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一條魚，在人世上，沒有同類。」
也許因為演美人魚的林允有點像舒淇，讓我想起了《刺客聶隱娘》裡聶隱娘和侯孝賢的自喻：「一個人，沒有同類」。而實際上，這也許是周星馳電影裡一貫的潛臺詞，如果我們記得那個消失在城牆下熙熙攘攘人群中的背影，一個人，一個大聖，一隻猴子，「像一條狗一樣」。
二十年前周星馳曾遭遇最詩意的誤讀──北方知識青年們定義他為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這多少也和他散發的這種強烈的孤獨感有關，在他人皆地獄的世界，一個認真地搞笑的演員本身就是一種陌生的抽離。周星馳的表演藝術善於掌握這種抽離，在荒誕與現實之間張弛有度，在喜劇與悲劇之間混淆界限，對於他來說好像是天生的技能。後來大家都知道，這種技能除了天賦才華，也跟周星馳艱辛的童年與學徒時期有關，而直到他成為星爺、奠定簽名式的電影風格之前，他都是一個與香港娛樂圈格格不入的人。
在粵語文化中，「無厘頭」以前就是一個貶義詞，並非為周星馳的電影發明，但確是用來形容那些言行不「正常」、不合時宜的人的──在二十世紀文學中，他們被成為「畸零人」、「局外人」，俗稱「怪咖」。周星馳的電影裡充斥著這樣的角色，除了他自己的演繹，越來越多這種畸零人出現並組成一個個群體，不是偶然也不是單純為了搞笑，儘管自我作賤式的搞笑是畸零人求存的一種方式。他們的存在，既是周星馳對自己畸零出身的一種回饋，也是他對怪咖群體在作為人類存在的極端代表性的意識。
《美人魚》開頭混跡市井屋村的那群「鄙俗」底層人，受困於青螺灣的那群醜人魚，他們都是這種畸零群體，畸零但是相依為命──就像《功夫》裡的豬籠城寨居民甚至《西遊．降魔篇》開頭那個漁村的村民，統一的美學（醜學）風格使他們有極高的辨識度。當這個群體當中的一員置身主流群體的時候，比如說《美人魚》裡的人魚姍姍出現在富豪派對中、八爪魚哥出現在料理店裡的時候，這種格格不入就立刻籠罩上一種哭笑不得的悲劇色彩，一種孤立無援。
真人魚裹著假人魚裙子、尾巴套在過大的鞋子上尷尬地挪動，這就是「孤立無援」四字最恰當的意象呈現，如一個惡夢場景。
巧妙的是，土豪劉軒敏感地感應到了人魚珊的這種孤立無援，多少產生了一種惻隱之心。這種惻隱之心，在翌日遭到禦姐女皇張雨綺諷刺之時，演變成一種同病相憐的戚戚之情，原來，劉軒的貧賤出身人所共知，他也是一個孤立無援的畸零人，所以他才會不時高歌「無敵是最寂寞」──我這裡寫的是此歌致敬的原詞：江羽作詞、鄭少秋演唱的《一劍鎮神州》（王晶的電視劇處女作）插曲，孤膽俠客的形象是七十年代武打片的簽名式，周星馳的少年時代當然深受影響。
一個是土豪中的賤坯，一個是人魚中唯一割開了尾巴冒充人類謀生的Cheap Style少女，兩個族類當中的異數於是惺惺相惜而相戀。但是「美人魚」的戀愛故事自古以來都是注定的悲劇，王子換了土豪就會有好結局嗎？周星馳一廂情願地把自己一人分飾兩角以圖拼接一個團圓結局，聽起來簡直像柏拉圖《會飲篇》裡戲劇家阿里斯托芬所講的半邊人尋找另半邊人的故事那麼浪漫，但真相也許就像警員描畫的半人半魚一樣，永遠都那麼尷尬。
「你我大家一經分割之後，只是一半而已，正好像一條平扁的魚兒，也好像是半邊的人（有缺陷的人），時時在那尋找的另一半。」──《會飲篇》如是說，原來我們所有人都是尷尬的畸零人。尷尬是人類存在的常態，這是卡夫卡的惡夢小說時時展現給我們看的，而熟悉周星馳電影的人都會知道，他最擅長炮製尷尬的笑料，荒誕的是他常常在尷尬中長袖善舞、如魚得水，以至於觀眾忘記了他的尷尬，這就是他的高超藝術。大量觀眾對周星馳電影的共鳴，潛意識裡也存在著對尷尬的共鳴，畢竟我們都遭遇過在世的尷尬。
在《美人魚》中，凝聚著這種尷尬美學而又極具香港刺點的，是畸零人魚族賴以同舟共濟的那艘破船──裡面閃爍著八九十年代香港特有的霓虹招牌、散落著鄭少秋的黑膠唱片，這一切在內地觀眾眼中也許只是一笑，香港觀眾卻會為這些特有的符號而五味交集。因為如今的香港有點像那艘穿了大窟窿的鏽船，老百姓仍然同舟共濟但不知道何時沉沒，指望官商權貴自發慈悲放過人民更是毫無可能。
而某些當下的香港人，在廣義的中國人當中也是難以尋找同類的不合時宜者，不少在盛世當中信奉發展至上主義的同胞們，理解不了香港人為什麼有錢不賺、有大款而不傍，卻去追求那些貌似不能當飯吃的理想──但是周星馳不是感概過嗎，「做人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呀？」當然，香港現在也有的是鹹魚冒充的人魚，就像開場戲山寨博物館裡那條。
我不敢說周星馳和他的編輯團隊真的這麼有心，編織了這個五味雜陳的香港隱喻，也許香港上空的聲納早已震撼每一個香港創作人的耳膜，每一個人也就渴望尋找族群的相濡以沫，即使這個族群的天空已經被狠狠地收窄著。這樣一個人魚童話漸漸露出它的暗黑底色……大家都只記住了廢船中的困獸鬥，周星馳安排的大團圓結局，顯得那麼沒有說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