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去年臺灣太陽花運動之後，臺灣紀錄片導演協會依靠公眾捐款，製作了一部《太陽不遠》（2015）；香港的雨傘運動的紀錄片除了今年初獨立影展放映的短片外，長片也有郭達俊和江瓊珠用兩年時間完成的《幾乎是，革命》（2015）。影像作爲記錄的媒質可以有效地帶我們重回事件現場，一般來說能夠呈現事件不同方面的影片，才能激勵觀眾更多的反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因爲這兩個運動都還未真正完結，我們應該鼓勵所有正在拍攝的人。其實在近年的運動之前，香港就一直有各種各樣的抗爭──從反對拆皇后碼頭到反對建設高鐵──持續不斷。而像影行者這樣的團隊，更是自覺地用影像記錄大小抗爭的模範：這些「用影像修行的人」不僅堅定地站在弱勢群體和個人一邊，還本著最積極的社區服務精神，為不能在主流媒體上發聲的人有自己表達的途徑。在眾多香港人走上街頭之前，抗爭就已經是他們的日常，街頭就已經是他們的場所了。啓發他們創作的靈感之一，也是小川紳介團隊的紀錄片和他們的放映形式。
北井一夫照片中的農婦
理想主義的困惑
由於香港電影節上《活在三里塚》的票售空，影行者成員維怡和我雖未相約，同看了加映場，驚喜的是居然有40分鐘的導演映後問答。對我們來說，這部電影中最鮮活的，仍舊是取自小川電影中的抗暴影像，無法否認那些畫面中能量依然強大。導演之一的代島治彥，告訴觀眾已故導演大津幸四郎在和小川合作《三里塚之夏》（1968）後的分道，是基於兩個人思考和關注的點不同。大津後來和紀錄片大導演土本典昭合作，拍攝了著名的《水俁》系列，共十六部圍繞日本九州島Chisso公司所引起的汞中毒事件的紀錄片。代島說，小川和土本兩位導演之間的差別，好像美國的麥克摩爾和懷斯曼，這個比喻真是不恰當，因爲事實上，兩位日本導演都在關注戰後高速工業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以及人與環境的關係。
土本典昭的創作歷程，和小川有相似之處。《水俁》系列表現因工廠流出的廢水含有水銀，被魚貝類所吃，使附近居民中毒得了水俁病；工廠不但推卸責任，還收兇打壓向政府控告者。後來一千多位居民和攝製組成員每人買了一股公司股份，以參加股東大會抗爭，結果雙方發生激烈爭執，成為影片高潮。土本攝製組跟隨記錄了29戶受害者家庭，導演不只把病人看成受害者，而用更多地聚焦他們病中的日常，這些在《水俁—患者和他們的世界》（1971）、《醫學上的水俁病三部曲》（1974-75）和《不知火海》（1975）等影片中都有所呈現。土本前期作品主要表現受害與抗爭，中期作品中大家開始了解病情，後期的則顯示出巨大破壞之後，自然和人仍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回復和諧。Chisso公司由一開始強硬蠻橫，到後來承認錯誤、開始向部分居民賠償。土本也在紀錄片中承認，公司產生污染這數十年來，也給這個地方提供了最主要的經濟命脈。
團結小屋附近的牌子
土本團隊和小川團隊，都是日本戰後理想主義的存在，通過免費放映普及理念，得到不少日本知識分子的支持和民間捐款，拍攝期間，拍攝者和被拍攝者都漸漸讓抗命走進自己的靈魂。在拍攝三里塚抗爭系列之後，八十年代小川的兩部重要作品──《日本國古屋敷村》（1982）和《牧野村千年物語》（1986），都以悠緩的、大跨度的拍攝時間，深入關注漸漸消失的農業。劇組爲拍攝水稻生長，先觀察一年，然後試驗種田，第三年成功收割之後，第四年才完成電影。農閑時，劇組遍訪村落老人，讓他們講述流傳了上百年的故事。到拍攝《牧野村》時，村民已經主動參加拍攝，甚至自發搬演祖上的傳說。當影片結束時，他們排成一長隊從攝影機下走過，露出幸福的笑臉。鏡頭逐漸拉遠時，我們看到原來他們是排成一圈，繞著鏡頭走過。這可能就是小川所說的，「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吧。
同樣有著社會主義理想的荷蘭紀錄片大師尤里斯．伊文思，曾經專程到日本訪問小川，聽他講解拍攝的狀況。在他去世之後，美國著名紀錄片人芭芭拉．漢默（Barbara Hammer）聽人描述了小川團隊的工作方式之後，去日本拍攝了曾經與他一起工作的人。在這部叫做《奉獻》（Devotion，2000）的紀錄片中，很多前團隊成員都表達出小川去世、理想破滅之後的失望，懷疑年輕時候24小時在一起工作、生活，在一個不尋常烏托邦裏面無償「奉獻」了自己的青春歲月是否值得。漢默後來遇到和小川工作過的彭小蓮，聽到她完全不同於日本工作人員的理解，有些後悔片子裏面一面倒的說法。彭小蓮後來也把她自己的思考延伸，歸結成一本《理想主義的困惑》。作爲紀錄片的《奉獻》雖然較爲單向，但的確給小川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層面，也讓我們窺視到小川後期的困境。他生前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所以在去世前仍舊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導演聯絡，試圖給他們提供經濟幫助，然而他自己死後卻留下一百萬的債務。
農田上空巨大的飛機
大津幸四郎的《活在三里塚》（2014）
大津解釋給比他小24歲的代島治彥，1968年拍攝《三里塚之夏》時，因拍攝中未能關注到群體中的「人」，而遺憾多年。2012年他重訪舊地，終於在有生之年完成一部他心目中關於「人」的電影；而53歲代島，說他本人希望通過《活在三里塚》，把大家從小川影像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個說法值得思考。沒有抗爭、原本就把三里塚抗爭看成暴力事件的人，覺得他倆的努力沒有必要；而為抗爭付出沉重代價的當事者，大多不想重揭多年前的傷疤。這也是人生的悖論：我們抗爭是爲了追求自由，但有時抗爭帶來的傷痕會變成桎梏，於是我們需要遺忘來獲得精神的解放。影片中還在抗爭的人，住在機場附近團結小屋的山崎宏也好，定期向大家彙報三里塚現狀的柳川秀夫也好，都清晰地表達了同一種觀點：開始抗爭時我們試圖改變世界，但是許多年來世界從本質上沒有任何改變，歧視、不公仍舊存在，因此沒有理由停止抗爭。
《活在三里塚》中有兩個段落非常感人。農民在抗爭中，組成各種行動隊，其中青年行動隊的隊長三之宮文男，在三個警察死亡後，以自殺來平衡原本是被施暴一方感到的内疚。文男的母親靜枝，一直記得出事當晚聽到文男叫「媽媽、媽媽」的聲音，卻不知是夢是真。通過另外兩位青年行動隊成員石毛博道和秋葉清春的回憶，我們了解到文男死亡的意義，以及他自殺前所承受的巨大的壓力。電影中朗讀出他1800字遺書中的一部分，畫面用北井一夫的照片剪成蒙太奇，配上悲壯的音樂，的確讓我們感到生命之重！令我感動的是，北井一夫曾在《邊田部落》中被捕，當他和另一位青年被釋放而全村宴會時，另一位酒喝多了的青年濤濤不絕，他在特寫鏡頭中只有沉默，但他後來的《活在三里塚》寫真集，有很多難得的沉靜影像，除了捕捉到田間勞動的婦女，還有村民為文男擡棺的照片。
140分鐘的《活在三里塚》到了110分鐘左右，不期然用了近20分鐘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七歲開始工作、沒過一天好日子的老太太大木余禰，因爲沒有家人，房子破舊，而首先被「安置」。余禰不識字，她靠種米和菜，在河里洗衣服，然後到各家去幫忙賺點小錢買醬油和味噌生活。政府評估她的房子價值不到一百萬元，但是沒有考慮她搬家後，根本無法交水電煤氣費用。大學生小泉英政，在她晚年生病時成爲她的養子，因爲他佩服她的抗爭精神，也不滿政府欺淩這樣一位老人。影片中把她的「開戰宣言」用聲音演出，畫面是小川拍攝的她被警察擡走的樣子，雖然頭髮淩亂，卻能夠給攝影機一個堅定的眼神，使整部記錄片達到情感的高潮。小泉在余禰去世25年後，終於向政府索回余禰當年和丈夫開墾出來的、現在在成田機場裏的一塊農田。我們見到他的日常抗爭，就是巨大的飛機從他頭頂上不斷轟然而過，他卻旁若無人地種田。在1968年的《三里塚之夏》中，學生們把抗爭的理念和方法教給了農民；到了2014年的《活在三里塚》，當年的學生變成了農民，把耕田作爲自己的日常！
一段遺書和一段宣言相呼應，白雲重壓下的機場，機場路邊的「機場粉碎」的牌子，團結小屋裏抗爭了四十年的人，對歧視和壓迫漫長的戰爭，2014年去世的大津幸四郎，（不論別人如何解釋他與小川的分道，）隔著悠遠的時空，在小川的七部三里塚電影之後、以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光完成了第八部三里塚電影。如果說第一部促成了第八部的拍攝，第八部則讓前七部都增加了一個新的解讀和思考的場域。不論對於臺灣還是香港，這個場域或許也能讓我們通過前瞻未來而思考現在。
* 原文刊於《明報》，誠蒙作者授權允許轉載
* 圖片由作者提供，特此鳴謝
* 關於小川紳介，另可參考〈當抗爭成爲日常：45年前的三里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