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諉過於誰的暴力?──《焦點追擊》

編按:《焦點追擊》故事發生於2001年夏天,波士頓環球報的「焦點新聞組」,根據一篇關於對當地神父被指控展開調查。指控指出過往30年間,神父性侵多名兒童。「焦點新聞組」雖然明知調查和報導天主教會後果嚴重,但編輯、記者以及調查員都不遺餘力地追訪。他們訪問了兒時曾被性侵的受害人,並向法院要求解封一些保密的法庭紀錄,發現教會刻意包庇及縱容的神父竟超過70名,情況比想像中更嚴重……

由之前的《頭條殺機》和《封鎖新聞線》到今次的《焦點追擊》,由影像殺人到回歸追蹤走訪的調查報導,沒有目睹殺人放火的「戰地記者」,甚至不去說誰是公義的問題。《焦點追擊》相對平實地將制度的腐敗呈現到觀眾面前,而身處於這個制度漩渦的記者們都無一倖免,表面上是樞機主教包庇轄下的傳教士,檯底下的種種交易卻是整個教廷與社會狼狽為奸,其實制度暴力更使人膽寒。

不過,當記者們挖掘事實,揭櫫制度暴力的時候,可曾想過自己才是最無知的那個人,原來事實早就擺在眼前,正如Robby與Sacha去到波士頓中學採訪學校管理層後,Sacha所說似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發生什麼事,只有我們被蒙在鼓裡一樣。當每個人都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時候,「一個人依賴另一個人」,環環相扣,人人都「自願」做幫兇。記者便只能夠從無數的拼圖中找到對的一塊,將真相呈現,不過此片更進一步,批判了社會不公,也要批判身為記者的盲點,拼圖有時有錯,有缺漏,甚至放走了兇手。片中寫道五年前Robby還在《都市報》做總編輯時,一直有人將這宗醜聞的資料寄到報館,卻石沉大海,明明一早可以揭發的醜聞只因為看漏眼而令凶手逍遙法外。在這裡,電影其實說出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算倒過來,一早揭露了惡行,受害者的聲音能否真正被聽見?制度會否再一次把受害者消音?

後殖民理論家Gayatri Spivak曾經寫過一篇著名文章〈Can the subaltern speak?〉,談及基層民眾能否真正在制度中發聲,這不是說他們利用文字、影像、圖片報導了就代表充權,而是如果整個制度根本欠缺讓基層發言的空間,這些被主流定義的「邊緣人」只會繼續淪為「失語分子」,而無人關心他們的說話。把它代入《焦點追擊》,也是同一道理,報導事實之後,會有人關心嗎?一個個受害者的個案能被視為有效而需要正視的發言行動嗎?

Robby與Mike對報導時機和界線的爭論背後正正隱藏這種想像,前者覺得真正問題是結構性的打壓,寧願放棄眼前的見報機會,放長線釣大魚;後者則集中在出現更多受害者的迫切性,在辦公室咆哮:「It’s time, Robby! It’s time! They knew and they let it happen!」。最後,當然人人知道Robby的決定是正確,這是馬後炮了。不過電影卻想對大家說,報導和時機本身並無對錯,最終報導當然扳倒一批邪惡的神父,但電影尾段,Mike在律師Mitchell Garabedian的辦公室裡見到一對曾被性侵的小孩,似乎暗示調查的幾個月裡,已經有新的受害兒童出現。事實上,《焦點追擊》無意追究策略對錯,反之更重視記者作為知識份子,能否真正為這群「失語」的受害人發聲,借助第四權抵抗權力和體制的收編,令社會不再出現這些令人髮指的暴行。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institution, not the individual priests. Practice and policy; show me the church manipulated the system so that these guys wouldn’t have to face charges, show me they put those same priests back into parishes time and time again. Show me this was systemic, that it came from the top, down.」(編譯:我們需要聚焦在建制上,而不是個別的神父。實踐和政策──我看見教會操控著制度,使這幾個人不需要改變,使我看見,他們把相同的神父一而再放回教區,讓我知道,這是制度性的,從上而下的。)這段總編輯Marty Baron的說話,我視為整部電影的主旨,因為由上而下的壓迫,不單針對鍥而不捨的記者,更包括得知真相,同時希望幫助受性侵兒童的人。從受害人組織SNAP的負責人、曾為教廷工作的心理治療師,以及為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師,電影早段不停借助其他記者和律師的對話來抹黑他們是傻的,毫無誠信的人。然後又一步步透過Spotlight記者的追查「聽見」真實的聲音,原來這群人才是得知真相的人。導演和編劇很花心思地借電影再一次批判了新聞工作者,自己的慣性反而成為發現真相的絆腳石,巧合地與Spivak的理論契合。除了「真正的」發聲,又會不會有反過來成為打壓他人的力量的雙面刃?只選取自己想要選取的部份,甚至令這班底層民眾的想法被扭曲。這種鋪排令我相當驚喜,難怪入圍今年奧斯卡最佳電影和最佳原創劇本。

但大家不要忘記一個伏筆,就是電影到尾都無交代Sacha曾訪問的一個退休神父之後的去向,兩人的對答卻令我印象相當深刻,編劇似乎借這個小片段間接抨擊既得利益者為維持制度內的特權,自我催眠將荒謬的事情合理化。這令我聯想起幾年前的韓國電影《無聲吶喊》,亦改編自兒童性侵犯的真實案件,裡面侵犯小童的院長為了開脫,同樣對揭發者聲稱是教育行為來合理化自己的醜陋暴行。

當權者總為自己打壓人民的行為狡辯,以制度之名行暴力之實,電影嘗試多角度反思。雖然未夠入肉,而且人物描寫較為單薄,角色背景主要靠對白輕輕帶過便算,少了各人在調查背後與家庭關係的掙扎和衝突,是電影美中不足之處。不過,我依然喜歡它能引領觀眾逐步查出真相的臨場感。可惜今年奧斯卡陣容強勁,恐怕都是有緣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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