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菜園村──淺析《鐵怒沿線──菜園紀事》

前言

2015年年底菜園村新村終於竣工，村民搬離居住六年的臨時屋，入夥新屋。推土機剷過的土地或將迎來日日夜夜乘高鐵而過的人潮，他們將在車廂裡感受香港的速度。^[1]消失，繼而又重新建構出新的輪廓，在這片緊密的土地上輪替，這不正是阿巴斯筆下所揭示的關乎香港的特質嗎？^[2]而如今重新回看《鐵怒沿線──菜園紀事》時，一個曾存在的空間又在觀看的時刻被重構，不全然同於它的歷史，不全然等同於作者所見，而是面對一個已經失去的，曾經存在的景象。而我之所以用「失落」這個詞語描摹，是因其不完全等同於阿巴斯所述的消失／失蹤（disappearance），而帶有回首過去的再解讀的意味，既是一個空間的客觀意義上的逝去，也是觀者面對新空間與舊影像時所感受到的逝去。這篇文章將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去解讀這部紀錄片是如何用影像構建一個彼時或將消逝的村落，亦試圖從中窺探出學者阿巴斯所談論的「失蹤的文化」，而最後將闡釋筆者作為觀者與異鄉人是如何透過影像體會一個失落的菜園村與香港文化。

 

一、關於影片

《鐵怒沿線──菜園紀事》是由菜園村支援組與影行者^[3]的參與者陳彥楷共同拍攝剪接的一部社會運動記錄片，紀錄了香港新界石崗錦田公路旁的橫台山菜園村因廣深港高速鐵路工程被迫拆遷的過程中菜園村村民的生活。開片聚焦在村民平淡閒適的生活之上，種瓜種豆，其樂融融。之後的部分則由兩條線貫穿，一條是村民們的集體抗爭，有村民的請願遊行杯葛簡介會，亦有守候被捕村民與對區議員突然到訪的不妥協；二則是高婆婆賣菜的瑣碎點滴。

二、《鐵怒沿線》裡中環價值的以外的香港

提及香港，多數人的第一印象也許便像龍應台筆下這般：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店舖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4]

這不單單是我們腦海想像中的香港，也正是身處文化工業的戲院裡常勾勒出的香港輪廓。最常見到的景象是，摩天大樓的仰拍鏡頭，那鋼鐵怪物便似真的可以穿透雲霄一般蔚然挺立著，傾瀉而出的是對「經濟至上」毫不遮掩的認同與膜拜。而作者在記錄片開片便向這樣的構圖與描摩發出了挑戰：

人生於世上最緊有個家
一生種下人地情
［……］
你的發財大路，可否不進入我家
［……］

一個緩緩搖起的菜園村全貌伴隨村民合唱的《菜園之歌》^[5]淡入畫面，成為片頭字幕出現前的唯一影像，畫面裡的菜園村質樸而不加雕琢，無論是畫面的抖動傾斜或是畫質的粗糙，帶來的是原始與真實，很難讓我們將之與戲院螢幕／旅遊廣告裡精心打造的香港形象聯繫在一起。作者用鏡頭俯瞰這樣一個躋身香港的小村落，它在抗爭之前不曾為多數人熟悉，錯落的房屋安穩地排列，卻面臨未知的境地。這樣的構圖不帶有絲毫的膜拜感，卻更似關切地注視這片土地，關注生活於這樂土之上的人們的家。這是作者在看篇便向「中環價值」所做出的第一個挑戰，亦像一朵柔韌的野花頑強生長，綻開在推土機前。

緊接之後的，便是一連串看似平淡的日常對話與影像，高婆婆整理菜園採摘蔬菜瓜果，導賞團的人亦帶領眾人參觀他們的生活空間。在這部分裡，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都一一羅列，高婆婆的綠葉菜是施過肥的而明哥的茄子沒有施肥，村民中的黃皮樹是她心頭至愛，吃別的都覺得味道一般，蘆薈旁的花草可以用來煲涼茶，明哥用他種下的冬瓜待客……這些對話都太過日常，以至於初初觀看時會覺得無味，甚至在想為何要浪費時間去了解別人種什麼菜，吃什麼果。然而全片觀罷才覺得這是整部電影最動人的地方，村民的生活點滴，甚至有如孔子所言「飯疏食，飲水，曲肱而飲之，樂亦在其中矣」一般的美好。然而這份美好可貴卻不為其他港人所知，被淹沒在了要發展經濟的呼聲裡。

學者阿巴斯在其文章中用「逆反幻象」（reverse hallucination）來形容這樣的失蹤離席的文化，指其並非真的不存在，而是存在於日常卻被我們視而不見。而造成這種視而不見的，則可借用阿巴斯所講的香港的文化空間呈現出的另一個特性──墮落與香港文化發展之間的矛盾性（decad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Culture）去理解。阿巴斯指出這種墮落並非指經濟的衰敗，而是指因在封閉領域的單維度發展所造就的衰落。在殖民地時期，有效的殖民管理策略的結果是幾乎沒有提供給政治理想主義發洩的途徑，以至於多數的能量都朝向了同一個方向發展，即經濟空間。在這樣的過程之中，居民對歷史的想像或者他們試圖構建自我歷史的嘗試都被有利可圖的市場所替代了。而這種對經濟的鼓吹也延伸至了回歸之後，將香港打造成經濟神話的策略緩解了人們的焦慮，也分散了部分造成不穩定因素的可能。而在這部記錄片中，作者用了相當大的比例去指出這座城市裡的這種如「逆反幻象」一般的多元文化，關乎鄉土與人情。

這一紀錄片向「中環價值」所做出的挑戰未止步於此，作者在後部分則用村民的集體抗爭呈現公民的抗爭意識。在這個以金錢與效率著稱的城市，原來亦有一部分人在關心自己腳下的土地，關懷消逝的鄰里關係，關切自己應有的權益……村民說，報紙上曲解了村民的意願，將村民塑造成了阻礙城市發展貪得無厭的形象，這一論述便是對單一價值的控訴。因部分匆忙的港人無暇關注這些地理位置偏離中心的村落，只好用眼中抱定的價值觀去衡量一切──不拆阻礙了高速路的發展，而之所以不拆也應該是為了獲得更多的賠償。這些他者的審視都建立在以經濟為考量的單一價值體系裡，而村民則知要拆去的將不單單是建築，還有與建築相依存的人與自然的關係，鄰里之間的融洽關係，伴隨老人半生的回憶，歷史與土地賦予人的價值，而這些都比金錢可貴。村民一次次站出來用自身的行動證明，於「中環價值」之外還有更多的香港特質存在，於是我們看到了既有鄉土意識的溫情，亦有公民抗爭的熱血。

三、影像的策略

紀錄片中有一處高婆婆賣菜的鏡頭亦十分有趣：在麥當勞門前的的階梯上，高婆婆擺攤賣菜，而過往的行人絡繹不絕，有人駐足，有人無視。作者在此用了加速的手法，將一段長時間的敘事壓縮於短暫的時間中。之所以有趣是因為這種加速的手法似乎回應了另一種常見的加速的視覺影像：城市的十字路口，上班族穿高跟鞋匆匆而過，紅綠燈快速地轉變著，行人與車輛的穿梭或等候井然有序。後者是我們常常見到的香港，亦如同一個失蹤的文化中與速度相關的暗喻：隨著電子科技與媒介的發展造就的高速，從而致使空間的扭曲失真。香港的文化與速度息息相關，而作者卻用速度去塑造一個將消逝的空間，而非繼續塑造一個騰飛的神話。這種反差的呈現使得影片不單單是在敘述高婆婆賣菜的動作，而借助這個行為回應了香港的文化氛圍，將具體的空間與整體的空間互相關照，借助觀眾的生命體驗擴展了單一行為的意義。

作者的另一個有趣的安排是在後半部分村民集體抗爭與高婆婆賣菜瑣事的相互交織。原本是不同時間發生的事情，前者的抗爭持久，而高婆婆的行為或許只發生在一兩日之中；前者熱血澎湃，後者溫和延展。這二者的交織形成對比，卻更易使人感受到菜園村之「失落」，因其中所展現的邏輯是清晰的： 抗爭若失敗，將不再有菜園村的現貌，而高婆婆便不再守有一方菜園，不再有機會出攤或藉此發生與荃灣路人的交流。於是，每一次的抗爭都是動人的，因其關乎的是人的生活。然而作者沒有將這二者前後相連，而是選擇兩條線並行，穿插其中，打破了線性的歷史敘事。這種互相牽涉的複雜敘事似乎正與本雅明的對歷史進步主義的批判相似：每一個現在都是此時此刻，都對前一個歷史瞬間負有義務，因而責任重大。而歷史進步主義的觀念也如同一直呈現在香港的空間上的更迭狀況一般：一座平房倒下，會有高樓新建起；舊的高樓倒下，會有更高更新的大廈重新聳立，人們只知樓房愈修愈高，無人關懷它過去的記憶，公路只會越修越長，無人關切推土機層碾過的菜園。作者也將這種順敘的、現在遮掩過去的、時間線索打破，意圖呈現歷史、現狀與未來的相互膠著的狀態，構建一個複雜的空間。

而這一點也亦與第三部分所談及的「觀看」的行為有關。

四、作為觀者

無可避免的，作為香港文化的新鮮受眾，作為港人眼中的陸生／「他者」，作為對粵語表達略顯陌生的觀者，筆者^[6]亦注重到了在「觀看」時所產生的更為奇妙的化學反應，將一一述之。

首先是「陌生化 」。語言的隔閡是最為直接的「陌生」，粵語與普通話的差異造成視聽上的一些微小障礙，卻不至於影響到對全片的理解。為了流暢的觀看，只好選擇性忽略一些細微的疑難，比如一些蔬果的名字是筆者所陌生的，尤其是當以廣東話表述時完全不知其具體指代，在觀看的時候只好將其以「綠葉菜」理解；再如村民間閒散的聊天極容易分散注意，個別的詞彙也會因其音量較低或雜音較重而被觀者從耳朵中過濾掉。此外便是文化氛圍的陌生化，因為不曾遇見菜園村般的香港生活，我們便以影像所見去想像與定義菜園村。然而一些影像的表述其實是對觀者產生了錯誤的引領，比如觀罷翻閱資料才知高婆婆有其身份的特殊性──是「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的母親，並無法客觀地代表這裡的村民；高婆婆的出攤賣菜也在影像的敘述下猶如每天的例行公事，可事實上高婆婆只每月出攤一兩次。這種誤讀一方面源自影像過於強大的使人信服的力量，或者源自導演有意或無意的指向性，另一方便則源自觀者內心不自覺的試圖定義的行為。

這幾種觀看時因「陌生化」導致的不見／誤解不也正如同阿巴斯所講的「失蹤」相似嗎？我們知道其存在，卻聽而不聞；我們又因誤讀造成了細節的流逝。

其次是因觀看這一行為產生的，由「消失」向「失落」的過渡。阿巴斯的論述的更多是對現時／彼時的文化特質的闡述，卻無法如同影像一般將過去、現在、未來三者在同一時刻呈現。而在觀看紀錄片的時候，我們觀看到彼時文化的正在消失，亦結合現有的生活知識了解到它的已然消失，客觀的消失與心中的惘然在觀看的時刻得到了呼籲，於是正是這種觀看模式，引領一個「消失的菜園村」走向了「失落的菜園村」。

 

五、結語

失落的是香港的文化，亦是身為觀者無法準確解讀這些文化的我。無論觀看或是寫作，都是向更好地理解所做出的一種嘗試；而唯獨深知這種文化的不可詮釋性，我才能更好的拋下固有認知，於失落之中擁抱一個不受歷史書寫所禁錮的香港文化。

參考書目

1. Braester, Yomi, and James Tweedie. Eds.Cinema at the City’s Edge: Film and Urban Networks in East Asia. Vol. 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 Benjamin, Walter. 1968.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253-26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3. 龍應台。2004年11月10日。〈香港你往哪裡去〉。《明報》。
4. 陳耀榮。2016。〈讀班雅明《歷史哲學論綱》，兼讀《歲月神偷》〉。http://www.ln.edu.hk/mcsln/29th_issue/feature_01.shtml。瀏覽於2016年12月19日。

 

注譯

[1] 菜園村事件，指香港新界石崗錦田公路旁的橫台山菜園村因廣深港高速鐵路工程需要遷拆所引起的事件。亦因此事引發了2009年的菜園村運動，短期內引起社會關注，重新引發社會討論有關土地發展、社區聯繫的關係。

[2] Ackbar Abbas於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一書中對香港文化的失蹤進行了闡釋

[3] 影行者，香港民間社會運動記錄團體。主要致力於紀錄片拍攝、藝術媒體的普及化及傳播三個方向。

[4] 摘自龍應台2004年11月9日發表的《香港你往哪裡去》。

[5]《菜園之歌》由菜園村運動中村民合唱，借調於《友誼之光》。

[6] 筆者是來港讀書的內地學生，故而對香港文化熟悉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