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劍影下獨特俠女──胡金銓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出現原因(三)

上兩回分析了胡金銓早晚期電影中,女性形象之異同,胡金銓電影之所以出現如此獨特的女性形象,必有當時環境以至他個人的因素,所以,今回將談討胡金銓電影出現獨特女性形象之原因。

一、電檢

胡金銓電影出現這女性形象,電檢或許是一個誘因。六、七十年代的台灣電檢非常嚴格,很多關於性和暴力的內容都不能出現,但是,武俠片在這方面往往挑戰界限,於是1973年成立的「電影自律小組」,落實電影劇本開拍前的審查工作,以防止暴力和色情的曼延[1]。因此,胡金銓為免電檢上的為難,其日後在台灣拍攝的電影,在性方面處理上,明顯較他早期在香港拍的《大醉俠》更為低調。

至於胡金電影的主要海外市場如東南亞,電檢多為嚴格。當時韓國的電檢與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泰國對有關佛教、僧人的片段有很大限制;而新加坡的電檢嚴苛維持至今。基於電檢考慮,胡金銓可能因而避免或有限度處理有關性的題材。

《大醉俠》

二、傳統文化影響

胡金銓是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導演,他對傳統文化、歷史之研究,都有深入的了解,並把有關的知識應用在電影上,形成其獨特的電影風格,其中以男女關係最為明顯。中國傳統藝術中,無論是文學、戲曲等,深入描繪男女關係的作品並不多,更多的是點到即止、或充滿曖昧的男女情感,因此,胡金銓的電影亦有這方面的傾向。

眾藝術中,以戲曲影響最大,胡金銓曾說過,他在中國傳統戲曲學到技巧,運用到電影上的有八種[2],包括人物出場、動作形態、人物臉譜化形態、服飾等裝飾性、簡潔的道白方式、京劇的配樂/音響等[3]。胡對平劇的面譜、敘事的挪用,在他的電影裡十分明顯。中國傳統戲劇的人物講求間離效果,不以牽引觀眾情緒進入劇情為目的,所以胡的電影人物描述不深刻,而且善惡分明、忠奸立判,一出場交代得清楚明白[4],甚至使之變成一個抽象的符號[5]

「生旦淨末醜」等平劇角色形態往往能在胡的電影中找到對應,即是胡電影中人物只有一個外在層面,多半是為了某些目的或功能存在,例如《俠女》內楊慧貞的報仇。此外,他們的形象(包括造形、聲音等)重於內在心理和情緒,當中以徐楓冷峻的眼神最具代表性,即使男性角色,都有這種情況,例如喬宏的高大威猛[6],所以,胡金銓電影中的人物,其性格描寫與刻劃比較簡單,人物不會因劇情發展而有重大的性情變化。

《迎春閣之風波》

人物設定的限制

除了上述原因外,人物設定的限制也導致男女感情戲不多。胡電影中的女角色多以殺人為主之職業女性,本身對愛情興趣不大[7],加上男角色多是書生、和尚或太監,在這樣的人物設定下,難以產生深入的愛情情節,如果刻意加入的話,可能顯得勉強,也不符合人物身份。

除此之外,這樣的人物設定,亦有助於出現女強男弱、女角色剛烈強悍、以及男角色去男性化的現象。一個懂武功的女俠,與一個不懂武功的書生一起行動,女的​​不可能是弱者;而女角色剛烈強悍,更突顯男角色的被動或弱勢,把男角色性格去男性化,有助突出男女角色之形象,甚或彌補人物性格背景刻劃之不足。

 

總結

從以上分析可見,胡金銓電影之女性形象獨特,且在其早晚期電影中有所變化,同時也有貫徹始終的形象,背後亦有深厚之原因,而當中的女性人物對後來的武俠片影響深遠,其中以徐克的武俠片更為明顯,例如《新龍門客棧》的金鑲玉(張曼玉飾),令人想起《迎春閣之風波》中、同時客棧老闆娘的萬人迷;而《龍門飛甲》的布嚕嘟(桂綸鎂飾)令人想起同是異族女子、《忠烈圖》的伍若詩;而有關胡電影中的女俠之討論一直存在,是值得仔細分析和研究。

《忠烈圖》

注釋:

[1] 陳彥君〈從台灣電影政策演變看台灣類型電影的興衰〉,載《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3年3月出版,頁52。

[2] 胡金銓《我在傳統戲曲中所學到的一些技巧》,專題演講,1990年7月29日於台北電影資料館發表。

[3] 陳墨《中國武俠電影史》,風雲時代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9月出版,頁154。

[4] 陳墨《刀光俠影蒙太奇──中國武俠電影論》,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頁367。

[5] 陳墨《中國武俠電影史》,風雲時代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9月出版,頁170。

[6] 焦雄屏<電影儒俠 懷念大師胡金銓>,載《書劍天涯 浮生顯影:大師胡金銓行者的軌跡》,國家電影資料館,1999年出版,第三十四頁。

[7] 劉成漢<作者論和胡金銓>,載《胡金銓的藝術世界》,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出版,第四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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