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畫手民 Cinezen
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杜海濱全球首映的紀錄片《少年小趙》獲得了紀錄片競賽單元的評審團獎。這部影片可以比擬美國電影《阿甘正傳》，從一個小鎮少年的成長經歷，讓我們看到過去中國幾十年的歷史、政治的一些片斷。如果一位導演可以讓一位少年來見證歷史，看歷史教育對於他的世界觀的影響，那麽歷史和政治就可以成爲生動的故事。何況小趙並不是遲鈍的阿甘，他代表了生長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見證了北京奧運會的這代十分愛國的青少年，有著強烈的表達欲望，也不忌諱身體力行地模仿電視上看來的「愛國」行動。這部紀錄片通過一個少年真誠話語、歌聲和淚水，展現給我們一個當代中國的畫卷。看似自然流動的影像與聲音背後，卻是一位紀錄片人執著的拍攝與思考。
《傘》
關注邊緣人群的電影
第一次看到的杜海濱電影，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司徒兆敦老師帶到香港來放的《鐵路沿綫》。那是2003年，國内用DV拍攝記錄片的導演們還很少能夠踏出國門。突然看到這樣一部電影，對於在知識分子家庭長大、又在國外留學多年的我來說，有些新鮮與刺激，因爲它讓我那麽近地看到平時不可見的低下層邊緣人群的生活。對那部影片很深的一個印象，是見到其中一位少年對於來拍片的杜海濱慢慢寄予的希望，希望借錢、希望他能夠幫他做到某些他自己做不到的事，這些讓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漸漸有些尷尬。雖然影片到了最後，那個少年從拍攝地點和鏡頭前消失了，讓我替導演鬆了口氣，但我不知道是否因此，杜海濱以後的鏡頭沒有那麽近了。
事實上，作爲紀錄片導演關注邊緣人群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爲導演本人不能給被拍攝者帶來太多實際的好處，而獨立紀錄片也不能產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的那種影響。和被拍攝者關係處得越好，之後面臨的道德挑戰就越大，導演被接受之後，才能拍到更多的隱私内容，可以說對人性的表達更深刻，也可以說給觀眾提供了更多偷窺的刺激。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創作的中國導演中，拍攝《走出鳳凰橋》的李紅，拍攝《老頭》的楊麗娜，拍攝《姐姐》的李玉，都一度或者徹底放棄了紀錄片這種形式，因爲她們作爲女導演，比王兵、杜海濱、賈樟柯等男導演，都更容易地進入到家庭的私人空間、並獲得被拍攝者更大的信任。
《1482》
《傘》和《1428》
2000年的《鐵路沿綫》之後，杜海濱又拍攝了《高樓下面》（2002）、《北京紀事》（劇情短片，2003）、《人面桃花》（2005）、《電影／童年》（2005）和《石山》（2006），但真正讓他在國際電影節上引人注意的，是2007的《傘》。這部影片在入選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之後，又參加了阿姆斯特丹電影節及法國真實電影節。2009年，杜海濱在四川大地震後拍攝的《1428》，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獎次年來到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那一次，我因爲時分明顯地感覺到影片剪接上的飛躍，而和他做了一個比較長的訪問，聊天的時候，他說他第一次感到佩服剪接雪蓮，是她把他一個14分鐘長的鏡頭剪到4分鐘，而他並沒有感覺到損失任何信息。其實我一直覺得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的片子都可以剪接得更緊湊，因爲我本人十分珍惜時間，或者說很重視有限的片長中觀眾可以處理的信息量。
其實《傘》和《1428》都是挺有野心的作品，不但視覺上豐富，兩部作品都試圖呈現出中國社會的縮影。《傘》分爲幾個章節，每個章節的聯繫不太緊密，因此可以說這部作品很大膽，但是因爲它的鏡頭仍舊偏長，整體上傳遞給觀眾的信息不如《1428》來得強烈。《1428》選擇四川地震之後去拍攝，目的並不是拍攝地震本身，而是從天災的契機去看中國社會的構成。如果沒有強大的剪接，這部影片所呈現的人物，可能會像震後的廢墟一樣紛亂，因爲紀錄片的主題是在剪接過程中才逐漸呈現的。對於剪接雪蓮的功績，我必須另外撰文敘述。
《少年小趙》
《少年小趙》
由法國公司出資、CNEX發行的杜海濱的新作《少年小趙》，再次讓我對杜海濱刮目相看。這一次，導演的敏銳、堅持通過小趙的成長表達得近乎完美。如果說他以前的拍攝都是放大於收，那麽這一次的拍攝卻把中國社會中意識形態的傳播和轉變成功地聚焦在一個人身上。在影片中，小趙經歷了從19歲到24歲這個世界觀的成型期，對於各種問題的看法都有所轉變。英文片名直譯是「一位愛國少年」（A Young Patriot），在影片一開始，我們看到穿著六十年代軍裝的小趙，在遊客熙攘的平遙古街上，揮動國旗，大喊「還我釣魚島」、「放我船長」！這個濃眉大眼的少年儼然成了古街一景，遊客紛紛要求與他合影。然而在看到這最初的街頭奇觀之後，拍攝是否要繼續一度成了雞肋的問題。這個少年的日常生活與其他少年無異，高考落榜後復讀期間，他在旅館打工當門童；接著，他考上大學去了成都，世界變大了。我們看到他從一個說不清的五四和六四之間的聯繫的少年，變成一位在大學裏對1935年發生的一二九運動深情演繹的大學生。從熱情參加建國60周年紅歌演唱，到怎麽也弄不明白的薄熙來事件；從對於民主集中制這個自相矛盾的概念的思考，到含著眼淚拍攝自家房屋被強拆；生活一直教育著他，不斷地向他述說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小趙和杜海濱一起來到香港。香港的觀眾聽到他在影片中講到對於六四的大而化之的認識，對於民主集中一詞所表現的迷惑，以及對於薄熙來唱紅打黑的認同，都會替他有些擔心，覺得他觸碰了「敏感」話題，但事實上，很多中國的青年都經常地處碰著這些「敏感」話題。小趙並不是邊緣人，他代表了九零後相當主流的人群。如果說他與大城市青少年有什麽不同，可能就是影片起始時，他的意識形態有點陳舊。因爲即便是像杜海濱導演這一代人，也絕少會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海報貼在自己宿舍的床頭。正因如此，小趙在五年内思想轉變的跨度比一般青少年人要大，而他直面政權和體制壓力的事件，就是對於他祖父母居所的強拆。在日製挖土機開始摧毀他祖父母居所周邊房屋的時刻，小趙的對抗就是拿著照相機、流著眼淚記錄這個殘酷的時刻。那一刻，拍攝者的攝影機又那麽近地讓我們看清小趙。而導演則通過小趙，這位舉著五星紅旗的少年，讓我們聼他如何詮釋「愛國」的概念，讓我們看清了中國的很多現實。杜海濱的電影風格，仍然像他本人一樣沉穩，即便他鏡頭中展示的是又一代血脈盆張的少年，他也會給與這位少年實實在在的尊嚴。
《少年小趙》
* 文題為編者所擬
* 劇照由作者提供，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