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春日清晨的港島，推開窗向外望去，沒有滿眼新綠，所見唯有不遠處的樓房，阻隔了視線。換多兩個窗口，皆是一般情景，驀然驚覺自己早已習慣了這鋼鐵水泥城市的包圍，腦海中回憶起鄭有傑導演的話：「很多人常常掛在嘴邊說，我好想回家。這個回家不是回到一個水泥房子。我們的家是我們呼吸到的空氣，我們看到的山，我們接觸到的海。是環境，是大自然。我們是屬於自然的，而不是擁有它。」
台灣導演鄭有傑和勒嘎．舒米共同編導的電影《太陽的孩子》將於3月24日在香港公映，或許這部電影也會在你心中引起溫柔的觸動。
稻田裡的守望者
電影中，堅守著祖先土地的阿嬤質問前來驅趕的原住民警察：「孩子，你的部落在哪裡？」而隻身在台北打拼的單親媽媽Panay在父親病倒後重回故土，終於認識到「我的家就在這裡。真正需要我的人都在這裡。」
Panay是電影的英文名，也是女主角的名字，在阿美族語裏意思是稻穀。為了守住祖先的土地，Panay帶領部落族人破除重重困難，復育荒廢多年的梯田。在金色的柔光下稻米再次長滿田間，昭示著一種「自然」的希望。這個故事正是源於另一位導演勒嘎．舒米的母親，阿美族原住民舒米．如妮的真實事蹟。2011年，勒嘎．舒米將母親復育梯田的事件拍成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感動了無數的人，其中便有後來與他一起將這個故事轉化成《太陽的孩子》的鄭有傑。
在採訪中，勒嘎．舒米深情地憶起他最鍾愛的一個場景。一位女性站在綠油油的稻田中，夢幻般的場景下看不清楚面容。那位女性正是由他母親所飾演。那一刻，母親似乎成為了稻田裡的守望者，召喚者迷途的遊子，讓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不要忘記自己從哪裡來，不要忘記這片土地。
而對於鄭有傑，最開始觸動他去拍這樣一部片子的是在台灣造成很大影響的「美麗灣渡假村」事件。政府未與村民討論便將杉原海岸變成觀光旅店，這個事件在電影中也有相似呈現。「我當然希望那麼美麗的地方可以保存下來。但是我上街抗議的話也只是一個人而已。」作為電影創作者，鄭有傑最終選擇在螢幕上用心去還原事件背後的人與情。
而今《太陽的孩子》豐收，獲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演員、最佳改編劇本的提名，並奪得最佳電影原創歌曲獎， 二位導演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稻田裡的守望者呢？
捕捉生活本來的面目
「如果純粹只是我一個外地人去拍這個故事，怎麼樣都會很容易變成很侵略式的鏡頭語言。」導演鄭有傑感慨道。跟作為阿美族原住民的勒嘎．舒米的合作消除了他的憂慮。 二人深入原住民部落，將真實的捕捉紀錄與電影藝術相結合，以原始質樸的美感動人。
電影有一半的內容是用紀錄片的方式捕捉下來的。至於演員，除了女主角Panay和聖雄的扮演者，其他都是當地的部落居民，所以鏡頭中才會充滿了原生的力量。「我覺得那個自然的狀態是演不出來的，是要去捕捉的。」鄭有傑的眼中充滿了溫柔與嚮往，「它本來就在那裡。」
電影這種藝術本身也是對生活的一種記錄與再創造，具有普適性的故事在人們心中才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勒嘎．舒米談到，大家電影中看到很多場景之所以覺得似曾相識，是因為這些事情在我們周圍一直在發生著，而這個發生範圍並不僅僅侷限於某個族群。對於他，紀綠片與非紀綠片其實是在做同樣的事情，都是在講同樣的故事。
我們都是「太陽的孩子」
如果尊嚴都可以拿去換錢，土地、自然環境、文化、生活方式，還有什麼不可以？只是這些東西一旦換成錢，就再也換不回來了。「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台灣，相信在香港，在全球都是類似的。」面對這種狀況，鄭有傑認為回歸原住民的傳統精神尤為重要，因為那才是人一開始的樣貌。
不論在哪裡，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選擇了什麼樣的職業，生命力最本真的東西是不應該丟掉的。就像電影中的聖雄，一方面他作為土地仲介在幫助賣掉原住民的土地，但當要復育梯田的時候，當要與開發公司協商的時候，他也竭盡所能。導演認為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好人與壞人，大家只是所站的位置不同，有不同的表現，但都希望未來變得更好。「我們不應該去製造對立，而是應該彼此理念再近一點，朝著需要守護的東西再接近一點點。」
太陽下的孩子絕對不僅僅指的是阿美族部落的原住民，而是行走在陽光下的每一個生命。看過電影後再穿梭在香港的街頭，看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樓，便會想到每棟樓裡成百上千的生命日日奔波忙碌，鬥志昂揚。可是土地在哪裡呢？每個人不過踏著一樣的水泥地面。陽光擠進樓宇之間的縫隙，穿過玻璃照在窗台上時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熱度，城市化洗禮後的人與自然還有多少的聯繫？
「我們現在可以用電影的方式將原住民與自然這種溫柔的相處方式記錄下來，可能過了二十年就沒有了，而且一旦沒有就真的再也回不來了。」鄭有傑的語氣裡帶有一絲無奈。電影裡的Panay和聖雄還可以回到部落，可是高樓裡的人們或許走得太遠，早已喪失了關於土地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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