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明：彰顯惡意、躁動與瘋狂

一念既滅，次念又生，念念不斷；無明，即是煩惱，是人心的負面情緒，令人痛苦，潛伏在內心如影隨形，幽微得無從覺察，如眠，又稱為「隨眠」。

這番佛理，倒是從《聊齋豔譚》單立文飾演的書生吳明（無明）學來。這個邪神所化的淫賤秀才，挑起一眾女角的無明，諸如焦慮、不安、期待，以愛欲統御數女。無明就是這麼一回事。以此切入《一念無明》，便能了解戲中壓抑如此的氣氛，所有人都有罪，所有人都是仆街，所有人都互相傷害，一環扣一環，無從解開。請不要期待這部戲提供甚麼出口，首先編導只是取用一念無明的原理，而且導演黃進的得意之招，是把幾種人物共同放置到狹窄空間，體現人物間的矛盾，衝突更易升級。他與陳楚珩合作的鮮浪潮作品《三月六日》便是如此，取景自城大飯堂的警局拘留室，三個被捕年輕人對三個警察，年輕人中，一個是典型黃絲，一個是左翼青年，一個是懵懂，不大懂自己正在追求甚麼；警察也賦予各種性格，兩個是老差骨，一個則年輕有為，更是其中一個年青人的兄長。於是世代、價值觀、身份的矛盾一下子激化，在短片來看，非常有效。

那麼，這招來到這對編導首次拍的長片，會有甚麼效果？

好些評論指電影關注精神病患者，又或者是多年不見有電影呈現基層居住環境，有人欣賞方皓玟教會控訴一段，打出一記關於香港教會的擦邊球。如此種種，編導以余文樂和曾志偉這對父子，織出香港社會面貌。幾乎看不見一絲善意的存在，因為這都是無明彰顯出來的惡意、躁動與瘋狂。除了余果，那個願意走近余文樂身邊的孩童。

斗室之內，父子皆傷痕滿身，家不成家，慘到一個點：做金融才俊的兒子，服從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背負社會的期望，成家立室，有點吃力地供樓，又得面對原生家庭的種種歷史傷口。母親嫁錯郎，父親缺席，一度想自殺，年老病後抑鬱、躁狂不斷發作的同時，兒子所受的壓力也像共鳴般蠢蠢欲動，直到崩潰，直到摧毀整個家庭為止。

與其說是精神病，倒不如說無明是戲中的社會，所有人共同染上的病，當它發作，劇情便推動。於是觀眾得以飽覽，醜惡的大觀園：資本主義社會扭曲人性，金融才俊一個逼死一個逼瘋、掙扎求存的草根，學不會團結，學會關鍵時刻傷害彼此、女友以為自己經教會痊癒，卻是病的甚重（爆咪那下有如惡魔）、群眾拍片網上公審，操弄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

外判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色，毀棄傳統倫理的社群共同責任，當家庭可以外判，當責任不再是責任，家庭結構、社會人文面貌扭曲如此，確實令人痛心疾首。雖然，對於電影兩父子遭遇各種，不無戲劇化的色彩（現實有沒有如此一環扣一環慘絕人寰的人，而且是帶罪之身？），編導對他們的摧毀去得很盡。但是內心也有一把聲音，提醒我，人類的惡意本來可以推動到極致，教會無能吸收與回應人的煩惱，左鄰右里也沒有必然要團結的理由，家屬說出把病人送回療養院後，摒棄傳統倫理施加的期望，竟感到禁忌般的愉悅，我怵目驚心卻無能反駁。

往哪處去？只有往更壞更黯淡無光的地方去。成人的世界如此不堪，唯有過份解讀一下結局是怎樣來的：對兒童純潔無邪的讚許。毫無疑問我欣賞余果隔牆唸給余文樂那段小王子故事，而稍為減慢余文樂與曾志偉向下墜落速度的原因，也是出於兒子小時候的願望，只有圓滿它，兩人才會願意學習如何在這個無明障目的世間繼續摸索下去。

那些下流與惡意，或者讓我感受到，編導此刻也是心情忐忑，在社會惘然求索。他們探討種種議題的誠意與勇氣，儘管篇幅所限，感覺像各打五十大板，但從點題的無明來看，還算合理。真要是一念無明下去，無止無盡。

這又關係到電影與生活的接續處，電影從生活而來，最終必然回歸生活去，光影消失，步出戲院的觀眾們，我頗好奇看一部帶來希望的電影，還是看一部帶來絕望的電影，對我們的社會與生活各自帶來甚麼變化？社會也許有《寒戰》的政治陰謀，但是更多的，是本地電影鮮有探討的草根與家庭倫理。從香港電影歷史一路走來，寫實的傳統起於黎民偉，到五六十年代的中聯，到隔代繼承中聯精神的方育平、以及人文關懷豐富的許鞍華。近十年，除了許鞍華還有誰會拍？新一代給出的觀察，必要而且逼切。

沒料到，黃進給出的觀察，是惡意彰顯的社會。然而我相信，電影帶來發問，多於帶來答案，一對年輕編導，以無明起題，串連起社會種種面相，社會為什麼變成如此？發問，必要而且逼切。

香港電影並非一直都不懂得以這種姿態表達自己。五六十年代的中聯，代表進步電影，提倡反封建，反傳統，同時描繪理想中的社群生活：雖然貧困，卻能互助互愛，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女性可以獨立自主，婚姻也不必守媒妁之言，然而中聯的電影與當時日漸興起，主導社會的資本主義，卻顯得大相逕庭。中聯反對資本主義，並描繪資本階級是醜惡的，即使有人從貧困提升到資本階級，也必然指那些角色會迷失本性。這種文以載道，提倡美好社群一種的文藝電影，曾經為香港電影帶來新衝擊。

然而，也許是有時不予我之感，六十年代後，中聯步入晚期，面對觀眾口味轉變，票房萎縮，中聯接近尾聲的作品名叫《香港屋簷下》（李晨風，1964）。改編當時小說，善心富商朱為仁（吳楚帆飾）被奸商唐暴發謀掉身家財產，他服從資本主義的邏輯致富，同時堅持企業良心，有中國傳統道德，卻敗給全無道德底線的奸商，失去所有。朱為仁承受不住打擊，終於瘋狂。結尾一幕，奸商看似呼風喚雨，掌控一切，但當瘋子大鬧宴席，持棍戟指怒目，道出香港社會黑暗的見道語：食碗面，反面底。代表走精面，絕對理性，不顧道德的奸商竟無能阻止。唯有以朱為仁這個脫離社會理性規範的角色，才能道破資本主義的真相：人會因為錢而變得反覆無常，漠視集體，為利益傷害他人。不難看出當時中聯影人心灰意冷，在這部電影發洩得淋漓盡致。

這是中聯晚期對社會盡情發洩的作品，恰巧與黃進的處理相似，美好的社群已被摧毀，要怎樣對抗？從邊緣著手，以瘋子（當然那年代沒有嚴密醫學豐富角色病理背景）的角色探入資本主義社會。來到一念無明，患上躁鬱症的余文樂，一再以自己的殊異性，揭破社會的虛偽表相，他的遭遇，他的質問，他承受的污名，反過來彰顯社會現況，恐怕中聯影人在世，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甚至連群眾也變得個人主義，社群難再復興。

以下便是一個極為重要，也十分令人灰機的事實：中聯的前塵往事，距今有六十多年，當時一批影人懷抱理想，以左翼精神為本，透過電影教化大眾，建構社群願景。他們相信這個世界可以變得更好，儘管他們也有時代局限，對西化一臉鄙夷，但是吳楚帆、李鐵、吳回、李晨風、紫羅蓮、張瑛等人，為此努力了十五年。直到最後一部電影，才無計可施，憤以發洩。

是甚麼逼得黃進與陳楚珩急不及待，在首部長片便躁動如此，要求觀眾直面現實，摧毀角色到極致？我嘗試推想，六十年前的香港，理想可以有十五年時間實踐，同樣有十五年時間等待，直到破滅；六十年後的香港，所有理想與願景，破碎的速度，大概就是一念的時間。

據《摩訶僧祇律》，一念等於0.018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