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殺無悔》──剝削的制度、個體的絕望

剛好遇上台灣內湖女童被殺案,在看《我殺無悔》的時候多少有些心理投射,彷彿希望從女主角Olga的遭遇,找到殺死「小燈泡」的兇手犯案時的心理狀態。然而,當我查找關於女童被殺案兇手王景玉的身份背景時,卻只有一堆台灣警方對兇手粗疏的推定及傳媒大肆渲染下,諸如「依賴父母接濟」、「吸毒前科」、「精神病患」等標籤,他似乎早已經被定罪了。或者是對號入座,這不正正是電影裡Olga在犯案後的處境嗎?所有人都想要從中挖掘Olga具有精神問題的證明,甚至她的律師亦希望利用「精神分裂」論辯,以求免於一死。但又有誰詰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王景玉、Olga這些人的出現?我們真的能說一句「他/她是瘋子」就算是把問題解決掉?

《我殺無悔》裡Olga的處境可能比王景玉更好,母親是專業的醫生,兄弟姐妹亦頗為關心Olga,更在她出走時無條件接濟。除了小時候受過家暴與入住女童院的經歷,又難以解釋為何對社會仇恨之至。但想深一層,這種單從嫌犯本身的個人與家庭背景的推論不就是我們的盲點嗎?慣性將這社會上出現的邊緣人、罪犯、乃至殺人犯判斷為性格乖戾、反社會人格的怪人加以排斥與強制「治療」,卻忽略背後社會制度及風氣磨滅個人的成長、想像與可能性。正如電影中Olga為自己同性戀傾向而尋求醫生協助,竟然成為他人眼中的「精神病人」而差點被強制「治療」,其中有一幕很深刻,當Olga再次找醫生問道可否幫她找幾個同性戀伴侶時,醫生回答說現有的醫療制度無法幫助她這類的人。對話很短,但有趣的是我們不覺得醫生否定過Olga的同性戀為病態,更不是提出任何關心,導演似乎借此片段描寫制度往往成為壓迫個體的工具。可以想見,醫生在撰寫報告時,不會寫下剛才的對話,卻會把這些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交流化約為專業術語和一個個如lesbian、homosexual等標籤。Olga釋放自己的同性情慾,並不表示真的解放,始終無法融入家庭與社會的規範和框限,注定她悲劇般的人生。

Olga的成長過程中只有壓抑,從未獲得釋放。一開始入住女童院,到搬離原來的家,一個人在外打工賺錢,發現對比家庭的傷害,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無感才是真正殘害生命的根源。導演演繹Olga的人生時,沒有血肉橫飛的暴力,反而是一件又一件看似毫不起眼的小事,搬運車胎力氣不夠被工友訕笑;領取薪水時工友「打尖」;任職司機接載貴婦時遭貨車擋路,以至遭到解僱時圍坐四周的書記、老闆毫無感情的虐待,在在發展為Olga對他人生命的蔑視:既然你們從不關心個人的生死,更不去了解站在你面前的這個人的過去為何,在你們眼中人人都是隨時可以替換的螺絲釘,那為什麼我要對其他人起惻隱之心?社會失去同理心,電影的時空雖然是冷戰時代的共產捷克,導演借古諷今的意圖卻相當明顯,即使冷戰結束而捷克亦不再是共產國家,但舊的社會雖已崩解,新的社會仍沒有愛在其中,正如Olga面對生活的種種壓迫,從來都得不到真正的愛。這不啻是你我他的冷漠,而是社會的共業, Olga的母親從來不探詢她的內心和需要,當無辦法應付她的叛逆時,居然將之送入女童院,教Olga明白所謂父母之愛都是有條件的交易。我給妳家庭,妳就要奉獻妳身為女兒的「愛」。是故Olga母親牽繫她女兒的方法是物質的交換,送生日禮物、提供傢俬、供給零用與曠工的病假紙,最後母親探望判處死刑的Olga時痛哭,究竟是醒悟過去對女兒的傷害?抑或繼續沉溺於怪責女兒誤入歧途的(社會規範下的)好母親角色?

若果回看台灣這宗可怕的殺人案,我相信王景玉絕非生下來就成為殺手犯,那麼社會的冷漠又如何形塑這個人人高呼死刑的「人渣」?當人們見到這些社會上的邊緣人時,對他們只有表示厭惡,定是他自甘墮落的污名化。甚至今次事件竟有人要求連坐法,一併懲罰王景玉的家人,這種抽離社會脈絡,忽視背後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以至強調「非我族類」的權力結構,恰好是《我殺無悔》裡Olga身為社會底層被制度無視,以致借殺人喚起社會對無權者的壓迫卻依舊成為污名下的受害者。早幾年捷克前總統哈維爾逝世,他在其著作《無權力者的權力》中寫道:「專權政治下的人民毋須相信這一切神話。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這樣,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當然我不認為王景玉有意識地要透過這樣極端的手段去喚醒眾人,但或多或少,都是一種「無聲」的反抗,反抗一個無法聽到這群邊緣人聲音的社會。

因此,遇害女童「小燈泡」的父母少有地打破市民大眾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嘗試從制度缺失切入,指出教育制度僵化、家庭輔導系統的失效,正正令社會上一些急需幫助的群體失去應有的援助,然後傳媒卻移花接木,重回處決凶手的劇本上,焦點繼續集中個人行為的錯失。結果好像電影裡Olga在找不到任何支援的情況下,唯有靠攏同為遭社會鄙夷的騙子,不過原來只是處心積慮欲騙走她的汽車;甚至Olga發現與她相愛共渡春宵的女同伴居然已經有了另一半的背叛感,Olga的身份永遠只能是被壓迫的從屬者,訴諸制度卻被制度排斥,逐漸磨滅她希望眾人反省的願望。正如德國電影《我們年輕,我們強大》(Wir sind jung. Wir sind stark.,2014)反映冷戰結束後國家轉型的困境與社會問題下,電影雖以移民與當地社會衝突思考今日敘利亞難民問題,但表現了德國青年如何面對這個備受冷待的社會,他們依舊沒有對制度訴諸改變的空間和機會,絕對的孤獨造成更大的反撲。Olga也好像同陷這個孤獨的漩渦裡,拼命翻身只為喘上一口氣。

後殖民理論家Gayatri Spivak批判主流體制對邊緣者的打壓,但同時關心這批邊緣者如何得以突破從政府到傳媒渲染下的主流,因此強調「制度上有效的行動」(institutionally validated action),在制度內改變針對這些底層社群的歧視與壓榨。諷刺地,Olga不選擇自殺反而駕駛貨車撞死途人某種程度上實踐了Spivak的想法,站在法庭上指斥社會上所有無視她這種人的困境的大眾為「殺人犯」,不願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籤,而是選擇嘗試對現行朽壞不堪的制度(她選擇司法系統)作出最後的反撲,正因為她無法接受這個失去反思能力的社會。令我心寒的是,Olga處環首死刑後,獄卒與警衛一個個走開,無人為此發聲,成為執行制度暴力的共犯。更甚者,Olga一家在她死後,如常生活彷彿一切不曾發生似的。我想她的實踐失敗了。

但導演不把Olga塑造成一個憤世嫉俗的「廢青」,而是不斷反思的獨立女性,她喜歡看書、寫信,在女童院時養成的寫信習慣貫穿整套電影,輟學卻不曾停止對知識的汲取。透過電影刻意以獨白形式將這些信件讀出,逐步揭開她心理狀態的變化,從埋怨埋家庭對她所遭受的傷害視若無睹,到批判社會剝削身為個體的尊嚴。電影畫面上Olga燒書的意象,表達出她不再相信這個曾經帶來心靈慰藉的媒介,文字、知識只不過更加突顯文明社會的偽善,知識權力體制只會將主流價值收編為剝削他人的工具,正如她所說:「人類太過崇高,以致無法譴責自己」。社會只是「無機體」,在經歷家人傷害、女友背叛,生活又無以為繼,人根本無法互相了解,扭曲的並非Olga,而是無視制度之惡的眾人,她成為捷克史上最後一個女死刑犯,更像昭示最後一個發現這個惡之世界的「人」。Olga臨死押送死刑台時的掙扎與哭喊,或許不是因為後悔,而是由始至終的憤怒,所有人仍然以精神病人看待她,在高高在上、目無表情的一眾「權力」眼中,她是失敗品。然後世界繼續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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