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一、人心一動，鬼神知之：《碟仙碟仙》
《閱微草堂筆記》有載：「人知兆發於鬼神，而人事應之；不知實兆發於人事，而鬼神應之」（灤陽消夏錄六）；或雲：「人心一動，鬼神知之；以邪招邪，神不得而咎」（同上）；複曰：「知為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灤陽消夏錄四）。古人嘗以講經轉變，籍鬼神事移風易俗，教化人心，非無神論所能完解。而在筆者看來，今日大眾電影藝術亦不啻為銀幕說法，於賴科學法制為準的現代社會，讓俗眾浸潤「因果報應」的人生哲學。香港恐怖電影經久不衰，成就一例。
《碟仙碟仙》最令人稱道之處便是彙聚三大陰鷙老戲骨羅蘭、鮑起靜、邵音音，她們已然超越具體的電影文本和編導的號召力──考慮到黃柏基、葉念琛並非恐怖類型的核心創作者，成為高視覺辨識度的文化符號（cultural codes）。有趣的是，本片對恐怖類型本身進行了一個自我反映（self-reflective）的處理。開頭關於陰陽互動的羅蘭敘事仍是標誌性的，酷似講經押座文，但恰逢觀眾漸入佳境時，但聞一聲cut叫停。原來是片中片（film within film）的現場一幕。[1]後來男女主人公求這位天慧大師驅逐惡鬼時，她竟坦誠到讓人啼笑皆非，明言原來種種經典造型乃戲劇化需要和電影公司的安排罷了，還與愛孫通話，將觀眾想像從神鬼世界拉回繁瑣市井。但筆者想說的是，我們再看到羅蘭，難道不會心肌一顫？此外，鮑起靜和邵音音的正邪角色也很具特色，舉手投足仿若人間之外，讓人過目難忘。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古代志怪小說中，降仙的主要目的或詩詞酬唱，或共赴佳期，鮮有禍害，但現代城市傳說賦予降仙更多欲望與復仇的有害能量。傳統思想向現代脈絡的移植也體現在對於「媒介」的理解，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影片對「中介」的多次強調：內外的中介（洗手間、結界）、方向的中介（路口）、生命的中介（懷孕、性愛）、人鬼的中介（法師是中間人、一道橋的說法、上吊達到的臨界點）。像許多電影作品一樣，除了對上述民俗觀念進行表現，《碟仙碟仙》所述怖懼也蔓延到新媒體中，教人們覺得，無論文明物產如何演進，主體之間的交易、兩界之間的溝通始終未變：你佔有，你也終將被佔有。
《碟仙碟仙》
如《碟仙碟仙》所示，「閃回」特別適合因緣相生的故事，讓你我知曉，任何遭遇受難其實早有造業。龍、敏、強、芬見死不救招致怨靈復仇，而關鍵在於，各人所受業報也是欲望不禁的苦果。正是龍的嗜賭成性、強的耽於色欲、芬的不勞而獲，他們才會在幻化成黃太的少女冤魂的利誘下，死於非命。連敏也在高潮時刻，細思「石頭剪刀布」故事，才有了恐怖片常設的「噩夢無邊」結局，我們也因此得知那則故事並非來自長輩的有益傳教。而敏的姨媽先前曾提醒敏要精於自保，那麼，這位法師在面對冤魂時的法力崩頹，也並非無源之水了。被奸殺女子或也有虧心行動，而難逃一劫乎？
儘管面對觀眾拋灑符灰的手法略有新意，但嬰兒哭聲、白衣女鬼對墜樓事件的反復演繹、借由遺照揭示豔遇實質、角色發現自己已是亡人、鏡中顯鬼怪真面目，均不甚驚豔，反而對電影創作者問詢：是否有別種新穎的視聽操作，使恐怖類型突破固定規矩，開拓商業與藝術的新價值增長點。
日常普通物件都好像沾染上生靈，是為動化（animation）。當鏡頭慢慢掃過喪葬人偶，也似有無端異象，凝視銀幕之外。你且看那碟仙儀制，一方桌，一圓盤，天圓地方的自然法則總被蛛網糾纏、實為人心所向的紅字干擾錯亂。眾生，莫要等到「分開八片額頂骨，一桶雪水傾下來」才幡然悔悟！片頭那幾個少女對他家隱私津津樂道，笑臉相問：碟仙可是奸殺對象否？一折鬼神戲，若能喚起對生者、對亡魂的敬畏心，亦足矣……
《碟仙碟仙》
二、嬉笑怒罵人鬼事：《吉祥酒店》
《吉祥酒店》雖亦涉及黑貓靈符、凶宅作祟、乩盤降仙[2]、托夢鬥法、投胎轉世以及因果報應、死者為大的民間信仰，但本片從一開始便呈現出輕鬆的氛圍，而隸屬於一個香港電影的亞類型：無厘頭恐怖片或搞笑恐怖片。此亞類型同正典恐怖片相比，仍討論某些社會道德議題──如本片所述個人創傷，從特定角度看，也是東南亞移民的歷史創傷，卻不再專務恐嚇之能事。
本片不斷以出乎意料的反轉打破觀眾對幽閉空間的恐懼期待。倒著走路的怪房東只用數位語音功能說話和他的住宿禁忌其實是故弄玄虛，而他半夜扮鬼的「醉翁之意」也被手機鈴聲揭穿。真正的房東另有他人，即與鬼婆情意相依的老頭兒，他現身前的影子好像一只有角的怪物。自稱神探、手寫名片的葉志遠對自己跌倒全無意料，他的辦公室對於一個偵探來說也過於淩亂。
劇情的發展串聯出兩個較大的反轉結構，其一，真鬼假鬼不分，其二，好人壞人莫辯。羅蘭扮演的鬼婆其實是一個贏牌心切、愛抽老千、害怕紅中的牌迷，更重要的是她房屋守護神的正義身份。男一號黃立民在邂逅陳小蝶，卻不知對方鬼身份時，兩人間對話各自有所指涉，但仍可進行，蓋言語意義有所重合也。因立民酷似小蝶師兄，且無倒影，眾人紛紛逃遁，直到發現沒有反射出立民鏡像的鏡子是一幅畫而已。他撞了頭，才昏昏形若走屍，真乃人嚇人。筆者所說的第二個反轉結構呈現出稍為複雜的敘事程式，逐漸揭露殺害小蝶的真凶原是主流系統內部的壞人，其中頻獲市民獎的葉志遠乃一系列凶案的罪魁。
《吉祥酒店》
本片之所以恐怖感稀薄，除卻鬼怪特效的粗糲，主要源自無厘頭的對話和誇張的表演。男一號所謂情欲旅行的參與者──他的老婆與情人，是自行車和口琴罷了。當他擺明自己的音樂家身份時，阿牛以作家身份回饋之，令對高雅文藝職業擁有既定認知的觀眾大跌眼鏡。比提提出的調查小蝶遭遇的「好方法」只是「大家一起去找」。餐廳服務員將杯中水「不小心」倒在拆遷人員身上。阿牛剛對比提小心地滑的提醒表示不屑，就立即倒地。而比提由此說阿牛「真是沒用」後，馬上被比蒂鬼臉嚇到。接著昏倒的比蒂被老鼠嚇醒。此種「連環驚嚇」在片中其他段落亦有體現。打鬥時，比提將餘彈數錯，阿牛沖出後臀部中彈。前面一些時候，阿牛在求饒時，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啞巴。恐懼還未就位，就被笑聲沖散了。
涉及鬼怪時，密集的語言遊戲、誇張的尖叫、紛擾的動作也證明，本片無意在觀眾一方醞釀恐懼。真鬼第一次出現就有襲胸橋段。小蝶鬼身份的揭穿並沒有嚇到比提和阿牛，他倆對小蝶遭遇的關注迅速轉向了「奸」情。其實，比提和比蒂才是游離身外的出竅魂，這對情侶在得知自己身份後並不害怕，反而愉快地回憶起自己的齷齪往事，並為此爭吵。我們可以發現，片中人物的逃跑、打鬥並不符合真實和常識，而更像嬉鬧喜劇。本片的電影語言的確是漫畫化的，甚至通過直接插入漫畫加強戲劇性，如「巨乳」鏡頭──低度情色也是無厘頭恐怖片的一個常備吸引力要素。鬼婆與高僧的鬥法竟也是電子遊戲對戰。另一個不易為人注意的細節是，情侶角色的名字可能來自美國著名動漫人物Betty。在在說明本片對大眾通俗文化的貼合，戲謔大於恐怖的木偶戲或是其遠源。
《吉祥酒店》結尾與《碟仙碟仙》的「噩夢無邊」不同，採用了NG花絮，更是強調整個故事的構建性質（比提說「我看過電影……」也有此效果）。由於本片的大眾文化性格，敘事「峰迴路轉」以及人比鬼可怕、眼見未必為實、「異族可以共融；人鬼可以共處」的道理都系直白講出，無需觀眾揣度。
《吉祥酒店》
三、恐噩夢無邊：《上身》
從《上身》母親角色的職業和後續的故事來看，此類恐怖片具有精神分析和科學論述的背景脈絡。惠英紅扮演的左右逢源的心理醫師Sharon抱持現代科學觀念，反對有鬼論。[3]事實上，所有惡靈作祟也許只是她和女兒出於墮胎罪責、事業生活壓力、過度服用精神藥物導致的幻覺，甚至鄰居的敏感、神父的救助，還有結局的母女自殺都可以解釋為幻覺。夢境、幻覺、鬼怪在這種亞類型中是糾纏不清的，你在生活中也有似夢中相識之感嗎？
代際衝突、墮胎復仇一直是恐怖電影聚焦的議題，玩偶自動、鬼影重重（走廊、窗外、街口、後座、鏡子等）、長髮女童也是其常見造型。與另兩部電影相比，《上身》更注重以聲效傳達恐懼，如開門聲疊加孩子哭聲。有趣的是，本片到了將近三十分鐘的時候，仍沒有特異之事發生，使電影具有「一切太正常反而不正常的敘事節奏」。三十分鐘內，電影僅從一個突出的角度表達出「恐怖」，便是女兒角色Jenny在晚宴餐桌上便溺，道格拉絲式地定義了骯髒。另外，以奶油塗面製造的面部變形有夠驚悚，床榻震動實為幽靈蹦蹦床也將寒意吹足。
《上身》
當片中出現幾對或真實、或虛幻的母女關係時，筆者已經猜到Jenny或許曾經墮胎。然而，最後近三十分鐘的戲份有些出格。先前趕走的惡靈只是雙胞胎姐妹之一作為延宕敘事的策略已略顯拖遝。小鬼搖撼傢俱、點燃聖經、高唱聖歌、殺死鄰居夫婦，牧師隊出動也無法制服。這些劇情都會引向「一個小小冤魂怎有如此大力」的疑問。[4]
恐怖片cast經常標明「本片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鬼怪情節怎會與現實雷同呢？認為《上身》中所有怪異都是主人公變態幻覺其實有點過度闡釋了。可以確信的是，恐怖是被心理地、真實地感受的。恐怖片的典型機制是通過調動觀眾恐懼感，促進特殊生理成分的釋放，達宣洩之效果。看電影，是針對觀眾的一次精神分析。人們在超自然世界中尋求憂懼的答案，但從恐怖電影史來看，結局的不確定是否意味著，映照在鬼怪論述中的現實無序尚未得到解決，反而鉗束愈緊。當結局對愛的救贖表示質疑，觀眾的昇華何去何從？絕望，還是思索？當然，這已非純然電影之事。
《上身》
參考書目：
紀昀（1800/1995）。閱微草堂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梅維恒（1989/2011）。唐代變文：佛教對中國白話小說及戲曲產生的貢獻之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伍茲諾等（1984/1994）。文化分析。臺北：遠流出版。
注釋：
[1] 類似的結構是黃太為敏講述「夫妻見死神」故事的story within story，在劇情緊湊的恐怖片中可起到擴展敘事層次的作用。
[2] 這裏的碟仙和《碟仙碟仙》相比，已無不許移走手指等嚴格禁忌。
[3] 請注意本三個鬼故事主人公的社會階層，即使不全是中產階級，也隱含對資本欲望的批判。本片淩太太義賣會連連出賣「定情信物」（「第108件」）。
[4] 民間信仰中孩子和鬼魂的關係可能來自他們的弱精神和非理性狀態，女性亦如此。此外，電影是否也流露出敘事者對宗教力量的不信任呢，儘管他／她對反對墮胎的宗教倫理是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