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多重逼視與再現:作為紀念碑般存在的《沉默一瞬》

美國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2015)中,延續著他長期以來對歷史記憶問題的關注。那發生在六零年代的印尼全國性大屠殺,由專制獨裁的軍事強人蘇哈托(Suharto)組織部隊,在各鄉鎮城市以反共為名,進行全面性清剿行動,肆意捕捉「共產黨人」,冠上莫須有的罪名,動用私刑,並以殘忍的手段殺害、棄屍,因此而死亡者多達五十萬人。

歐本海默的上一部作品《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2012)以「重演」的方式,讓殺害共產黨人的加害者,重新搬演當年發生的屠殺事件,藉由加害者的視角,逼視這段殘酷的歷史。而他最新的紀錄片作品《沉默一瞬》,則將視角轉向了一位遊走於村莊之間的眼鏡驗光師──阿迪(Adi)是一位典型的受害者家屬,他的哥哥拉米(Ramli)在他出生前兩年,因著被認為是共產黨人,而與其他超過一萬名受害者面臨同樣的命運──在蘇門答臘北方的蛇河遭遇殘酷的殺害、棄屍。阿迪年邁的母親大半輩子都承受著喪子之痛,卻眼睜睜看著殺害兒子的兇手仍在村子裡生活無虞,依然掌握著權力。

在這歷史轉型正義未果、甚至尚未開始的國家裡,被害者的遺族根本無處伸冤,也不被瞭解,只能在過往的暴力陰影底下度日,忍受整個國家從上到下的污衊與謊言。阿迪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展開他對這段「被刻意掩蓋、抹除」之慘痛過往的探詢,那場他沒有經歷過的大屠殺、母親眼神中的憤怒與恐懼、當年那些殺人兇手犯下如此殘酷暴行後,他們現在都在哪裡?又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一、對記憶的逼視與再現

見證德國納粹毒氣室之困難,在於這種滅絕方式不可能有倖存者生還指證,因此拍攝《浩劫》(Shoah,1985)的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說:「我並不是記錄了影片之前就存在的事實,我必須創造那個事實。」而印尼的這場大屠殺,雖有不少見證者──包括加害者與受害者家屬,但依然存在著見證的困難。整個社會肅殺、威權的陰影並未散去,人們因為恐懼而不敢出聲,即便親眼見證了暴行的發生,但卻無能指認。歐本海默深知這樣的情況,他明白唯有打破那在雙方之間凝滯已久的沉默──因恐懼而成型的沉默,因沉默而又加深的恐懼,才能擁有破除恐懼的可能。歐本海默的紀錄片,必須從打破沉默開始。

《沉默一瞬》中,歐本海默再次運用了「重演」(re-enactment)的手法,但與前作《殺人一舉》不同的是,在《沉默一瞬》裡歐本海默是將「重演」所產生的素材,播放給阿迪看──嚴格說來,是播映「重演」的影像;阿迪就坐在電視機前,看著螢幕中閃動的畫面,畫面中,殺人兇手們敘述著當時是如何捕捉共產黨人、運載到河邊行刑,對於殘忍過程與細節的描述,無不眉飛色舞、唱作俱佳。阿迪看見他的弒兄仇人是如何大言不慚,那些「重演」的畫面與證詞,便成了阿迪對當年屠殺事件的理解。在看了歐本海默拍攝的影像記錄之後,阿迪一一走訪那些曾參與屠殺的人們家中,以眼鏡驗光師的身份,一邊為他們測量視力、配眼鏡,一邊與之談話。而歐本海默的攝影機則從旁記錄下這一切。《沉默一瞬》,便是由阿迪對當年屠殺事件的理解與質問,因屠殺事件產生的種種沉默交織而成。

阿迪的質問,與歐本海默的攝影機像是多重的逼視,將關於過往的那段記憶提出、再製、塑形。人們的記憶亦經過多重再現。歐本海默累積了近十年的田野調查與影像記錄,他讓人們敘述當時所經驗的屠殺過程,重返事發現場,在蛇河邊重新搬演如何一刀刀殺人,那些兇手們在攝影鏡頭前,無所畏懼,沒有猶疑與懺悔;或將殺人事蹟製成圖文集,在鏡頭面前侃侃而談,說要留給後代子孫作紀念──這也許是他們的保護機制,因為罪大惡極,所以不如此便難以繼續安然於世的自我保護。歐本海默的鏡頭,蒐集這些罪孽的記憶,不是事發當下的影像記錄與文件記載,他要的是人們活靈活現的記憶展現,這是對殺人記憶的第一層逼視與再現。接著,歐本海默將影像記錄播放給阿迪看,這是對記憶的第二層再現(放映)與逼視,進一步形塑成阿迪對事件的理解。

在印尼封閉、獨裁的政治氛圍下,這些殺人兇手並沒有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多數依然逍遙法外,「沒有一位我遇到的殺人兇手曾對他們的作為表示過抱歉,他們一點也不認為他們需要對此負責。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冒犯任何一個人,但我認為他們這樣是在逃避道德上的責任,企圖撇清關係。」阿迪這麼說。有位加害者甚至說出了「我們的行為應該獲得獎賞,應該帶我們去美國旅遊作為獎勵。」阿迪一邊調校著眼鏡,一邊問著各種關於屠殺記憶的問題,親耳聽著對方述說那時的情境,他面前的村民,一個個都是當年的殺害兄長的共犯;這是對記憶的第三層逼視與再現。

面對阿迪的質問,諸人皆推諉責任於時代與國家,沒有人願意為自身犯下的罪愆而悔過、道歉。加害者們的反應與證詞,引發了觀者對人性怎可殘忍至此的驚懼與思考。同時,加害者們對於過往經驗的描述方式、導演歐本海默重現加害者們回憶其暴行的方式,以及被害者目睹加害者的回憶並與之對質,在在都凸顯出「記憶」本質上的複雜性。「記憶」(memory)在此,不只是如儲思盆中的一縷銀白液體,不只是存在每個人腦袋裡的不同經歷,它絕非能夠清楚提取、有邊界廓形的事物,它是一個不斷修改、反覆形塑的過程。而《沉默一舉》對於記憶的逼視與再現,則呈現了歐本海默對於所謂紀錄片與記憶之關係的反覆辯證。

二、紀錄片的真實性,重演與戲劇化

歐本海默讓加害者們以「重演」(re-enactment)的方式重現歷史事件,其必要性何在?他大可採取多數歷史紀錄片使用的方式──運用文件、當時拍攝下來的影像,來強調當時的在場與真實性,但他不這麼做,反選擇了當時在場人的「記憶」。這其實反映出歐本海默對所謂檔案、文件代表的「事實」是採取質疑的態度,當整個國家的歷史教育都告訴你「共產黨人是一群沒有信仰的人,所以該殺」的時候,留存下來的檔案與文件又能夠代表什麼樣的「真實」?而認為紀錄片得以拼湊過往的「真實」,乃是透過人的「記憶」堆疊出的,在此又再度受到了質疑──因為很明顯的,《沉默一瞬》中那些加害者的說詞與「記憶」,跟身為受害者的阿迪所認知到的截然不同。

幾乎可以斷定,如此巨大的現象,遠超過所有見證、描述、影像所能涵蓋;一件歷史事件,人們各自表述,既然「事件」的可見性是如此清晰、觸手可及,那麼沉默的無以打破,便不是事件真實性是否被釐清的問題。這不只是社會集體性的記憶障礙或失憶,而幾乎是集體性的催眠,就算重建了整個經過,對恐懼和沉默的破除恐怕也是無濟於事。認知到此事的不可能與無效,歐本海默的「重演」就不是停留在釐清事件經過的層次上,而是,實際經驗者憑藉著「(各自)記憶」的「重演」,顯現了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了同一個事件腳本。

歐本海默對於紀錄片所呈現的「真實性」始終帶著質疑的態度──特別是承襲自「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代表導演阿爾伯特.梅索(Albert Maysles)所強調的「攝影機要像牆上的蒼蠅一樣」默默地觀察事件,勿影響事件與人物,就像一扇透明的窗,觀看著已存在的現實。而這份質疑也清楚地展現在他的作品中。對歐本海默而言,一旦攝影機在現場,就不可能像「牆上的蒼蠅」那樣不引發影響,事實上,當人們意識到牆上有蒼蠅,一樣會感到坐立難安,攝影機的存在就是如此。試想,當被攝者們進行著重要的談話,而攝影機就在一旁正對著他們,那樣的情況能夠多自然?即便是像歐本海默那樣,認識被攝者如此多年,當他帶著攝影機站在他們面前,人們亦會下意識地在攝影機前「展演」,表現自己。而一旦認知到並承認所有紀錄片都難以避免被攝者的「展演」傾向時,那出現在歐本海默作品中的「重演」也不會太令人驚訝,因為他們正是在演出自己。

紀錄片中的「重演」,在概念上具備著某種試圖貼近過去、重現過去的意圖,例如同樣處理大規模屠殺記憶的法籍柬裔導演潘禮德(Rithy Panh)的作品《遺失的映像》(The Missing Picture,2013),他以泥偶「重演」那段發生在七零年代赤柬時期的傷心往事;亦或是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的紀錄片 《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1988),另找演員演出那場無法重現的殺警經過。然而在《沉默一瞬》或是歐本海默的前作《殺人一舉》中,加害者看似「重演」過去的行為,其實是種將過去事件改編成戲劇的展演過程,並不只是重現過去,而是在為現在,或一直以來的自己圓謊,為自己兇殘的行為搬演出一齣「英勇」的故事,以安置自身。

就此而言,說歐本海默電影中的「重演」是「重演」(re-enactment)可能不是那麼貼切,本質上而言,它更貼近「戲劇化」(dramatization)──那些過往的殺人兇手現今活在一個被捏造的、寫好腳本的、幻想的世界裡,在這個世界裡,他們相信自己是為了保護國家安全、宗教虔誠而犯下殺人罪,那行為極為折騰、殘暴,甚至他們當中有的人必須靠著飲用人血來防止自己瘋癲;而這個「戲劇化」的腳本,正是他們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甚至榮譽化,讓他們得以安然處於世的一種方式。或許,對接收到另一種版本之「歷史」的導演與受害者而言,那些殺人兇手的說詞在根據某些真實經驗之餘,帶有更大的荒謬感;但對那些殺人兇手而言,他們是確實那般相信著的,也唯有如此相信著,才可能不發瘋地繼續活下去;這是他們相信的「真實」。而《沉默一瞬》是一部關於現在的紀錄片,而非過去。

三、直視恐懼,探入沉默的核心,作為紀念碑般的存在

在拍攝的場域,有受害者家屬、有攝影機、有加害者在的現場,記憶與記憶的意義產生了劇烈而巧妙的波動;在此,記憶的闡述不只是重建過去,它更是一種確認彼此在何種程度上達到共識的過程。

歐本海默的攝影機並非採取阿迪的主觀視角,也並非採取全然的旁觀視角,導演拍攝此片的意圖,似乎可從他的攝影機位置看出端倪。他試圖貼近阿迪,以阿迪所關注的視角出發,但他並非只關注阿迪關注的事情,而是同時保持一個距離,關注正在關注此事的阿迪。歐本海默拍攝此片,並不是為了加深雙方的衝突,他鏡頭多聚焦在阿迪的表情與行動,對於那與之談話的加害者們,鏡頭同樣給予近距離的凝視,注視他們與阿迪面對面展開對話時臉上的神情。

影片中,有兩、三次阿迪的質問幾乎觸怒了加害者,他們拒答、語氣上揚;最劍拔弩張的,大概是面對加害者家屬的那一次:加害者將屠殺共產黨人的事蹟作成圖文書,然而其妻兒對已逝丈夫/父親曾做過的事矢口否認,聲稱不知道他做了些什麼。聽完阿迪的描述,老婦表示身體不舒服,她脫下正在收音的麥克風,表示不想再錄,就過往的事向阿迪道歉;老婦的兒子們反應激動,對阿迪一再追究的行為感到不解。對此,歐本海默選擇以直接對質的方式,拿出他多年前拍下的訪談畫面給家屬們看,而那矢口否認的老婦就在當時的影片中。證據確鑿,惱羞成怒的家屬們拒看影片,兒子們向歐本海默表達了明確的不滿:「我們一向很都歡迎你,約書亞,但現在我們不再喜歡你了。」這些衝突的畫面,都在《沉默一瞬》中呈現。另有一幕是阿迪問著自己的親舅舅,為何殺了自己的外甥,那過程之揪心、殘酷,也不見鏡頭有絲毫迴避。

有人會質疑,歐本海默將加害者的樣態暴露在大銀幕上,這樣的拍攝方式恐有紀錄片倫理上的爭議(這部分還期待有其他文章加以闡述)。然而,歐本海默是高度尊重阿迪的意願拜訪加害者,拍攝也都是經過被攝者的同意,沒有偷拍也沒有強迫;拍攝這部影片,對歐本海默而言是相當艱難的事情,有許多加害者都是他認識多年的友人,彼此一直維繫著不錯的關係,到底要「繼續不出聲維繫這友誼」還是「打破沉默,公開談論這長期被掩蓋的事情」,歐本海默和阿迪都必須做出抉擇。當然,攝影機的權力在現場是無可迴避的事情,歐本海默意識到這件事,並且接受這件事,無懼地發揮它,這可從他把被攝者抱怨的畫面也剪進影片中,沒有心虛隱藏,看出他的心意。

歐本海默與攝影機,跟著阿迪直視著加害者們,但這直視並非帶著惡意、報復、撕裂傷疤的挑釁心態,而是帶有盼望的凝視,盼望長期以來被國家刻意掩飾、抹滅、狠狠劃開但從未妥善療養的歷史傷口,能夠有一個開誠布公、重新理解的機會。而這初步的理解,才是未來和解的可能。

歐本海默曾說過,《殺人一舉》是揭露遍存於日常生活中,奠基在所謂真實之上的恐懼與謊言;而《沉默一瞬》則是探究作為一位屠殺的倖存者,在這樣的現實環境裡面臨了何種處境。許多談論大屠殺這等歷史悲劇的電影,總會將受害者描繪成聖潔無可侵犯的形象,無須太多的思考與推敲,因為歷史的結果告訴了我們道德上該如何判斷,好似唯有透過如此我們才能在其中得到寬慰。然而,對歐本海默而言,這樣的做法對於現況和歷史的理解是無濟於事的,也無法幫助我們理解群體暴力對個人生命的撕裂;若要克服這樣的陳腔濫調,必須直探入造成沉默的核心,了解長時間因恐懼而產生的沉默,對個人、對記憶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就此而言,《沉默一瞬》這部紀錄片的拍攝與完成,正承擔了這樣的任務,導演歐本海默藉由拍攝這部紀錄片,以攝影機的介入和自身的參與,直探入那因恐懼而造成沉默的現況,攪動那原本凝滯的表面,打破人們長久以來的不語。當然,當沉默被打破之後,勢必會產生新的傷口,當多數的人們都選擇對歷史遺忘與視而不見的時候,《沉默一瞬》正是作為紀念碑般的存在,它標誌著、提醒著,以自身的存有警告著世人——即使歷史的長河不斷向前,國家透過學校教育來曲解歷史、分裂人民,我們總傾向想望其他美好的事物,過往的事情無法挽回,逝者也無以復生,但我們必須,也必定要停下腳步,好好認識那些在過程中被摧毀、抹滅的生命,面對恐懼、沉默帶來的影響。

接近尾聲的一幕,阿迪那高齡百歲的父親在四周皆是牆壁的浴室中爬行;這是整部影片當中,唯一一段由阿迪拍攝的片段(歐本海默在 放映週報 的訪談中也提到,正是因為這個片段,讓阿迪下定了想要親自和那些加害者碰面的決心)。眼盲的老父,並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驚恐的呼叫「這是哪裡?」這突如其來的一段,正好作為整部影片的註腳:年事已高的父親對於發生在兒子拉米身上的悲劇忘得一乾二淨,我們不曉得這是選擇性的遺忘,亦或是年老的自然遺忘,無論何者,都像是困在記憶迷宮裡,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這正是當前印尼社會現況的隱喻,一如老父被困在浴室裡的情景,不曉得自己身在何方,也不曉得能往哪裡去。那搖搖欲墜、進退兩難、即將燃盡的生命燭火,更確立了《沉默一瞬》必須被完成的理由:因為唯有如此,那些生長在印尼的後代子孫,才有可能擺脫被困在記憶囹圄裡無法前行的宿命。

* 原文刊載於 《Fa 電影欣賞》 第 166, 167 期,2016 春、夏合刊號。承蒙作者授權轉載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