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柱、張震、余為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廿五周年大師班

楊德昌的第五部導演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下稱《牯嶺街》）早就被視為台灣新浪潮電影的經典。拍攝《牯嶺街》時，楊導從美國回台已近十年，已經拍下了三部長片，亦憑《恐怖份子》得過金馬獎最佳劇情片。1989年成立了楊德昌電影公司，接下來的第一部作品就是1991年的《牯嶺街》──電影改編自真實的少年殺人事件，片長近3小時57分鐘，在上映後引起了廣泛討論，當年在金馬獎除了再次為楊導奪得最佳劇情片，也創下了張國柱、張震父子同時入圍最佳男主角的紀錄。轉眼間楊德昌逝世也有九年了，而今年正好是《牯嶺街》25周年，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學院舉辦了大師班，請來張國柱、張震和製片余為彥，同台分享拍攝現場的回憶、與楊導相處的點滴，還有多年來從事電影工作的心得。

余為彥：《牯嶺街》的大災難

戴著鴨舌帽的余為彥，說話不疾不除，很會講故事。他最早跟楊德昌合作是在1981年。當時他和朋友看見香港的新浪潮開始，就決定要起革命，開拍一部用1:1.33標準螢幕的電影。余的哥哥余為政在美國跟楊德昌是好友，余為彥在美國第一次見楊德昌就是由哥哥介紹，印象就是一個笑瞇瞇的高個子，聊天時講話結結巴巴，反而英文講得很順。楊德昌當時就告訴他，想要「拍一部電影，有個女人在沙灘上，吹著風，也不知老公在哪裡」，這就是後來的《海灘的一天》。余為政拉了楊回來當編劇，余為彥、楊德昌加上徐克、王俠軍等，「一堆莫名其妙的人湊在一起，還要拍1905年，完全是發瘋的」──結果卻真的完成了這部《1905年的冬天》。在那之後，余為彥主要從事製片跟美術的工作，一直到1988年他有機會導演自己的作品《童黨萬歲》，這部電影不但得到金馬獎最佳電影提名，也讓楊德昌喜歡得不得了，成為兩人開始合作《牯嶺街》的契機。

余為彥口中的《牯嶺街》，是一個「非常大的災難」。電影最初是有公司願意投資的，結果劇本寫好，余一看就知道拍出來會是一齣四小時的戲，必須去請投資方增加預算，卻碰上了台灣的第一次金融風暴，結果是在「一毛錢都沒有的情況下」堅持下去。為什麼他當時就那麼肯定《牯嶺街》是重要的電影？余為彥坦言是因為他在小太保文化中感覺到一種熱情、熱力，也感覺到全世界的共同語言。「六十年代美國也是滿街幫派，那其實是世界性的現象，不是台灣獨有的；就連中國大陸整個文革也是幫派文化，那些人十二三歲，武鬥時全部拿出機關槍來打，如果能夠拍到那個幫派，我覺得太棒了。」

因為他和楊德昌都堅信《牯嶺街》將會很精彩，所以他們還是開拍了，擔當製片的余為彥一毛錢也沒有；找不到人擔任美術指導，結果也是自己來，於是又可以再省一點錢。可是《牯嶺街》的時代背景是六十年代，拍攝卻是相隔二十多年的八十年代末，因此找場景、道具都是一大難題。「那時候帶著一群學生，他們總是問我怎知道具在哪裡？我以前看很多武俠，常想起一句話，『走遍千山萬水，其實最高的武藝就在你腳底下』，於是就跟美工團隊講，道具不在很遠，道具就在你旁邊。人家說你精神病嗎，這是八十年代要拍六十年代的東西，我這句話卻『一語成讖』。」第一個決定的場景在九份的金瓜石，一座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築，團隊就到處找傢俱，有借來的，有闖空門找到，也有就擱在某處的，他們每天找，結果找來的傢俱都足夠放滿五個家。

余為彥還說了一個關於「煤球爐」的故事。楊導是個非常仔細的人，在金瓜石時想要一個放兩個煤球的爐在場景裡，本來跟中影借的，拿過來時才發現那是放在外面燒蕃薯的爐，不是家裡面用那種，導演於是氣炸了。「我記得他那天脾氣很大，一見他發脾氣我通常就開支票：你現在回家，明天你回來煤球爐就會有了。」結果他帶著場務，一直到太陽下山也找不到，這時有人告訴他九份山下有一家是專門做煤球爐的，沒有地址，他就挨家挨戶問，很快問到了，可是老闆娘卻說早就沒做了，於是連最後一絲希望也沒有了。這時老闆在店後面叫余為彥他們上去一下，上面是堆滿土和雜草的小平台，他指指土堆，說那裡可能有。余為彥他們就二話不說開始挖，結果挖出來果然是對的煤球爐，還有蜈蚣爬出來。「真的，道具就在你身邊，這個魔咒很厲害。」余為彥每次重覆他的無敵咒語，台下都笑成一片。

張震：我很怕楊導

關於楊導的脾氣，當年只有十來歲的張震也印象深刻，記得他會在拍攝現場摔對講機，會大聲罵人，雖然知道都是對事不對人，還是覺得很可怕。他在拍畢《牯嶺街》後有兩三個暑假都回到電影公司打工，做買便當、掃地之類的打雜工作，「那時楊導的辦公室在二樓，我都不願意上去，因為他脾氣很大，又會要人做奇怪的事，比如說他看到新聞說計程車司機打架，會叫下面的人『你現在打電話去市政府，叫他罵他們一頓』，哈哈。」他說因為小時候很怕楊德昌導演，以致他現在面對很多導演都非常畏懼，會很有距離感；但另一方面，張震認為楊導的觀點非常準確，而只要跟得上他的邏輯，演他的電影就相對容易。以前其中一個方法是平常多觀察他，特別是他辦公室裡的黑板，畫功了得的楊導會在上面畫出每一個人物的造型，透過那些人物的穿著、髮型、姿態，可以一步一步貼近楊導的想法。張國柱也說楊導非常非常嚴格，自言曾因口條不好被楊德昌臭罵了一頓。張震補充，「拍楊導的電影是，逗號句號驚歎號都不可以改，中間不可以自己改任何一個字，不可以自己斷句，演繹要跟劇本一模一樣。」從煤球爐到標點符號，足見楊導對於作品中每一個細節的極端執著。

張國柱和張震父子如今都對電影事業抱有熱情，可是二人入行都是無心插柳。余為彥在和楊德昌籌備《牯嶺街》時介紹他認識張氏父子，楊導馬上就把小四的角色定了下來，於是年僅十三歲的張震成為了這部重要電影的主角。他自言在拍攝前對於電影工作很反感，「因為我父親是演員，看見他在家裡拿著劇本唸台詞，就會覺得那些人怪怪的。但拍完《牯嶺街》就覺得拍電影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因為電影是有很多不同的專業人材，大家同心協力的去做一件事情，在拍攝現場會感受到一種向心力，我非常享受。」

張國柱︰好演員不應滿足

至於張國柱，本來是唸體育的，有天在操場跑步時剛好被美術系同學拉去拍廣告，從此與演員這個行業結下了緣份。「這輩子沒想到要當演員，根本不是我的志向，我也不會演戲，但命運就是這樣，突然把你拉到這塊來，然後就一直做， 但是我愈來愈喜歡，將來也會一直延續下去，一直到你們看不到我的時候。」分享時他突然說給現在的張震打59、60分，大家都驚訝他這麼嚴厲，打的分數這麼低，可是他隨後說他只給自己打45分，又解釋「因為好演員的空間是無限大的，從來不會滿足，這個東西要一直淬練自己到最後。」張震形容父親是「真・學霸」，以前甚至會替他準備國外電影的翻譯，讓他看DVD學英文。同樣身為演員的兩父子，平常也是互相砥勵，會留意對方如何預備角色並從中學習。

這次與同學們交流，嘉賓感受到同學對電影的熱情之餘也給了一點建言。張國柱以《牯嶺街》拍攝時前來探班的李安為例，那時李還未拍戲，還在紐約，「一直沒有施展的平台，一直壓抑著，但他早已準備好。」張國柱反問同學們「are you ready？你若想有更大的能量，就要準備好。」余為彥說他少時非常傲慢，覺得那時的電影他用腳也比他們拍得好，所以就拍了《1905的冬天》，可是拍完沒有地方放映，因為電影院沒有那種規格，「所以要革命還是得搞清楚狀況，傲慢是沒用的，還是有許多現實要考慮。」他以自己從《牯嶺街》一直到《一一》的製片經驗勸勉大家，說他二十年來拍的電影都沒有錢，「我只會拍沒錢的電影，其實拍電影真的跟錢不太有關，有好多例子可以證明，它最後的成績跟 budget 一點關係都沒有，當導演不要想錢的問題。」

「在電影裡『相信』很重要，尤其在你沒錢的時候。只要覺得不怕下地獄，上天堂就很快了。」

左起：葉月瑜教授、張震、張國柱、余為彥、陳學人

* 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