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儘管難以刷新票房奇蹟，《十年》掀起的觀影潮和引發的討論，比想像中激烈，甚至應該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有人說這可能是一波新浪潮的開始或先聲，觀影時我卻以為在看「鮮浪潮」。
「鮮浪潮」這個由藝發局主辦的短片比賽，去年十二月在百老匯電影中心舉行放映，剛剛也滿十歲。《十年》的台前幕後有不少都參與過鮮浪潮比賽，例如〈方言〉導演歐文傑 （第二屆，憑〈聖誕禮物〉獲公開組最佳電影） ，〈冬蟬〉導演黃飛鵬（第九屆，以〈寂靜無光的地方〉參賽），〈自焚者〉導演周冠威（第六屆，以〈白色小孩〉參賽），演員吳肇軒（第十屆，〈若男〉及〈從缺〉）和游學修（第十屆，〈安琪兒〉），及其他崗位的工作人員。
《本地蛋》
除了同為短片性質和部份工作人員曾經參賽，《十年》讓我以為在看鮮浪潮的另一原因，是質素參差。在比賽中，參賽者能力和經驗不一，作品有高有低（甚至趨向兩極），十分常見。每年入場觀看鮮浪潮均需要一定勇氣（和運氣），在影後談更要沉住氣──當然，遇上好作品時要好好打氣。說回《十年》，我比較滿意的是〈本地蛋〉，主題集中，呈現了蛋的象徵聯繫：一方面是生命的誕生和農業代表的生存之本，另一方面是擲雞蛋的破壞行為。「小紅衛兵」向售賣禁書的書店擲雞蛋的同時，辦館老闆兒子卻默默保護雞蛋（內斂的演繹方式非常配合），反映了教育既可達到「意識形態從娃娃抓起」的目的，也可培養良心和獨立思考，抗衡不公義。小孩在收藏「禁書」的房子津津有味地閱讀，提醒觀眾要相信文化的力量。
〈浮瓜〉的場景安排富有心思，從社區會堂的上層到地下以至舞台下的地下室，象徵權力由上而下的施行，呼應由高層指揮的亡命之徒終難逃一死。屬於「面子」的瓊梓掛Banner搞宣傳，看似自主，卻也是「裡子」高層的傀儡與棋子。傳媒成為政權幫兇，掩藏真相，「行兇者」的生前死後均被操縱。黑白攝影呼應了黑色電影的題材與荒謬，若能多強調反差和陰影將有更加效果。
《浮瓜》
初看〈冬蟬〉覺得只是學生比賽中的（又）一部實驗作品，但後來覺得頗有詩意，放進《十年》也別樹一格。《十年》的其餘作品均有大量明顯的社會指涉，或引用，或戲仿（真愛聯），故事也實際發生於一些可識別的香港地方──不論是只取典型或能是指名道姓──如社區會堂、大學、街市、公共屋邨、的士、領事館、遊輪碼頭，觀眾能較主動或較容易去理解（及被引導）編導所指為何。唯獨〈冬蟬〉卻刻意避開本地觀眾熟悉的符號和場景（沒有利東街，沒有市建局），並通過不和諧的音樂和蒙太奇帶領觀眾進入較為自足的電影世界。主角以製作標本保存逝去的事物，最後以此方法保留（或放棄）自己，故事魔幻，調子灰暗，與表現手法配合。如果改為第三部放映，相信可更加突出魔幻的感覺。也因著與其他相對直接的四部非常不同，〈冬蟬〉如其他實驗作品一樣，普遍獲得觀眾「看不明白」的評價，則是預料之中。
〈方言〉則是不太滿意的作品。無疑，直接的對白容易製造共鳴，引發觀眾笑聲，但影片選取的材料和對白均雕琢不足，很多笑料也聽慣聽熟（貝克漢姆），有炒冷飯之嫌。「XX眾生相」或「XX的一天」的劇本其實並不易寫，沒有堅守一個重心的話容易流於片面，東拼西揍。與其表面地處理和開展多個小節，倒不如集中火力刻劃其一。在鮮浪潮（及其他比賽和畢業展）中，我比較喜歡的作品通常都不是題材上（顯出導演）野心勃勃的那種──細節經不起考驗或未有重視片長限制的情況屢見不鮮──反而偏向小品，例如本屆的〈安琪兒〉（陳上城導，獲公開組最佳創意）和〈後來怎麼了〉（羅倩欣導，獲公開組最佳電影），角色塑造和感情表現俱佳，極具韻味。
《自焚者》
〈自焚者〉引起最大回響，我看的時候心情最為複雜。電影結合偽紀錄片和劇情片（mocku-drama？），紀錄片的部份我嫌太肉麻太露──尤其是禁書出版人（李怡？）和公民組織領袖（陳惜姿？）──但無論他們的說話是情感濃烈還是客觀抽離，機位固定的紀錄片式訪問與較為動態的抗爭劇情部份形成對比，並一同豐富了所謂反建制一方的聲音。結局解答了電影的那條懸疑線，出人意表，一步一腳印，沒說一句對白的角色，無聲勝有聲，十分震撼，表達了評論界或社運界（或不同的抗爭路線）領袖以外的聲音──那些沒有沾上鎂光燈的無名「群眾」，一點也不微小。我心情矛盾，一方面認為〈自焚者〉的表達技巧不是我那杯茶，但另一方面影像的衝擊和呈現的壓抑讓我印象深刻，因此我認為觀眾即使未必喜歡，也應該重視本片。它是香港罕有自覺地倡議觀眾參與政治運動的劇情片，直接、大膽、反建制，引發官方或親建制媒體如《環球時報》的批評，反而助影片一臂之力達到目的。
談《十年》的時候，影評人、Blogger和網民多談電影的內容及帶給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少談電影的藝術手法──除了說「〈冬蟬〉好深好難理解」。本片觀眾重視共鳴多於藝術形式，可謂無可厚非；或者說，這更加是本片最重要的意義所在。電影院當然可以是讓大眾高高興興投入虛幻世界，（暫時）忘記現實社會紛爭的地方，但不代表公民意識日強的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會抗拒在銀幕看到政治或寫實的東西；他們更在意的，是那些宣稱寫實的作品能否更真切地反映他們的心聲，還是只是以賣弄一些表面的「香港情懷」作噱頭的商業電影。主流傳媒把複雜的議題簡化處理，將不同派別及理念的「反對聲音」打成鐵板一塊的「示威者」，未能使年輕一代滿意。歷屆鮮浪潮作品均有不少社會題材，與《十年》一樣反映新一代人眼中的香港社會，絕不離地。就以涉及示威或社運的影片為例，黃進的〈三月六日〉（第六屆）、姚仲匡的〈自主時代〉（第十屆）和《十年》的〈自焚者〉均呈現出所謂「反對派」當中的多元複雜和矛盾，不能輕言被「示威者」一詞高度概括和代表。以影像書寫和反映香港當下這一代的聲音，甚至呼籲行動（為時已晚／為時未晚），是這一批影片的重要價值。
《冬蟬》
《十年》另一個引起討論和共鳴的地方，是它從發行放映開始，已經成為一件文化事件：在香港亞洲電影節首映，在電影中心有限度放映和落畫，本地傳媒報導，市民搶購戲票，《環球時報》批評，獨立經營的馬鞍山戲院加場放映，外國傳媒報導，積極參與社運的學聯組織大專巡迴放映，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觀眾在戲院內外和新舊媒體，聯繫電影以外的新聞事件（銅鑼灣書店、周子瑜、台灣大選、BNO），共同經歷、參與和塑造這一文化大事，令圍繞本片的討論不易消散。
在「戲裡」，無論是意念還是技巧，《十年》都不無沙石，把《十年》想像成一波新浪潮的到來可能是一廂情願（如果我們認為「新浪潮」要求藝術上的創新）；但在「戲外」，《十年》的文化及時代意義不容忽視。去年關信輝的《五個小孩的校長》和黃修平的《哪一天我們會飛》所引起的討論傾向觀者的個人經歷和少年時代的情感，《十年》則轉向政治範疇，批判當下，詰問未來，與鮮浪潮的作品一樣，在極度市場主導的香港影壇留下這一代的印記。在這個意義上，《十年》仍是重要的香港作品──不管我們使不使用「後雨傘電影」去標籤它。
註：不少鮮浪潮的參加者都有繼續拍攝關於香港社會的電影，包括在現正舉行的香港獨立電影節之「香港雨傘運動特輯」環節，便有《亂世備忘》（陳梓桓導，第九屆，憑〈作為雨水：表象及意志〉獲公開組最佳創意〉）和《未竟之路》（黃頌朗合導，第十屆，以〈對偶〉參賽），與《十年》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