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你是否簡單化理解沖繩形象了？不論是出於善意還是惡意，在把握一個共同體時將其簡單化，這是最糟糕的。──責難我的聲音傳來，讓我停下腳步，憶起那些與沖繩息息相關的具體人物的各式面孔，現在我無法把那一張張迴異的面孔（內在與外在的面孔）統稱為「他們」。正因為如此，我們照理不該粗略一掃就去對他們具體的人性逐一進行簡單化的理解。
──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1]
一切從命名開始。「沖繩／大和」不追求多餘的修飾，明刀明槍，沒有猶䂊地就進入ウチナー（沖繩的方言，即「沖繩」）和大和（即沖繩以外的日本）的命題。的確，這套紀錄片沒有太多的美學修飾，甚至在影片開首，就是三人直接探討沖繩與大和之間的「心理界線」的談話。談話之中，眾人思考這條心理界線的重新命名，女孩說出略帶沉重的字眼「paranoia」（偏執狂），話鋒一轉又說出「paraglining」（滑翔傘）這個遊戲的字眼，變體出「paragline」這個命名。如果多少帶著猜測去詮釋這幾個詞語，除了片中儀武菜美子說出以「p-」為字首是跟心理（psychological）相關，「para-」的字根，可以同時指涉beside、beyond、abnormal幾個意思，而這幾個意思，畢竟也可以指向沖繩與大和本來鄰近、又被標籤為異常的關係；從paranoia到paraglining，是從固守到鬆動界線。
沖繩土生土長、東京修讀大學的導演比嘉賢多，對這條界線自然相當敏感，因而拍成《沖繩／大和》。作品以訪談、一部份現場紀錄為骨幹，幾乎沒有加入歷史照片、影片、舊新聞，以當代和現場為基點，主要穿插於三類片段：（1）比嘉賢多與兩位同代沖繩友人的對談；（2）戰後沖繩的抗爭；（3）比嘉氏與朋友安富祖氏、松川氏、大城氏幾個家族的家庭相處點滴，上一代對戰爭、日本同化政策的記憶敍述。《沖繩／大和》從沖繩人的群像與各自定位，勾勒沖繩、大和複數的界線。
沖繩從未「戰後」？
沖繩／大和的界線時顯時隱，《沖繩／大和》裡一個訪問片段頗能揭示這一點：當小橋川先生表示日本成為美軍對伊拉克戰爭的幫兇，大和漠視沖繩的訴求而依順美軍，沖繩與大和的分歧日益加深；而比嘉賢多（除了導演身份以外，亦可以視為沖繩受訪人的一部份）則認為現今大和人頗仰慕沖繩人，因為那裡是電影、明星的搖籃地。當作為民族的沖繩暗渡陳倉成消費觀光的沖繩，更聰明的管治模式似乎出現了，曖昧的「融入」掩蓋真實的「歧視」、「漠視」。當我們談論沖繩時，我們在談論甚麼？是不是沖繩拒絕的「沖繩」（大和眼中的沖繩品牌）──鏡頭裡的「OKINAWA HOLLYWOOD」、可以消費的異國情調、碧海藍天、滑翔傘？
沖繩的天空除了是滑翔傘，還有鏡頭裡的美軍B52轟炸機。於1972年「復歸日本」的沖繩，僅佔全日本國土0.6%，身負超過70%全日本的美國軍事基地。1972年至1999年間，美軍關係人（軍人、軍屬、家眷）所犯下的刑法罪有4953單，其中523件是殺人、強盗、性侵等重罪。[2]1995年9月，一名12歲的沖繩女學生被3名美軍強姦及毆打。2004年，普天間基地所屬的美軍直升機墜落並燒毀沖繩國際大學校園內，美軍封鎖事故現場，禁止大學人員及沖繩警察進內，直至善後完畢。《沖繩／大和》一一隱去這些數字和大量案例，但在這個背景揭示的卻是戰爭結束以後法治權、人身安全持續受到踐踏。因此，片中抗爭者受訪時表示，當戰爭經驗者聽見反覆盤旋的美軍飛行戰機，能夠忘記創痛嗎？B52作為象徵，或許可以將其意涵拉闊一點──戰後的惡行、無以療癒的創傷。僅借用陳光興討論沖繩問題的說法：「主要關鍵的問題是，到底沖繩『戰後』有沒有發生過？某個層次上來說，是『有』的，譬如立刻停止屠殺；但從另一個角度出發，戰爭也可說是從來沒有結束過，沖繩人的精神狀態大概是這樣的。」[3]
片中呈現的沖繩日常，是各式各樣的和平抗爭，也粗略勾勒了支持和反對美軍基地兩派陣營的輪廓。更重要的是，電影提供抗爭者頗為詳實、有血有肉的面貌：如何被日本警察武力對待及無視，如何被支持美軍陣營冷嘲熱諷，如何被大和人喝罵，如何堅持在人丁單薄的時候舉牌抗議……當鏡頭拍攝輕鬆自在的美軍支持者，再對照寥寥無幾的反美軍基地的老人用力吶喊、後來離開的背影，觀者似乎可以感受到裡頭辛酸的氛圍。歷史、政治環境不是電影的主角，真正關注的命題是置身於歷史裡的沖繩人的生存境況。
記憶的面孔
紀錄片沒有以線性敍述爬疏沖繩的歷史，而是拼湊受訪人的臉孔和口吐出來的口號、戰爭經驗、同化政策生活經驗、歌謠：例如松川氏提及上學時身上掛有木碟，一犯禁說沖繩話就必須將之反過來；以三種顏色標示標準日本語的學生、學校裡說標準語但家裡說方言的學生、只說方言的學生。例如安富祖ミツ向家人描述戰壕裡躲避美軍的經驗，伊芸的房屋被夷為平地的境況。例如比嘉氏提及〈耳切坊主〉歌謠，當嬰兒嚎哭，僧侶就會把其耳朵割下來，戰爭發生時，躲藏的人都害怕嬰兒的哭聲招致殺身之禍，因而唱這首歌哄兒。這一個個的小故事，並不構造完整的戰時風景，卻像老人、中年人在家裡向下一代閒話的「家常」。凡此種種，都是零碎的歷史碎片，伏於一角招手，靜待相認。
更深刻的位置也許不在於經驗的傳遞，而是經驗不可傳遞的部份，或曰傳遞的質變。當安富祖ミツ不斷述說沖繩戰的經歷，夾雜著大量不能被導演和家人轉譯的琉球語，孫女里穗一臉迷茫，兒子陽平表示「我聽不懂她在說甚麼」。當敍述戰壕經驗，安富祖ミツ向兒子陽平問道：「她（孫女）不曾見過戰壕？」此時鏡頭隨即跳接至安富祖氏一家演唱原意讚頌工作的沖繩民謠〈汗水節〉，「沒有人能跟你有相同感受」一句就顯得別有意味。片中強調世代分野，當反美軍基地的抗爭者面對支持美軍的陣營時，受訪表示他們對「和平」的追求建基於真實經歷過戰爭和戰後貧窮，但現今年輕人將網絡的二手資料視為真相。在語言（琉球語）以外，接收經驗方式的位移（從以往沖繩民謠盛載的故事、真實的殖民及戰爭經驗到網絡資料、二手轉述）成為世代、陣營分隔重要因素。日本歷史學家成田龍一指出，「記憶」指向「體驗」、「證言」和「記憶」三種形態，1990年代以後「記憶」統御「體驗」和「證言」，是沒有直接戰爭經驗的人們佔大多數的時代。[4] 《沖繩／大和》將「我們」的記憶分拆成一張張迴異的面孔，所謂沖繩的集體記憶，性質、感受、認同的層次並非相同。與其說比嘉賢多希望藉由作品探求沖繩歷史的真相，倒不如說呈現各種關係的互動、經驗的傳遞，以及很重要的一點：作為沒有經驗戰爭的戰後世代是怎樣接收這些建立沖繩共同體的歷史記憶。
「沖繩人」的幾種想像
那麼「沖繩」是甚麼？是共同的創傷和鄉愁，是沖繩方言、歌謠？
作品呈現的其中一個切面，是「沖繩人」僅僅作為「大和人」的敵對方去思考，壁壘分明。影片裡的一些年輕一輩，認同被以為不證自明的「沖繩」，卻承認沒有經過太多的思考。當藤本被問用「沖繩人」與「內地人」的原因，自言人云亦云，松川回應他們對日本和沖繩的認識亦很粗淺。安富祖里穗自白對來沖繩觀光的大和人的不禮貌態度，又指自己未曾知道原因和反抗的對象，自小已參加反美軍基地示威。
《沖繩／大和》進一步揭示這種以分離確立自身的界線鬆動的可能。片中一個戲劇化的設置是讓安富祖於若干日子以後重新觀看昔日自己嚴言拒絕大和人的片段，定鏡拍攝昔時與現今的安富祖，再訪問安富祖現在對沖繩、大和的想法，當其時的安富祖已遷居大和一段時間，驚訝於自己想法的斷裂。此時她對比嘉賢多的提問（你仍然以同樣方式劃定沖繩和大和的界線嗎？劃界是為了保護一些事物，你要保護甚麼？你會自居日本人、沖繩人嗎？對此感到自豪嗎？）更多是迷茫，反覆出現「我不知道」或思考的沉默，但至少她這樣認為：（1） 我只想誠實地當「自己」，不論是日本人還是沖繩人，當我被迫捆綁在一種集體認同，我時常感到這種認同裡頭空無一物。我沒有從沖繩人身份得到利益。（2） 到大和生活以後，我變得更「成熟」，認識這個世界，但我比較喜歡以往誠實自在的自己。（3）我不夠抗爭的沖繩人堅毅，我接受了「沖繩」作為一個品牌。可惜片中沒有著墨安富祖在大和的經歷，未能仔細閱讀促成變化的具體枝節，於是只能作這樣的假想：當「認識世界」與「沖繩作為品牌」接合，身分與利益相連，「世界」實際上跟資本主義暗暗縫合，以資本邏輯代換民族認同。作品提供了一個有意思的對照：與從沖繩到大和生活的安富祖相反，上原成信是從大和前往沖繩參與絕食示威的大和人，亦受到抗爭群眾熱烈歡迎。關鍵不在「是」與「不是」土生土長的沖繩人，一種本質化的想像，而是保持開放性，以社會運動建立的沖繩主體性。正如比嘉賢多所言，界線之內是必須守護的人、事物、價值，這並不意味敵對。
歷史裡的人
如果光從歷史縱深和視野角度，《沖繩／大和》未必算得上驚喜之作，部分訪談内容流於表達口耳相傳的印象。然而拍得較為細緻好看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家庭相處點滴，抗爭者的血汗。僅借用侯孝賢談論「台灣三部曲」的說法作結：「電影的意思對我來說，是站在人的角度，因為歷史的複雜性、多樣、多面，沒辦法說清楚，電影裡便濃縮在人身上，只說了一個氛圍。」[5]
* 劇照由香港獨立電影節提供
注釋：
[1] 大江健三郎著，陳言譯：《沖繩札記》（台北市：聯經，2009年），頁62。
[2] 高橋俊哉著，李依真譯：《犧牲的體系》（台北市：聯經，2014年），頁161。
[3] 陳光興：〈何謂「戰後日本」？〉，《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頁115-116。
[4] 成田龍一： 〈「証言」の時代の歴史学〉，冨山一郎編：《記憶が語りはじめ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頁 201-224。
[5] 陳光興、魏玓：〈訪談侯孝賢：2004的政治參與〉，《思想》第1期（2006年3月），頁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