到現在多了會刻意搜索香港本土的紀錄片的群眾，也遇過那些有心想要尋找一個集中接收本土紀錄片資訊的途徑的觀眾。
黃：生於斯長於斯。當自己出身於這地方，就自然衍生出對本土的關注，但有時候我也會因紀錄片追不上社會步伐而感到吃力。就如《伴生》一樣，現在社會不再講片中所關注的「個人」或是長者的照顧，而是整體、較為宏觀的東西。尤其當我完成兩個製作時已用上十年的時間，放映後與觀眾交流時，也要面對紀錄片中表達的關注與改變了的社會大氣候的落差。
陳巧真（左）、馬智恆（中）
林：在《叫我陳太》仲，陳巧真和徐智彥你們用了很新奇的拍攝手法，那你們是用什麼角度和切入點來拍攝？
徐：我一直在想，本土的題材其實即是什麼呢？是否想要知道自己身處地方正在發生的事的一種生理需要？我不會刻意拍下最緊貼社會的狀況，也不會抱著改變些什麼的心態去拍攝。猶記得曾經在工會看過一段於十年前拍下有關清潔工人的片段，有感十年後自己仍在做相同的事，然而片中人惡劣的工作環境依然未隨時間而改善，不禁懷疑自己努力的意義。
陳：那其實是一種灰心的情緒。我們感到拍下的影像沒有帶來什麼改變，好像既無法喚醒外判商的良心，也無法逼使政府作出政策上的改善。正因為這種如此令人無力的現實，我們更不把希望寄託在放映上。
林：我倒認為紀錄片既可被視作社會改革的工具，也可被視為有如國家的家庭狀況的紀錄。縱然拍下的影像未必能改變片中人的狀況，但能為他們作一個紀錄，把社會視而不見的一面拍出來。這正是記錄片的力量。
馬：我認為作者的態度比觀眾從電影中得到的理解更為重要。紀錄片固然可作為社會改革的工具，但我們也不可忽視記錄片另一作用就是引起別人同理心，而這正是改變社會的重要因素。
林：對話至此，台下觀眾有沒有問題？
觀眾：在了解主體的過程中，你們會如何選擇或表達你的訊息？你又會怎樣拍出自己眼中所看到的？
馬：由於我對漁民的歷史和生活毫不熟悉，我用上四年的時間了解和接觸他們，甚至是解決語言的問題。在拍攝期間，我發現我想像中的漁民與自己所經歷的他們是截然不同的，現實生活中漁民的水上生活並非我想像般浪漫。我原意用比較詩意的方式拍攝漁民，但拍出來的效果卻欠缺漁民的真實質感，所以最後我決定用比較隨意的方式拍攝。剪接時，我覺得自己其實也如同一名編劇，時刻需要揀選要講的東西和要呈現的畫面。到最後我想電影表達的，是第一身視覺下自己跟漁民的關係。我希望電影能讓觀眾從中感受甚麼是漁歌，而非把電影視作一種客觀的口述歷史。
黃肇邦
觀眾：透過紀錄片的鏡頭，觀眾總能看到片中人物最赤裸的一面，究竟這種紀錄者與被紀錄者之間的關係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既作為聽故事者，也同時作為說故事者，會怎樣拿捏兩個重疊的身份？
黃：我認為關係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但我相信誠實是建立關係的關鍵，作為拍攝者，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能消費這段關係，需要與被拍攝者坦誠相對。然而，關係亦會隨時間而改變，或會變好，也可能會變壞。有時候我不能確保在漫長的拍攝過程中能與拍攝對象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但即使雙方最後決定停止拍攝也是出於尊重。
馬：走進拍攝對象的生活其實需要花上大量的時間和耐性，故我也是抱著半玩樂的心態與他們接觸。幸而老人家有很多空餘的時間與自己磨合，那時候黎伯也會主動找我替他處理生活中的大小二事，如為他提交不同的申請。因為這段長時間的相處，我得到了黎伯家人的信任。我能得到黎伯家人同意拍下葬禮的片段，也是基於大家互相信任的關係。
陳：我認為相處的時間能使我漸漸建立拍攝的自覺，能自然找到安放攝影機的距離與位置。與拍攝對象簡單的相處反而更令我知道甚麼時候該做甚麼。
徐：回顧我以往的拍攝對象，如露宿者和清潔工人，他們都因為基層的背景而不太願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更不認為自己的經歷有分享的價值。故此，我也會盡量以不為難他們為拍攝的大前提。然而，處理拍攝者與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是很棘手的。我會盡量避免與他們建立太深厚的關係，畢竟拍攝期間建立的關係難免會隨拍攝結束而改變，我不希望給他們有過橋抽板之感。
林：到了最後，你們認為香港紀錄片這條路能否走下去？
馬：這得視乎公民社會有多活躍，如果電影能與社會不同板塊扣連以影響更多群眾，如社會服務機構或是非政府組織，那香港紀錄片或能創出另一番局面。否則，香港紀錄片也難以找到出路。之前我曾到台灣參與紀錄片的投標，看到二十部作品中只有一部是來自香港的。試想想，香港紀錄片產量低，題材也遠不及內地的吸睛，故外國投資者必然優先考慮內地的製作，有見及此，香港紀錄片的前景是不樂觀的。儘管如此，我認為加強公民社會團體之間的合作和連結各影片創作人會是未來可行的方向。
黃：有賴前人的努力，現時香港紀錄片已開拓出一個市場，所以我認為未來的關鍵是我們能否推動創作人把自己的關注拍出來。我認同香港的議題不及外國的全球化和重大，但總要相信自己有必做的理由，太著重比較反會成為市場的產物。或許香港紀錄片尚未能確立其市場價值，但我期望未來紀錄片的水準仍能不斷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