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花》（Love and Bruises，2011）是中國獨立電影導演婁燁的第一部外語長片，這部片的拍攝時間是於他因《頤和園》（Summer Palace，2006）未通過審查逕自參加海外影展被中國下令「五年内不得從事相關電影業務」[1]的2007-2012年之間，這部獲得2008年法國坎城影展「工作室計畫」單元部分出資、歐洲電影公司出品的電影[2]，發行端曾聲明其主要面對的是歐洲市場，《花》也成為了相較於婁燁其他幾部電影鮮少在中、港、台的影展或院線公開上映過的影片[3]，故在華語的影評或學界鮮有討論。[4]本文希望嘗試將此片放在法國新極端的脈絡中，來試問婁燁如何遊走於東方與西方、北京與巴黎乃至於各種兩造乃至於多極之間，將「人的風景」所延伸出來的電影形式語言，及其與電影生產條件的關係，與傳統意義上的世界電影或中國獨立電影拉出有別以往的距離。
改編自中國旅法作家劉捷一部28萬多字的半自傳長篇小說《花》[5]，她曾這樣說道：「小說2002年就寫了，當時主要想要想卸掉一個沉重的情感包袱。這是一個把我糾纏得沒完沒了的愛情故事……」故事描述女主角中國女子花在赴法留學為了一個法國的男人卻遭拋棄，遂在巴黎的迷途中認識了男主角馬修，馬修與高學歷的花不同是流動市場的搬運工，馬修向花搭訕而逐漸激出彼此牽扯不休的瘋狂愛戀，花卻已在北京有段外界看來漸趨穩定的關係，花於是不斷徘徊在兩個城市與這些男人之間。畢業於巴黎第三大學電影理論碩士的劉捷在2005將小說改為劇本交給婁燁改編為電影。
電影和小說之間有兩個顯著的改變，連作者本人都曾表示驚訝而後才能理解，一個是出現自電影一開場約莫12分鐘後，婁燁一改馬修在書中循循善誘的調情，變成了近乎火爆的路邊強暴場景，令人想起了加斯帕．諾《不可逆轉》（Irréversible，2002）那在法國充滿禁演爭議的地下道強暴場景。全片雖也不乏書中主角們在相愛後仍存有的肢體暴力和語言上的羞辱，但沒有發生在他們相識的第一天，婁燁說：「這裡有一個很危險的點。開始的那場戲，馬修幾乎是強暴了花，之後他如果走了，這部電影就不可能存在了。但是，他猶豫著回來了，這部電影還能繼續拍下去。這是整部電影裡最重要的一部分，實際上，我對這個部分非常感興趣，因為他是有人性的。」第二個顯著的電影改編是一個較為廣泛遍及整體的電影方向，可以稱之為「中間性」（betweenness）。劉捷說：「在拍攝過程中，他（婁燁）沒有向任何工作人員透漏這個『之間』的意念，但跟隨人物的感受，所有人的工作都朝這個方向靠近。直到本片電影作曲家裴曼．雅茨达尼安（Peyman Yazdanian）將影片的主題音樂命名為“Along between”」[6]婁燁曾在威尼斯受訪時說道：「我能夠理解花在『兩者之間』的感受，那其實就像是在『愛和傷』之間的感受，那是一種真實的、人性的，但卻是孤獨的感受。」[7]
若是將此種「中間性」放在劉捷在他的小說自序中寫的：「人與人之間，不同的事物、文化、種族、地域之間，性和愛之間，暴力和溫柔之間……」我們則可以說這種中間性不僅僅發生在故事之中，也可以放在說故事的方法本身。若將《花》的故事及其拍攝籌備的背景，放在中國第六代導演和法國新極端（French New Extremity）跨國合製之間，我們會發現一種美學體制上的中間性，婁燁不只是一個獨立製片尋求跨國合資的導演，更是一個在中國五年不得拍片情境的地下導演，循著對歐洲市場所新崛起之法國新極端那種體現強烈情愛與暴力題材的產製條件，在其中尋找電影中開場劇情人性之幽微（如馬修「猶豫著回來了」）和電影外市場口味之疏淡（如馬修「幾乎是」強暴了花）的種種迴旋之間的創作空間。
總體而言，這是一種情感驅動性的極端中間性，一端是介於魂靈回返式的故國之鄉愁（如花回到中國就彷彿才可能完整成為一個人），另一端是介於身體記憶召換式的情人之懷舊（如花在影片後半段回到了巴黎馬修的身邊瘋狂做愛）。什麼是千禧年後普遍出現在歐洲電影界而被電影研究者主要標舉為法國新極端的極端性呢？[8]在定義上，其內容多半是呈現關於性愛或暴力之場景的殘酷影像，並帶動歐洲甚至全球中許多電影工作者效法加劇之。而其公映的結果往往造成了觀眾的無法忍受（因為這類片易引發成人羞恥與厭惡）或分級制度的無法評等（因為這類片就連限制級R18都不足以規限政府欲設定的觀影人口，或觀眾組織要求這類片列為不能定為R18級或非X［non X］）。
然而，婁燁卻將他慣常於過往電影創作中的主題與形式，如瞬時的狂熱、即刻的背叛和與之而來的心碎與傷感，灌注於此種法國新極端之中，並加以轉化。在改編小說《花》的過程中，婁燁曾經告訴過劉捷說他在最後一版的改寫劇本中讀到了「一種深處的妖豔」。這並非單單只是法國新極端中顯見的性與暴力的場面，而是「人的風景」[9]。在婁燁此般居於中間性的電影間差（Intervals of Cinema），一方面是位於電影影片內容的間差，呈現男、女主角在愛與傷之間的孤獨妖豔，另一方面則是位於電影外部說故事形式的間差，呈現出婁燁本身游離於第六代導演僅以中國為範圍所展開無論地下還是地上的創作，和他游離於法國新極端主義的美學趣味，總體來說，這是婁燁又一場介於母國與世界、家園（homeland）與荒原（wasteland）之間的電影間差操作。
就如《花》電影末尾婁燁又一改動劇本橋段的重要場合，花與馬修重逢又離開後，在巴黎公車站等著車看似要打道回北京，當公車已停入車道打開門時，攝影機隨著花在站牌下、人群中進退維谷、猶豫不定時，電影懸止在此處成為黑幕。這部電影在此，讓花從中間段落差感最深、最為孤獨的妖豔，移往了一種水平卻最為游移的區間，這是女主角花在電影裡的「故事」（story），這也可以視為婁燁自己對他拍片生涯的一則「電影製作本身的寓言」（allegory of film production）。
* 原文刊於《Fa電影欣賞》第34卷第1-2期，誠蒙作者授權轉載。
注釋：
[1] 根據現行中國《電影管理條例》，「個人違反本條例，擅自提供電影片參加境外電影展、電影節的，五年内不得從事相關電影業務。」《頤和園》因未經過中國官方審核即參與2006年第五十九屆坎城影展，婁燁及該片製作人耐安被廣電總局處分五年內不得拍片。這裡所指的不得從事相關電影業務或是不得拍片，指的是在中國大陸的範圍內，然而婁燁卻仍在2010交出了在南京拍攝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和2011年於巴黎與北京拍攝的《花》。
[2] 該片在籌備階段被選入2008坎城電影節的「工作室計畫」單元，獲得了工作室基金的拍攝資助，從製片到拍攝，均為法國背景。但婁燁的工作人員說，還是有兩天涉及到北京的故事。參考自《時代在線》新聞〈《花》在威尼斯：婁燁的救贖〉。
[3] 就目前查詢的資料來看，《花》僅於2011年第八屆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過幾次，然後直接發行DVD。
[4] 請見《Fa電影欣賞》第34卷第1-2期文章〈世界電影的終結或新開端〉，當中有討論到婁燁此片在學界為何較少論文論及的其他原因。
[5] 原文學作品名稱為《裸》，婁燁原先改編電影時曾訂電影名為《母狗》，後改為《花》。
[6] 見劉捷著。《花》。台北：聯合文學，2012年9月，頁7。
[7] 見《文化中國－中國網》〈性是自然世界無法割捨的一部分〉。
[8] 關於法國新極端，歐陸學界（主要是英國）出版了專著討論此一出現於九○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的電影新浪潮，討論到的電影有德國導演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的《大劊人心》（Funny Games，1997）；法國導演凱薩琳．布蕾雅（Catherine Breillat）的《羅曼史》（Romance，1998）、《殘酷天使》（Fat Girl/A ma s(oe)ur!，2001）；法國導演佛杭蘇瓦．歐容（Francois Ozon）的《失魂家族》（Sitcom，1998）；法國導演李歐．卡霍（Leos Carax）的《寶拉Ｘ》（Pola X，1998）；法國導演布魯諾．杜蒙（Bruno Dumont）的《人性本色》（L’Humanite，1999）；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的《白癡》（The Idiots，1999）、《撒旦的情與慾》、《性愛成癮的女人》；阿根廷裔法國導演加斯帕．諾（Gasper Noe）的《獨自站立》（Seul contre tous，1999）、《不可逆轉》（Irreversible，2002）、《嗑到荼靡》（Enter the Void，2009）、《性本愛》（Love，2015）；法國導演薇兒吉妮．黛芃忒（Virginie Despentes）與珂菈莉．團恩．提（Coralie Trinh Thi）合導的《操我》（Rape Me/Baise-Moi，2000）；巴提斯．薛侯（Patrice Chereau）的《親密關係》（Intimacy，2000）；法國導演貝特朗波尼洛（Bertrand Bonello）《色情大師》（Pornographer，2001）；克萊兒．丹妮絲《此恨綿綿無絕期》（Trouble Every Day，2001），相關專書有：Palmer, Tim (2011). Brutal Intimacy: Analyzing Contemporary French Cinema.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Horeck, Tanya; Kendall, Tina (2011). The New Extremism in Cinema: From France to Europ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9] 同註6，頁6。而在臺北2014年7月谷公館畫廊所舉辦的中國青年藝術家宋琨、韋嘉、齊星聯合展覽上，婁燁加入其中成為展覽策展的一個主題人物而不販賣任何作品，該展覽的主題就是由婁燁訂為「人的風景」（Landscape of 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