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抗爭成爲日常:45年前的三里塚

去年928之後我寫過小川紳介的三里塚抗爭系列的電影,在那之前,港大教授何式凝已經走上街頭成立了「未來民主大學」,並開始以日記體的文字在臉書上記錄自己「非常時期」的「日常」生活,最近這些日記結集出版,書名為《抗命時代的日常》。事實上她在831之後已經進入自己的「抗命時代」,去年9月27日,她在街頭陪伴學生到凌晨,下午還到油麻地電影中心為我的《金門銀光夢》放映主持問答,接著又回到金鐘探望學生,讓我十分感動。每天讀她的日記,我很佩服她日復一日都能在喧囂熱血之後,平靜地書寫,記錄自己原來的「日常」如何被「抗命的日常」擠壓或者充盈。今年有機會在香港重看三部小川的三里塚紀錄片和新作《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2014)時,何式凝的「日常」於是與片中人物的「日常」不期然交集在一起,讓我對她「溫柔的暴烈」、對於三里塚農民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抗暴都有了新的認識。

共同生活工作的小川團隊

認識小川紳介和三里塚

1999年底,我從加拿大遷往日本,到城西國際大學去就任研究員一職,大學在千葉縣東金市,距離成田機場不太遠。東金市民風淳樸,第一次在「旅氣球」旅行社買返加國的機票,熱心的旅行社社長小川還開車送我去成田機場。路上不期然看見懸掛在高速公路橋上的反對機場建設的大橫幅,還在路邊看見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三里塚空港粉碎!」小川社長解釋說,那地方叫三里塚,農民因反對修建機場,一度抗爭激烈,還有人自殺。他說有位也叫「小川」的導演,拍攝了很有名的關於三里塚抗爭的紀錄片。當時成田機場已經啓用了22年,還有人要「粉碎」空港,著實令我驚訝。後來才了解,原來1978年只修建了一條跑道,我在2000年左右看到的橫幅,是修建第二條跑道時引發的又一輪抗爭。2002年第二條跑道正式啓用時,我已離開日本來港任教了。

小川的紀錄片,我是在看到「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吳文光、臺灣著名獨立紀錄片導演吳乙峰、以及上海女導演彭小蓮等人的文字之後很久,到2011年初才首次在香港看到。那時策劃香港獨立影展的影意志,已經覺得很有必要放映小川電影,而七部電影幾乎全部滿場又反應熱烈。香港紀錄片人中,我只聽鄭智雄說他見過小川本人,大約1989或1990年,小川來港放映時,場内觀衆寥寥無幾。好在小川還親眼看到,鄭智雄看懂了他的電影,因此仍舊愉快地交談。可惜1992年2月小川就去世了,未能看到鄭智雄1995年的作品《大禍臨頭》,這部影片中受到小川影響的印跡清晰可見。經歷過香港六、七十年代社會躁動的人,大多不會像今天的年輕人一樣,通過觀看紀錄電影而了解抗暴的方法與歷史。

小川開始拍攝的是學生運動,從學生那裏了解到政府為建設成田機場,在沒有徵詢農民意見的情況下,試圖強行徵用農田,從此引發了三里塚農民的抗爭。在抗爭初期,學生們作爲自覺的抗爭者付出了巨大努力,小川也因此將整個團隊搬到三里塚去住,並從1968年開始拍攝農民的抗爭,先後共有七部長片:《日本解放戰綫:三里塚之夏》(1968)、《日本解放戰綫:三里塚》(1970)、《三里塚:第三次強制測量阻止鬥爭》(1970)、《三里塚:第二寨之人》(1971)、《三里塚:石山出鐵塔》(1972)、《三里塚:邊田部落》(1973)、《三里塚:五月的空港之路》(1977)。其中《三里塚之夏》和《第二寨之人》被看成抗爭紀錄片經典,而《邊田部落》則是往後來村落歷史紀錄片過渡的作品。

警告村民警察逼近

從種田的日常到抗爭的日常

很多香港電影節的觀衆和我一樣,看《活在三里塚》之前先重溫了小川三里塚系列的電影。《三里塚之夏》一開頭,我們已經置身農田當中,有人抱怨西瓜被毀了,隨後見到一隊防暴警察衝入鏡頭。然後我們看見大特寫中的學生在討論,他們認為農民沒有覺悟,只知種田,甚至不知道厄運已經來臨;接著有農婦說,如果沒人拉警報,她們不知警察來,就還是在種田。這時候學生在鬥爭的第一綫,種田仍舊是農民們的日常:每天在田間辛勤勞作,勞作間隙喝杯茶、大家說笑一下,日子過得去,也沒人想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一天,政府人員來丈量土地,幾代耕種的土地要被徵用,農民的生計和日常不在政府考慮之中。因爲他們不肯就範,大隊防暴警察出現在田間;對峙中,有一隊學生踩單車去上學,暴警隊伍還整齊地分開讓路。因爲這個俯拍的鏡頭太過完美,我懷疑暴警衛學生讓路不是第一次發生;雖然接下來對峙繼續。

抗爭漸漸有了層次,農民們從和平對峙到開始收集石子,從群體討論要不要武器,到決定由青壯男子組成敢死隊。當警察壓近的時候,這些人走在最前面鼓舞士氣,攝影機也在最前面,記錄可能的施暴。然後攝影機被打到地上,攝影師被抓,大家跟著警察要人:「我們絕對不善罷干休。你是公僕,叫什麼名字,負責的人是你,你逮捕了他們不能這樣跑走。」質問:「我們攝影師在拍攝時,怎麽可以擲石子?」原來就是這位34歲的叫大津幸四郎的攝影師,在拍攝了《三里塚之夏》之後,與小川分道,78歲時回到三里塚拍攝了《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電影2014年10月12日在臺灣國際紀錄片節全球首映,80歲時的他因病未能出席,一個多月後去世。這部作品給他的生命划上了壯美的驚嘆號!今春香港國際電影節也再次放映《活在三里塚》和小川的三部影片,足見台港兩地對於三里塚系列的重視。

和警察對峙的農婦

三里塚的群像與特寫

《三里塚之夏》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女人們和警察群體對峙的段落,有一位年輕女性哭著質問:「你媽媽叫你們壓迫農民嗎?你快變成殺人犯了,知道嗎?」這時候,攝影機在很近的距離凝視兩個戴頭盔的防暴警察,我們能感到這質問的力量。那些終日一起勞作的媽媽們之中,最令人難忘的是體重八十公斤的柳川媽媽,她說以前只知看漫畫的兒子長大了,然後我們看見這個兒子秀夫推了一車西瓜走來,燦爛笑容。柳川媽媽在後來的影片中又出現過,但是在2014年的《活在三里塚》中,我們才真正認識柳川秀夫,他是少數幾個仍堅持抗爭的人之一。《三里塚之夏》結尾時,貝多芬的《歡樂頌》伴隨著很長的航拍鏡頭,似乎要永久記錄即將消逝的農田風景。

三年後的《第二寨之人》中,柳川媽媽及其他婦女已經組成婦人行動隊,小川仍舊給了她們很多鏡頭。其中最爲動人的一組鏡頭,是村民們準備對付來砍樹的警察,一位母親練習用一把號碼鎖,試圖把自己和女兒鎖在一棵樹上,然而又不太確定怎麽樣鎖,才不至於讓女兒太不舒服。農民們漫長的準備,被警察短暫的暴力擊碎。平靜之後,村裏老人已經對於抗爭的日常,有了自己的理論和哲學,雖不完善,但讓我們看到一度只屬於學生的政治語彙,農民已經自覺使用了。在那些讓小川電影變成經典的「戰爭」場面中,開始是警察單方面水車鎮壓,此刻是抗爭者也用燃燒彈:在戰爭場面之外,小川團隊總有攝影機在後方,用很多時間凝視農民們思考、開會、轉變;不如此,我們怎會為他們擔憂!

歷史不能倒退,也沒有「如果」,但我們知道小川的拍攝和放映,在鼓舞農民士氣、獲得知識分子同情之外,也讓小川團隊收到捐款,把全組搬到村子裏,拍攝農民的抗爭與日常。又過了兩年,隨著勢態平靜下來,《邊田部落》已經在傾聼老人講村子歷史。大家仍舊開會,不過是討論要不要幫明治家遷墳。一個外村嫁來的女人給小川導演解釋祭祀儀式,會用蘿蔔做陽具貢奉,爲了逼真,底部加一些蔥;她跟導演說笑,觀衆也跟著笑。然後兩個年輕人被逮捕,政府想用剝奪勞動力的手段威脅農忙中的農民,但他們想辦法互助,輪流探訪獄中兒子們。農田地女人們小憩時,講一個臨村女人感到的無助,對本村的團結很自豪。到1973年10月6日全村派對,慶祝兩個被捕青年出獄。第二天女人們唱頌經,求菩薩慈悲,原諒一切衝突。

再往後,小川團隊從關注農民的抗爭,進入到關注普通農民的日常、田間勞作的日常,因爲他意識到「日常」終將變成歷史,但是那些「日常」的影像和聲音,纔是人類了解自身代代相傳和生命歷程的最爲寶貴的記憶。

One commen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