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中流放──談桑堤艾格曼

桑堤艾格曼(Chantal Akerman)是私人珍藏級別的電影作者。她1950年生於比利時,父母是1930年代由波蘭移民過來的猶太人,於二戰期間飽受流離驅逐之苦。她從未接受過完整正規的電影教育,十七歲中學肄業,進入比利時表演藝術和廣播學院(INSAS)學習,但三個月之後就退學去拍攝自己的電影。她曾直言,十五歲時看高達的《狂人皮埃洛》是電影啟蒙,法國新浪潮對她的影響,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也是言而易見的。她提到過深受影響的電影導演還包括伊利盧馬、法斯賓達等。在1968至2015 總共四十七年的創作生涯之中,她嘗試過藝術和商業領域的多種電影類型,實驗、紀錄片之餘,甚至還包括喜劇和歌舞。

固然,談到桑堤艾格曼的電影,「女性」、「性別」、「獨立」等詞語會率先跳出,但她的創作力是破壞式的。但凡她的電影碰觸到的概念,會如被施加魔法,主流的一面煙消雲散,另類、反思的那一面強而有力地彰顯出來。1968年,艾格曼完成首部短片《毀掉我城》(Saute ma villeBlow Up My Town)。在這部自資、自導、自演的作品中,她在簡陋小公寓裡做著日常瑣事:洗碗、抱貓、吃蘋果、擦鞋、用膠帶封上窗隙。這些日常又會被雜亂無章地處理:她把櫥櫃之中所有東西扔在地上,然後澆上一桶肥皂水,開始混亂地清理,彷彿日常時間被潑在地上,線性消失了。她也在鏡子前面自娛,注視自己,拍打自己的臉龐,最後,炸毀這個房間。《毀掉我城》奠定了她的創作主題:爆破「家」和「我」的過程。這裡的「家」往往是女子的家/棲身之所,而這裡的「我」,既指身體和性,也指身份和文化。

《家鄉的消息》

2015年,桑堤艾格曼完成《No Home Movie》,於瑞士盧卡諾電影節放映之後,獲得兩極評論。10月5日,她被發現死於巴黎家中,有媒體稱是自殺。《No Home Movie》成為她的遺作。這是一部批評者抨擊說是簡陋粗糙而讚美者捧為深刻有力的紀錄片作品,由她拍攝母親的一百多個小時日常生活的片段剪輯而成。有些片段是架設小型家庭錄像機拍攝,有些片段則只使用藍莓手機。她與母親使用Skype聊天的那一段中,觀眾看到的是一部蘋果電腦,母親的視頻影像並不清晰,而桑堤艾格曼和她的攝錄機則在屏幕的反光之中出現,她們兩人閒話家常提到「為什麼拍這些」、「距離」等。這些拍攝完成之後沒有多久,母親便去世了。電影標題「No Home」暗示桑堤艾格曼的絕望。母親,是她創作永恆的母題,既是「家」,也是「我」來自的地方。從這一母題延伸開去,我們於是在桑堤艾格曼的作品之中看到公寓之中的女人、家庭主婦、性別和性、無家可歸者等往往被主流銀幕忽視的對象。

在艾格曼的創作之中,「房間」是反覆出現的。重複本身,也是艾格曼作者電影的特色之一。1975年,桑堤艾格曼完成《Jeanne Dielman》,這是她真正意義上的成名作。影片拍攝一位主婦三天的生活。一如既往靜止不動的鏡頭在時間的延續之中積累爆炸式的力量。第一天的日常對觀眾而言只是普通一天,沉悶無聊,當第二天、第三天以類似的節奏推進,持續觀看的意義顯現,一個家庭主婦日常的悲哀、壓抑、絕望,對女性身份本身的質疑,會如悶拳出擊,打中性別問題的心臟。《Jeanne Dielman》將鏡頭對準家庭日常,並非艾格曼的首度嘗試,早在她的第二部短片《L’enfant aimé ou Je joue à être une femme mariée》中,她就使用長鏡頭拍攝了一個女人的日常35分鐘,然而《Jeanne Dielman》是艾格曼在形式與美學上最完滿的一次創作。1963年,安迪華荷在《睡眠》之中一鏡到底拍攝密友五小時二十分鐘的睡眠,這對艾格曼而言是創作形式上的觸發。加拿大導演Michael Snow在《La Region Centrale》之中以三小時拍攝山岩,則給了桑堤艾格曼美學上的深深震撼。七十年代與桑堤艾格曼合作無間的攝影Babette Mangolte曾回憶道,她與艾格曼曾連續反覆觀看這部電影四次,認為這是她們看過最美的電影。漫長的凝視,在《Jeanne Dielman》中被艾格曼賦以非凡力量。影片絕大多數鏡頭停留在Jeanne家中,只有極小部份的鏡頭隨她走出街道之外。Jeanne在一個個功能不同的房間之中做事:起居室裡照顧嬰兒,廚房之中擦兒子的鞋子,臥室的床上和男人做愛。房間,或者說「家」,是她生活的幾乎全部,是安全日常模式之所在,也是性別身份沈重的枷鎖。Jeanne第二天的生活之中出現了一段來自隔壁主婦的敘述(這個敘述者其實是桑堤艾格曼本人,只是她並未出鏡),說自己出門買肉時猶豫不決,「今天應該買什麼肉給丈夫吃呢?」這深深苦悶,正是生活意義不在場的虛空。 一個家庭主婦的日常從來沒有如此這般在電影史上獲得挖開性別本質的力量。

《蒙特利旅館》

1972年,桑堤艾格曼在《睡房》(La Chambre)和《蒙特利旅館》(Hotel Monterey)中分別呈現兩種空間。《睡房》將鏡頭置於一個女子的睡房內,三百六十度靜靜旋轉,於中途又掉頭旋轉一次。凌亂的家私和靜物陳設之中,一位年輕女子在床上,唯一的事件是她吃著一個蘋果。情節和內容在此並不承載意義,和其他艾格曼的電影作品一樣,唯有觀眾親身參與到影像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去,才能明白艾格曼到底拍攝出了什麼。她的鏡頭圈定了一個重複的時間和封閉的空間,讓妳覺得動彈不得,或許唯有「炸毀我城」才是個可能的解脫。不同於睡房的私人空間,《蒙特利旅館》是艾格曼初到美國的短暫住處。這間並不是「家」的高級酒店在她一如既往的定鏡之下呈現出疏離和壓抑,酒店的電梯、走廊將視線延展開去,直至看到所有的高樓建築。看似鏡頭對建築物的紀錄,反過來成為紀錄者本身狀態的成影,那種與美國空間格格不入的距離感,也正是艾格曼對性別、身份、文化的定位。

艾格曼向來不願將自己的創作歸類,無論是說她的歐洲傳統,還是美國獨立電影氣質,又或強調她是表現女性問題的女性導演。她的「我」居無定所。她父母曾經營皮具店,家境不錯,後因戰爭連生計都成難。為謀生,艾格曼甚至做過色情電影院的收銀員。這些經歷使得她可以遊蕩在中產和底層之間。《我冷我餓》之中兩個女子無家可歸。她們出入咖啡館,到餐廳唱歌,然後跟陌生男人回家。這樣的一天可以說是中產和流浪的混成。藝術上,她被譽為歐洲最重要的當代導演之一,卻並無門派;地域上,她更傾向說自己是比利時導演,儘管大部分時間她旅居歐美;文化上,她對與生俱來的猶太身份與文化有漫長的思考過程,也並未因這種質疑而擁抱歐洲或者美國。想單純地定義她為獨立導演都是困難的,因為在她九十年代已降的創作之中,不乏商業嘗試,比如2004年的喜劇《Demain on déménage》(Tomorrow We Move)。這種無所從屬的特性在面對「家」這一主題時,也搖晃在屬於和抽離的矛盾之間。鏡頭持續對家的關注,鏡頭之外卻是對家的分析和拆解。

艾格曼的「我」是流放的,無從定屬。觀看她的電影,無須刻意追究形而下的細節,時間和空間被賦予獨特形態,形而上的震撼令人難忘。

《我你他她》

* 鳴謝香港獨立電影節提供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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